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顆，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于此乎？
【譯文】
好的史書，以敘事為首要。至于寫出歷史人物的功過，記下歷史人物的善惡；有文采而又不流于艷麗，質樸而又不是粗野，使人體味其中的滋味和意旨，懷想其中的聖德言淪．再三捧讀而不知疲倦，讀之百遍而不覺厭煩，自然如果作者不是聖人，誰能做到這一點呢？
【原文】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雲︰“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訓浩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雲三史，經史之目元，于此分焉。
【譯文】
古代聖人的述作，上起自《堯典》，下至于《春秋》，這些或是運用文辭，排列史事的著作；或有溝通古今，了解往事的含義。子夏說︰“《尚書》議論史事，光明正大，如同日月一般。”揚雄說過︰“說事情，沒有像《尚書》那樣清晰的；說道理，沒有像《春秋》那樣透徹的。”這就說明，《尚書》含義曲折深奧，在訓浩中體現深刻的含義；《春秋》把隱含的大義闡明出來，用委婉的語言寫成文章。雖然它們方法不一，但是各得其美，確實應當用來作為千秋萬代的典範和楷模，是著述中的領袖，後代人的龜鏡。後來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接著聖人而寫，則是僅次于它們的著作。所以世上的學者都是先說《五經》，接著說《三史》，經和史的名目，從這里就分出來了。
【原文】
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呆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聚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念禽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調境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拒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兒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少、；而《普》、《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譯文】
我曾經試圖說過︰經好比太陽，史好比星辰。明亮的太陽光芒閃耀，星辰就會失去光芒；太陽下山，星辰就會明亮燦爛。所以，《史記》、《漢書》的文字，對于《尚書》、《春秋》時代的敘述，語言淺俗，涉及到瑣碎枝節之事，如同翅膀下垂的鳥，不能高飛；好比音調不諧的禽，吹不成聲。只有到了戰國以後，離開聖人的時代越來越遠，才能露出鋒芒，顯得出色有生氣。由此可見，人的才能有差別，相差很遠，要比較他們的優劣，不可同日而語。自從漢代以來，將近千年，著史者相繼而出，不止一家。要在其中找出好的，大概寥寥無幾吧。司馬遷、班固著書，已經是敗壞五經傳統的罪人，而晉、宋以來出籠的史書，更連《三史》都不如了。就好像王業、霸業那樣一個純美，一個駁雜，相差懸殊。人才難得，到了什麼程度！
【原文】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甦》、《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于《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媛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俊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譯文】
然而人們的著述，雖然出于同一人之手，其中也有好壞不均，精粗不等的情況。如《史記》中的《甦秦》、《張儀》、《蔡澤》等傳，是其中的好的；而像《三皇本紀》、《五帝本紀》和《日者》、《太倉公》、《龜策》等列傳，確實就沒有可取之處了。還有《漢書》的帝紀、以及《陳勝》、《項羽》等列傳，是其中最為嚴重的。至于《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等傳，又哪里值得一談了或許是因為繪畫一定要有粉底才能漂亮，帝王所在的京都一定要有山水的襯托才顯得壯觀。所以語言如果不美，歷史著作也拙劣；事跡如果美好，歷史著作也工致。如果一個時代沒有異常的傳聞或奇異的事情發生，沒有英雄豪杰出現，沒有賢人產生，事情瑣屑，人物平庸，不出常理的範圍，卻要求著史的人顯示出歷史著作的公正、真實，表現出作者的隱微婉曲的著史才能，大概也是困難的吧。
【原文】
故揚子有雲︰“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瀕瀕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J淮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翁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泊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于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譯文】
