【原文】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余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雲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襯，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那都，令馳射莫能中，則雲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譯文】
人的言語一經發出，娓娓不斷，一定要有額外的音節補足句子，作為句子的發語同和語尾助詞。因此“伊”、“準”、“夫”、“蓋”,表示一句話的開頭；“焉”、“哉”、“矣”、“兮”，幫助斷開句子。去掉它們，語言就不完全，加上它們，句、段才得以完整。史書敘事，有時與此相似。所以要敘述晉靈公加重征收賦稅以彩畫牆壁，就先以“不君”來稱述；要講述司馬安四次做官做到九卿，就先用“巧宦”來標示。這就是所謂敘事的“發語詞”了。又如寫重耳討伐原國時，顯示了信用，後面就以城驥之戰“一戰而成為霸主，正是文明教化的作用”作為接續；記載匈奴人做了那都的偶象，叫兵士騎馬射它，沒有一個能射中，接著說他們害怕那都到如此地步。這些就是所謂的論述事情的“語尾助詞”了。
【原文】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時寄抑揚，乃得失享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
【譯文】
過去孔夫子刪訂經書，意義在于彰明褒貶，就像日月星辰一樣明明白白，應該作為不可改易的原則。而史傳所記載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廣泛地記載事情。至于要在記述事情之外，還要不時寄寓褒貶抑揚，這樣一來，得失是非全在于片言只句之間了，要做得好談何容易？難道能不謹慎嗎？
【原文】
但近代作者，溺于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雲︰趙秧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進計行栽，憚同氣女兄，摩筍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統是侍，犬永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雲︰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于貧賤，不充拙于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元，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盡？又雲︰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才術相類殆，錨株無爽拜，而雲不能絕乎？
【譯文】
但是近世的作者，沉迷于追求繁雜豐富，就有時候“發語詞”用得不當，“語尾詞”加得不合適，讓後世的讀者難以信任。《史記》的世家中有這麼一句︰“趙鞍的幾個兒子中，無恤最賢。”要說賢者，應當以仁恕作為首要的品質，禮讓作為立身的根本。至于像無恤，假托與鄰國國君會盟，設計進行凶殘殺戮，使同胞姐姐舉異自殺。這卻是狡詐而用心殘忍，貪婪而不顧親屬，與鯨蛻同類，比豬狗不如，怎能稱作“賢”呢？又《漢書》上說︰“蕭何認識到韓信賢。”按說賢人處世，無論遇到順利或危機，表現如一，不因貧賤而顯得困迫失志，不因富貴而顯得欣喜失態。還有《易傳》說︰“能夠明白進退存亡的，大概只有聖人吧。”像淮陰侯開始處于貧賤中，不務正業，行為不軌，後來享受榮華富貴時，自滿自得，招災惹禍，自己背叛君L，名列罪犯之列，沒听說有過自我警惕防範，哪里有知足的念頭？如果贊譽他善于領兵打仗，稱他有才略也就可以了。一定要用“賢”來標榜他，豈不荒謬？又說︰“嚴延年很精悍，做事敏捷，雖然像子貢、冉有那樣的精通于處理政務，他都可以與之相比。”以一個編在《酷吏列傳》里，人稱“屠伯”的人來和孔夫子門下的著名人物相比，豈不是不倫不類嗎？況且從春秋時代到漢代，經過了很多年，如果以語言相貌取人，既沒听到過前人說的話，也沒見到過前人的面貌，又怎麼知道和他們的才能類似，絲毫不差，因而就說能與他們相比呢？
【原文】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速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雲︰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艷高論。至《收傳》論又雲︰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于《爾朱暢傳》又雲︰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剿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雲“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于《本紀》論又雲︰“者宮制勝，闔城擎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于德政。”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說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
【譯文】
佔人記事，或是在前面為後面將發生的事埋下伏筆，或是在後面點出結論。分布雖然松散，但綜合交錯更顯細密。現在人記事就不是這樣。有的在不同的篇卷中，就發生了矛盾，有的在前後行句中，頓時出現乖悖。所以《齊史》中論述魏收，有的地方說他為良史直筆，有的地方說他歪曲不正，三個地方說法不一（李伯藥《齊書序》議論魏收說︰“如果他的子孫有靈，我認為恐怕也未必同意他的高論。”到了《魏收傳》論中，又說︰“足以成為司馬相如的弟子，孔夫子的門徒。但是志向在于修史，喜歡揭發人家的隱私。”在《爾朱暢傳》中又說︰“他接受爾朱暢的財物賄賂，所以寫他的父親爾朱榮傳時少寫了很多壞處。”這就是三個地方說法不一）。《周書》評論太祖，又說他“寬仁”，又說他“好殺”，兩種說法不同（令狐德菜在《周書•元偉傳》中說到文帝不殺害魏朝元氏親屬時，就說太祖天性寬厚仁慈，沒有什麼猜忌的性格；在他的《本紀》論中又說︰“攻克江陵，全城人都被他或抓或殺；攻打茹茹族，幾乎全族人都被殺滅。雖然事情關系到政權，但卻與德教相違背。”這就是兩種說法不同）。不僅是講話沒有標準，而且事情成了前後矛盾了。人的品質是同一個，而史書上的評價卻有好多種，尤其因為喜歡發一些雜亂的議論，而不去追求確切而正直的道理，因而使出言反復不一，讓讀者迷惑。
