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獲不同器，果鶯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雲、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尹商越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
【譯文】
听說事物以類相分，以群相聚，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果鳥鶯鳳不能同飛同宿。比如商臣、冒頓，一是南蠻，一是北狄，相隔萬里之遙；伊尹、霍光，一是殷代，一是漢朝，相差千年之久。而世人提起悖逆，就稱“商、冒”，說到忠順，就說“伊、霍”，為什麼呢？原來因為他們的事跡相符，那麼雖然地區相隔時代相越，也可並提。何必定要肩挨肩、腳跟腳，才能算作同類呢？
【原文】
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匯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日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眾黔，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軟？蓋史官之責也。
【譯文】
史書編撰自從司馬遷、班固作傳，才開始按人物品類區分。但其中有的國為年代短暫，有的因為人物稀少，要找出完全相同的，不可多得。所以韓非、老子同在一篇；董卓、袁紹，不作兩篇。或許是因為韓非和老子都是著述之人，著書都用“子”為名；袁紹和董卓都是一代豪雄，都生在漢末。以此作為界限，有了一個粗略的分類。也有的一篇之中類別眾多，應當加以區別，卻不能辨定同類，表明其品質的不同，因而使芝蘭和艾篙相雜，紅色和紫色不分。這是誰的過錯呢？恐怕是史官的責任了。
【原文】
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于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于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決，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于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置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荊車可亞之，秦舞陽居末。高漸離在第四等，荊柯在第五氛秦舞陽在第六等。斯並是非鰲亂，善惡紛擎，或珍領頗而賤播玲公，或策弩驗而舍驥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
【譯文】
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上包億年，旁通百家，分成三類，列為九等。序中所說的話很高明，意義也很恰當。到了正文中，怎麼就和序中說的不一樣了！如孔子門徒中的杰出者，顏回是近乎聖人的。至于其他人，就難以區分等級。如今《表》中拔冉伯牛、冉仲弓在上，抑曾參、冉有在下（伯牛、仲弓同在第二等，曾參、冉有同在第三等）。用合理恰當來要求，沒有這樣的道理。又如楚王路過鄧國，雅甥、聘甥、養甥請求鄧侯殺了他，鄧侯不允許，最後使鄧國滅亡。如今把鄧侯歸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寧願別人做對不起我的事，也不做對不起別人的事，做善事而得到惡報，因為這個就受到責怪，那麼用什麼勉勵人行善呢？如果說是因為小問題上不能忍，壞了大事，違反了掌權的原則，所以才加給他罪行，那麼三甥見機而作，在事情未發生之前就有了決斷，自然就應當立為高高的風範，歸入很高的等級，哪里只是和鄧侯前後比鄰，列在中下等就可以了呢（三甥都在第六等）？再如排列晉文公的臣僚，舟之僑在上，陽處父其次，士會在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排列燕丹子的門客，高漸離在前，荊柯其次，秦舞陽在後（高漸離在第四等，荊柯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這些全都是非混亂不明，善惡紛紜錯雜，有的以磚瓦為寶，以寶玉為賤；有的把弩駱為騎乘，卻舍棄驥驥不用。把這些作為後人的借鑒，想要欺騙誰呢？
【原文】
又江充、息夫躬讒餡惑上，使禍延儲後，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于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按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捐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軟？
【譯文】
還有，江充、息夫躬進讒言、獻餡媚以迷惑君王，使禍亂波及皇儲後宮，毒害忠良之臣。要說他們的奸詐凶險，遠遠超過石顯。可是班固記敘他們，不列入《俊幸傳》；楊王孫裸葬，違背禮，是一個偏激之徒，卻與朱雲編在一起，而且放在傳首，豈不是了制蕪雜嗎？
【原文】
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年，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忍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殉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稽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蓬援，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緩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
【譯文】
如果在正史之外的其它別錄雜傳中尋找探求，這一類的謬誤毛病其實很多。考察劉向《列女傳》記載的魯國秋胡的妻子，探究事跡的始末，毫無值得稱贊的才能品行，就因為怨恨她的丈夫，投河而死。如同古冶子那樣輕生而死，不像曹娥那樣殉節而亡。這是凶險頑愚之人，強橫潑悍之婦，卻與堅貞節烈之人為伍，與她的實際不符啊。又如稽康《高士傳》，里面所記載的人物夠廣泛了，而顏回、蓮緩，獨獨不見記載。大概因為二人雖然以儒術為樂事，舍棄入仕的榮耀，安于貧賤，堅守志向，但拘泥于名份禮教，不能避免流俗的影響吧。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也鑽研孔門的四門科目，涉獵儒家的六種典籍，接受孔門的教義，服膺魯國的儒風。與顏回、蓬緩有什麼不同？卻都能得到記載。顏回、蓬緩可以舍棄，而揚雄、董仲舒得到提升，可說叫做“識二五而不知十”了。
【原文】
愛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攢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軟？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于《索虜》篇內。紀僧珍砒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集感並列，隋世皆以楊玄感為果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為伍。《隋書》列王領在《文苑傳》也。凡斯纂錄，豈其類乎？
【譯文】
等到到了近代，史臣所寫的，要找其中的乖謬失誤之處，也常常會有。如陽攢效命于邊城，抗敵捐軀，在劉宋一代，或許算劉、卜之類吧（劉指劉康祖，卜指卜夭與）？而沈約竟然不為他另外立目，只附編在《索虜傳》里。‘紀僧珍磨煉節操與德行，始終無瑕，而蕭子顯卻把他與眾小人混在一起，都用“恩幸”稱呼。王領文章並不足道，以武藝居長，親自前往藩王府，帶頭參與叛亂，修撰隋史的人如果不能把他和果感並列（隋朝都稱楊玄感為集感），也應當只附在《楊諒傳》中。現卻和辭章之人編在一起，與賢士為伍（(（隋書》把王頗列在《文苑傳》了）。諸如此類的編撰，難道是分類得當嗎？
【原文】
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于龐萌，曹公則見欺于張邀。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存諸簡犢，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日︰誰之過欽？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郁為不朽者矣。
【譯文】
孔子說︰“以相貌取人，我在子羽身上犯了錯誤；以言語取人，我在宰予身上犯了錯誤。”漢光武帝就錯誤地听信了龐萌，曹公就被張邀所騙，事情被記載在史書之中。只有善和惡，一目了然，不需借助于許韻、郭泰的深入評鑒，裴楷、王戎的善于觀察。而著史者是將事跡保存在書籍之中的，卻不能使善惡有所區別。所以要問“誰的過失呢？”史官的責任啊！能夠表明對人物的品評鑒別，區分人物的品行高下，使小人和君子，各以其好惡相聚，是上智之人，還是中等之人，按等級排列有序。那麼就可以懲誡壞人壞事，勉勵善人善事，作為將來永遠的鑒戒，沖污浮清，成為不朽之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