所以揚雄說過︰虞夏之書淵深博大，商代之書廣闊遼遠，周代之書嚴肅不苟，周代以下就凋敝萎靡了。我們看左丘明記事，當齊桓公、晉文公相繼稱霸，晉、楚交替為諸侯盟主的時候，就能夠修飾詞句，形成典雅的文風。到了周王室極端衰微，史事更加雜亂無章，《春秋》中的精妙的言詞，就幾乎絕跡了。我們再看司馬遷的敘事，周代以前，記事不完備，文字粗疏，不成體統。而從秦漢以下，則條理清晰，光彩煥發，很值得稱道。至于像荀悅的《漢紀》，才華只表現在西漢十帝，陳壽的《三國志•魏志》，佳處僅在于前面三祖。依此類推，其它的也都與此相似。
【原文】
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助《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低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辭，君憊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書事于士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棲犢，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譯文】
能識得寶貝的人很少，能知音的人大概也不多。近來有裴子野編寫《宋略》，王韻撰著《齊志》。這兩家都長于敘事，不遜于古人。但世人說起來，都人雲亦雲地稱贊裴子野，低毀王韻。因為江南的風尚文雅，所以裴子野的文筆工致；中原的事跡蕪雜，所以王韻的言詞常顯得粗鄙，而且裴幾原追求對言詞的修飾，王君愚注重對事情的真實記錄，這就造成了對他們的贊美與厭惡的不同。假如讓左丘明重出，司馬遷轉世，記錄北齊一代言行史事，恐怕也要輟筆難寫，無從發揮他們的佳言妙論了。所以怎麼能以後代的作者和古代的相比，對他們的得失一概而論呢？
【原文】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視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右《敘事篇》。
【譯文】
敘事的體例，種類很多，不是短短的篇幅就能詳細論列的。這里再把它分門別類，定為三篇，論列于下。（以上是敘事篇的序。）
【原文】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于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同，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于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易足道哉？
【譯文】
好的國史，主要體現在敘事完美上，而敘事完美，又以簡要為主，簡要的意義大啊。一一觀察自古以來可作為著史者的規範的書，《尚書》作為開端，所記載的追求事實減省；《春秋》轉變了體例，所記載的注重文字精省。這大概是由于時代風尚厚薄不同，前後風格相異。然而文字簡約而史事豐富則是它們共同的，這才是特別好的歷史著作。從兩漢開始，直到三國，國史的文字，變得越來越多而且雜。到了晉代以後，在這條路上走得越來越遠。如果要尋找多余的句子，摘取多余的詞語，那麼一行之中，必定有幾個字是被錯誤地加上去的；一篇之內，必定有兒行是浪費筆墨的。成群的蚊子的聲音會形成雷聲振耳，眾多的輕物的重量也會壓斷車軸。何況章句不加節省，言詞沒有限制，即使能裝載幾大車，又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呢？
【原文】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潛，自溢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封也，其誓曰︰“焚炙忠良，%lJ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草駱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網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甦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
【譯文】
敘事的體裁，可以分別為四種︰有直接記錄人物的才能品行的；有只記錄人物的事跡的；有根據言語可以了解的；有借助論贊而自然清楚的。如《古文尚書》，稱述帝堯的德行，用“允恭克讓”來表示；《春秋左傳》講述子太叔的形狀，用“美秀而文”來表述。像這樣的記載，再沒有其它的說法了．就是所謂的直接記錄才能品行。又如《左傳》記載申生被驪姬陷害，上吊而死；班固《漢書》記敘紀信被項羽圍困，代替漢高祖而死。這些就不說他們節操如何，但人物的忠孝自然顯示出來，這就是所謂的只記錄事跡。又如《尚書》記載周武王歷數商封王的罪狀，在誓詞中說︰“燒烤忠良，剖挖孕婦。”《左傳》記載隨會淪述楚國，所說的話是︰“革格藍縷，以啟山林。”這就是才能品行，全都沒有談到，但在人物語言中涉及到了，事跡也就顯示出來，所謂根據語言可以了解的。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說︰“甦建曾經責怪大將軍不推薦賢人，不以禮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尾，班固贊語說︰“吳王裝病不朝見天子，文帝賜給他幾杖。”這些都是本紀和列傳中都不作記載，而史臣發表議論時另外說出這些事情，就是所謂的借助論贊而自然清楚的。