【原文】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顆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雲“好尚淳樸，遠師少埠”；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余所說，多類于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鄭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扭，庚信贈其詩曰︰“貌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復詩曰︰“德星猶未動稱，真車詛肯來時？”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庚、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采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時，首尾相違，則百藥、德菜是也；《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狐德巢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譯文】
也有新政權的君主，美德惡行一覽無余，清楚明白如同星河，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卻有人隨便加以涂抹，著意進行粉飾。近代史書中，這一類的弊病特別多。比如《魏書》記敘道武帝用鳥名作為官名，就說是“崇尚淳樸，學習遠古的少眸氏”；敘述道武帝和邊遠部落締結婚姻，就說是“招撫邊遠部族，仰慕追隨漢高祖”。其余的論說，大多與此類似。按說北魏興起于邊遠的北方，關于古代典籍的知識很少。與邊遠部族聯姻，也只不過像秦、晉那樣世代通婚而已。所以，以鳥名為官名，哪里會與鄭子的話有關？與披發人結親，何曾借助奉春君的策略？大話無邊，多麼厚顏無恥！又如《周史》說︰元行恭在北齊滅亡後得以歸國，庚信贈詩給他說︰“被國滅亡美玉歸，北齊蕩平寶鼎回。”陳朝周弘正出使來周，在賓館里贈詩給韋復說︰“德星還沒有移動，真人的車子如何肯來？”元、韋二人被庚信、周弘正看重到這種程度。文字會有損意思的表達，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比擬會不恰當，也是由來已久。如果把庚信、周弘正所作的詩文都作為信史實錄，那麼他們所褒貶的不止一人，都應該采取他們的結論，何止只是采錄這四句？至于評價不一，前後矛盾，那麼李伯藥、令狐德菜就是（(（齊史》是李伯藥撰寫的；《周史》是令狐德菜撰寫的）；心里帶著自己的愛憎好惡，用詞不定，那麼魏收、牛弘就是（(（魏書》是魏收撰寫的，《周史》里記載元行恭等事，本來是牛弘撰寫的）。這些都是判斷裁定不高明，才智見識不周密，卻輕易下筆，任意褒貶。所以盡管彌補縫合得很合適，而缺漏的痕跡卻更突出，使無知之人受到迷惑，被有識之士嗤笑。
【原文】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俠。案《左傳》絳父論甲子，隱言于趙孟；班《書》迷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稽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雯立傳，全采左、班之錄，而其傳論雲︰“二雯陷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于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足音子愈反，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于臨穴淚下，閨中長嘆皿，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堯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
【譯文】
話少的人，說出一句就已經周全；才學蕪雜的人，靠幾句話才能透徹。查《左傳》講絳縣老人論甲子的事，隱在對趙孟的記載里；《漢書》記述楚地老人哭龔勝的事，沒有寫下他的姓名。隨便舉這樣一件事，就可以類推其它了。到了稽康、皇甫謐撰寫《高士傳》，分別為兩位老人立傳，完全采用《左傳》、《漢書》的記載，在傳論中說︰“兩位老人隱藏自己的德行以保護自己，不追求名利，躲避亂世，遠離禍害，安于作為卑賤勞役之人。”猜測古書的含義，從而增補新的言詞，這就像曹子建詠《三良詩》，顏嚴之作《秋胡行》，有“面對墓穴而淚下”、“閨房中深夜長嘆”的句子，雖然詞句比原來的本傳要漂亮，但與原義沒有任何不同。野鴨的腿雖然很短，要加長它卻是可悲的事；史書的文字雖然簡約，要增加它反而成為累贅。要增減前人的文字，豈是容易的事？
【原文】
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于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磋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譯文】
過去孔夫子刪定《春秋》，把唐虞作為上限，下迄于周，剪裁去浮詞，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使帝王必須遵守的原則明明白白。可嘆啊！距離聖人的時間越來越遠，史籍越來越多，其中的是非得失誰能修改訂正？即使有具備改正錯失的才能的人，卻又因為不受信用而廢棄他的意見。這就是秦大夫繞朝對士會所說的︰“不要說秦國沒有人才，因為我的謀略不被采用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