【原文】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贊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雲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雲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雲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雲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谷梁傳》雲︰驪姬以雞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于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雲︰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贊論又載也。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顆。《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野、王肋無此也。
【譯文】
如此說來，才行、事跡、言語、論贊，所有這四個方面，都不相互依據。如果四個方面都要寫出來，那麼所費的筆墨將特別多（近來史書在紀傳中要敘述人居喪時哀傷過度，就先說他“豆比純孝”；要敘述人整夜讀書，就先說他“篤志好學”；要敘述人作戰時奮不顧身，就先說他“武藝絕倫”；要敘述人下筆成篇，就先說他“文章敏速”。這樣就是既敘述他的才行，又寫明他的事跡了。如《谷粱傳》中說︰“驪姬在酒里和肉里下毒。晉獻公田獵歸來，驪姬說︰‘太子已經祭祀過了，所以拿祭祀的酒肉來為您祝福。’獻公將要食用的時候，驪姬跪著說︰‘食品是從外面來的，不能不試一試。’把酒倒在地上，地面鼓起一個大包；把肉給狗吃，狗倒地而死。驪姬下堂哭呼道︰‘天啊！天啊！國家是你的國家，你何必在乎晚一點為君主啊！"，還有《禮記》上說︰“宋國陽門的介夫死了，司城子罕哭得非常悲痛。晉國派來偵探宋國的人回去報告晉侯說︰‘陽門的介夫死了，子罕哭得非常悲痛。老百姓心情舒暢。恐怕不能攻打。”，這就是既書寫了事跡，又記載了言語。還有近來的各種史書，一個人的事跡，好壞都已在紀傳中詳細記載了，後面又用論贊重復敘述前面的事。這就是才行、事跡已在紀傳里寫了，論贊又加以記載）。但是自古以來的經史，大多有這樣的毛病（(（公羊傳》、《谷粱傳》、《禮記》、《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直到皇家所修撰的《五代史》都有）。能夠避免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韻沒有這樣的毛病）。
【原文】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藕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禮記沖已有注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公羊》稱鄭克吵，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跋，齊使跋者逆跋者，禿者逆禿者，吵者逆妙者。蓋宜除“跋者”已下句，但雲“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于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雲︰“年老，口中無齒。”蓋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余剩，字皆重復，史之煩蕪，職由于此。
【譯文】
還有，敘事的省略，可以分為兩類︰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如《左傳》記載宋國華禍來魯國會盟，說他的先輩得罪宋國，愚鈍的人認為他很聰敏。愚鈍的人稱贊聰敏（魯人，意思是鈍人。《禮記》中已有注解），那麼也就明白是賢達之人所嗤笑的了，這就是省句。《春秋經》說︰“隕石于宋五。”表明听到天上掉下東西的聲音，看到掉下來的是石頭，數一下是五塊。加一個字太詳細，減一個字太簡略，在詳略之中找一個最恰當的點，簡要但是合理，這就叫省字。與此相反的，如《公羊傳》說鄭克獨眼，季孫行父禿頭，孫良夫跋足。齊國用跋足的迎接跋足的，禿頭的迎接禿頭的，獨眼的迎接獨眼的。大概應該刪除“跋足的”以下的字，只說“分別用同類的人迎接”。如果事情都要重新敘述，就特別多費文字，這就叫煩句了。《漢書•張昌傳》說︰“年老口中無齒。”大概在這一句之內，去掉“年”字和“口中”也就可以了。這樣的六個字的一句話中，就有三個字是妄加的，這就叫煩字了。如此說來，省句容易，省字較難，能深切地認識到這一點，才可以談論著史。如果句子都是多余的，文字都是重復的，那麼史書的繁瑣雜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原文】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在于一簽；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于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簽一目而已，則庶幾拼眠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沛在矣。磋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右簡要。
【譯文】
釣大魚的人，垂下千條釣絲，得到魚的只是在于一荃；捕高鳥的人，張開萬張羅網，得到鳥的只在于一個網眼。敘事的人，有時徒然地擴充閑散的言詞，廣泛地增加無關的說法，如果取出其中的關鍵之處，不過一言一句罷了。如果能與打獵捕魚的人一樣，捕到魚鳥後就收起所有的釣絲網羅，所留下來的，只有一簽一眼而已，刀下麼或許可以做到多出來的老皮厚繭全都去掉，灰塵污垢完全清除。花落了而果實在，渣去了而汁水在。唉！能夠精簡了再精簡，是玄妙而又玄妙的。輪扁沒辦法說出用斧子的巧妙之處，伊摯沒辦法說出湯鍋中滋味的變化無窮啊藝（以上說的是簡要。）
【原文】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磋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縛說，理盡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子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縴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譯文】
對字詞進行修飾就成為文辭，對文辭進行編排就成為文句。句子累積起來就有了章節，章節累積起來就有了篇目。篇目一旦劃分，一家之言也就完成了。古代使者出使別國，以詞令為根本；大夫在外交場合的應對，以文辭為主。何況要把它們排列為章句，刊刻成書籍，怎麼能不盡力雕琢，以傳給讀者呢？自從聖賢開始述作，就被叫作經典，句句如同《韶》、《夏》之樂，字字好比琳瑯美玉，清清爽爽的語言，美妙而又豐盛。譬如在大海中遨游的人，空自驚異它的浩瀚遼闊；登臨泰山的人，只能感嘆它的高大險峻。如果要摘取其中最為突出的，卻不知從何摘起。但是章句中的言詞，有明顯的，有隱晦的。明顯的，詞句繁多，道理己經在文章中說盡；隱晦的，字句簡約，事情更在字句之外。如此，隱晦的與明顯的，它們的優劣不同，能夠明顯地看出來了。能夠省略小事而保留大事，舉出重要的就可以明白不重要的，一個字就能概括大事小事，幾句話就能使重要的不重要的都沒有遺漏，這些都是運用隱晦的方法。
【原文】
昔佔文義，務卻浮詞。《虞書》雲︰“帝乃姐落，百姓如喪考批。”《夏書》雲︰“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柞”。《虞書》雲︰“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確，動于亮；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擴。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彈，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打1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譯文】
古代的文章，務必去掉浮泛之詞。《虞書》說︰“堯死了，百姓如喪考蟬。”《夏書》說︰“啟呱呱地哭泣，我不能撫育他。”《周書》說︰“前線士卒倒戈”,“流的血把春柞都漂起來”。《虞書》說︰“懲罰了四個人而天下都服。”這些都是行文似乎粗略，其實內容豐富完整。所以起初讀它的人懷疑它簡易，而寫起來才發現它的困難。當然不是用“雕蟲小技”所能指責的。其後左丘明得到《春秋經》的傳授，以孔夫子為楷模。《春秋經》以幾個字包含的意義，而《左氏傳》以一句話表達清楚，雖然在文字的繁簡上有所不同，但在明顯或隱晦的處理上完全一致。所以如提綱掣領地講述國家的風俗，就有說士會執政，晉國的盜賊逃奔到秦國；邢國人遷移後如同歸家，衛國人忘了亡國的痛苦。如詳盡細致地講述人事，就有讓女人勸南宮長萬飲酒，然後用犀牛皮把他裹起來，等到了宋國，手腳都已露出來了；拉著廟宇的椽子，震動了屋梁；軍隊里的人大多很冷，楚王巡視並撫慰了三軍，三軍的戰士都如同穿上了絲棉。這些都是語言雖然淺近而意義卻很深遠，雖然話語已經結束而含義卻仍未盡。讓讀者看到表面的就能明白內在的，撫摸毛皮而能辯分骨頭，在文句中看到一件事，能夠在文字外舉一反三。隱晦的意義，不是很大的嗎？
【原文】
泊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唯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化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譯文】
到了司馬遷、班固的兩種史書中，雖然和《五經》相比已經遜色很多，但若尋找其中的長處，也還時常遇到這一類的語言。如漢高祖听說蕭何走了，如同失去了左右手；漢兵打了敗仗，唯河流水為之停止；董仲舒乘馬，三年了還不知道雄雌；翟公的門口，可以張網捕雀，等等，就是這樣的例子。
【原文】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于少期，《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曰︰一貌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子升取譏于君憋，王咖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溫子升，亦若此而撰《水安記》，率是支言。非不幸也。
【譯文】
從此以後，著史的原則日益衰微，字句蕪雜累贅的作者，不斷涌現。在他們的筆下，一般不用單字成詞，句子都要成雙，長短要相等，奇偶要相配。所以本來一字能概括的，也要湊足為雙字；應該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成四句。散漫重疊，不知剪裁。所以王處道被裴世期指責（《魏書•鄧哀王傳》說“容貌姿美”。裴松之說︰“一個貌字分為三個字，也是敘事類的一個毛病”）。溫子升受王君憊譏笑（王助《齊志》說︰“當時輿論遺憾邢子才不能負責撰修北魏國史，失意惆悵的溫子升也和他一樣，因而編撰《永安記》，全都是枝蔓之詞），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原文】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閥。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俊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才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晉》謂《晉書》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媛，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榷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譯文】
著史者的文字雖然簡略，而事理卻都很重要，所以能夠做到疏略卻沒有遺漏，儉省但沒有空缺，就像用奇兵的人，以一當百，能夠收到戰勝敵人的功效。如果沒有突出的才能，思維又不敏捷，就會花費很多的詞句，敘事才能周詳，就像賣鐵錢的人，以二當一，才能符合買賣交易的價錢。如此說來，《史記》、《漢書》以前，是那樣的簡潔扼要；《國》、《晉》以下（(（國》是說《三國志》，《晉》是說《晉書》），是這樣的繁雜瑣碎。如果要確定它們的美丑，甄別它們的好壞，讀古代史書，弄明白了它的章句，都可以反復誦讀咀嚼；看近代史書，喜歡它的字詞，只需要知道敘事的意思就完了。這樣，一貴一賤，不需說明就已經清楚，也用不著進行討論，其中的道理已經自己出來了。（以上是隱晦。）
【原文】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泊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于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憚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于此矣。帶河申稗侯之誓︰《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愛及苗裔。”誓，優通釋》注雲︰“舊作‘稱’。”徐本皆作“稱”。傅侯，封立諸侯國君。
【譯文】
古代有了文章著述以後，比興由此產生。用鳥獸來比喻賢愚，用草木來比喻男女，詩人墨客，已經說得很完全了。到了中古，體例稍有變化，有的比人一定用過去同類人物，有的說事情一定和古代的事情相比。當漢代帝王君臨天下，國君其實稱為皇帝，事理和商周時代稱“王”不同；皇帝之子封為王，名稱也不是商周時代的魯、衛之類。可是作者卻還稱中央朝廷為王室，稱朝廷大臣為王臣。分封王侯要加上穩固如磐石之類的話，任命諸侯國君要申明黃河如帶之類的誓言。而史臣編入史書，也如同那些文章，假借古代詞句，翻改今天的語言。濫用修飾，就從這里開始了。
【原文】
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間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雲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雲“朝會萬國”。夫以吳徽魯賦，禹計涂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
【譯文】
到了近代，風氣更見其盛，以至于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說到逆臣就呼為“問鼎”，說到巨寇就稱作“長鯨”。國家初建之時，都說是“草昧”；帝王發跡之時，必稱作“龍飛”。這些都是帶著些諷諭的味道，不是直接指斥的言詞，與子游、子夏不能加以修飾的《春秋》的字寓褒貶的原則，以及南史、董狐的記錄史事不加隱晦的原則不同。如魏收的《魏書》和吳均的《齊春秋》，或是籠括一世，或是包羅一家，當然可以申明不容改動的作為準則的言詞，宏揚最為公正的正直說法。可是魏收稱南朝劉宋政權向元魏進貢，卻叫做“來獻百牢”；吳均記敘皇帝元旦接受朝見，定要說“朝會萬國”。用古代吳國向魯國征收賦稅和大禹在涂山統計諸侯的典故，拿古代的往事，作為今天的說法。放在文章里還可以，用在史書里就不行了。
【原文】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說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拗，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詢詢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譯文】
也有以同類型的古代人物作為比方的，如王隱《晉書》說諸葛亮向司馬豁挑戰，指望獲得“曹咎之利”；崔鴻《十六國春秋》說慕容沖被符堅寵幸，因為“有龍陽之姿”，這些事古今相符，說得很正確。而盧思道說邢劫死了兒子不痛哭，是自從東門吳以來所沒有的；李百藥說王琳深得人心，即使是李將軍那樣的對下屬和藹可親，善于誘導，也不過如此了。這就是虛妄地引用古事，以庸俗的音調湊成曲子，牽強地炫耀學識，如果認真辨析，這就不恰當的了。
【原文】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輟，子長所書；魯始為璧，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筍，伯支遠微于《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循；王韻《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鶯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譯文】
古人的《禮記•檀弓》，長于記載事物的開始。不拘泥于前人成例，首先開創新的標準，前代史書所記載，為後來史書所采用。所以漢初設立士卒從軍死了為譽的制度，被司馬遷寫下；魯國人開始在喪禮中結雯，被左丘明記錄。浮橋可建，杜元凱在毛《詩》中得到驗證；男子有籌，劉伯文遠遠地征引《禮記•內則》，就都是這種情況。查裴景仁《秦記》，說符堅正在吃飯，“撫盤而罵”；王韻《齊志》講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到了崔彥鶯編撰新的十六國史，李重規刪改舊的北齊史，就把“撫盤”改成耘推案’,，把“脫帽”變為“免冠”。而近代以來統統不用食案吃飯，胡人風俗頭上不戴冠冕，就因為認為裴、王的語言與古書中的不同，因而改成文雅的言詞。這讓學習的人如何去考察一代風俗的不同和古今之間的差異呢。
【原文】
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丑俗。至如翼鍵，昭成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菜網而不載。蓋龐降、蒯饋，字之媛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犢，彰于載餓；杜台卿《齊記》鑿雲︰,'＃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于謠詠。王助《齊志》載謠雲︰。灌灌頭團遭，河中狗子破爾苑”也。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復，減省從單，或去“萬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庫”。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譯文】
還有，自從混雜不純的種族稱帝建國，遍布中原大地，風俗和華夏民族不同，語言大多丑陋鄙俗。如“翼鍵”是昭成帝的名諱，“黑獺”是周文帝的本名，而魏伯起改成別的稱呼，令狐德巢缺而不記。大概龍降、蒯嘖，要算是用字丑陋的；重耳、黑臀，要算是取名鄙俗的，這些古代的名字編列在《三史》中，流傳在《五經》里，沒有听說後來人對它們有所議論，另外加以修改。況且齊丘的牛犢，明白記載在淑語中（杜台卿《齊記》記載俄語說︰“頭牛進了西山谷，迎接牛犢上齊丘”）。河邊的狗子，記錄在民謠里（王助《齊志》記載民謠說︰“灌灌頭團團，河中狗子破你園”）。明朗如同日月，難以掩蓋遮藏，這些都不寫出，怎麼告訴後人。也有姓氏本為復姓，都省略成單字。或是去掉“萬紐”只留下“于”字，或是只存“狄”字而去掉“庫”字。遍查自古以來，難以听說有這樣的事例。
【原文】
昔夫子有雲︰“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徘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鵲不成‘反類于鶩者也。右妄飾。
【譯文】
過去孔夫子說過︰“文飾勝過了質樸就像史。”由此可知，從事史書的撰述，必須借助于文辭。自《五經》以後，到三史之前，運用文辭敘事，是值得一談的。而如今的著述，則與此不同。這些書中的文字，有的不切實際地加以修飾，十分隨便地進行刻劃描繪；有的文體如同賦頌，用詞類似徘優。文學不像文學，歷史不像歷史。就像烏孫王營造宮室，夾雜著漢族式樣，結果好比雕刻天鵝不成功，反而像野鴨了。（以上說的是妄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