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堰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則已哉？暖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蠢簡，穿鑿遺文，著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徘憤。倘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贊《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披其史文，評之于後。
【譯文】
往古之時，具有偉大的聖人品德的孔子，應時代的要求，而來到了世上。有史以來，還沒有出現過象孔子這樣偉大的人物。所以使他的三千弟子，七十門人，對他深入研求而不能窮盡，向他請益而不覺厭倦。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孔子在與學生切磋問題、平日談話時，往往教學相長，互相取長補短。有什麼根據呢？如孔子見子路對自己見南子而不高興，便對天發誓，說“如果做了不合于禮的事情，就讓老天爺拋棄我”，以這樣的方式表白自己；又如孔子到武城，譏笑學生子游讓小民百姓按禮行事，是殺雞用了牛刀，子游立即用孔子過去教導的話 讓小民百姓遵禮，易于統治他們 來反駁他，孔子馬上說是開玩笑的，要其他學生向子游學習。由此可見，聖人實施教化，包含著非常弘大的道理。為了使自己的道理得以灌輸，他有時對學生發誓以表明心跡，有時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承受對自己的形象的損害。然而，那些平庸的只學到儒家思想皮毛的人，他們用漂亮的言詞掩飾自己的過失與錯誤，對于請教他們的人，他們不說自己不懂，而是閉口不說，不讓自己的無知或疑惑暴露出來。聖人是象他們這樣做的嗎？
唉！古代與當代處于不同的時間，我想得到孔子的教導，但是，道路不通。我恨不得到孔子的學校灑掃庭院，與孔子德才兼備的學生和一般的學生一起恭敬地听他的講授。然而，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只能研究、探索被蟲子咬壞的竹簡，牽強附會地解釋孔子的著作。我們得不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只能得到一些皮毛。因此，當著作中所講的道理無法疏通，心有疑問時，也無法請教。今論述孔子的思想，握著筆，鋪著紙，卻拿不定主意，已經運筆書寫了，思緒還如亂麻一樣。倘若孔子在天有靈，我則仿效接輿與林放，將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說給他听，並向他求教。然而，孔氏說話、做事，刪訂《詩》與評析《易》，所蘊含的哲理深厚寬廣，很難一一的論述，今只能就史書上記載的言行事跡，在下面作些評論。
【原文】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祀柏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減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就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拭其君鄭敖，襄七年鄭子馴就其君，哀公書年，齊人軾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雲楚子糜卒，鄭伯凳卒，齊侯陽生卒。夫臣拭其君，子拭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家嫡滲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就，躬為泉境，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譯文】
孔子修訂的史書，名叫《春秋分。我認真地審察它的文義，覺得有十二點內容難以明白。
為什麼這樣說呢？晉國執政正卿趙武原為荀林父討伐衛國，然而在齊、鄭二國國君的質問下，他謊稱是因為衛人殺死了晉國邊防戰士三百人的緣故。《春秋》認為他討伐衛國，卻說不出正當的理由，便在記載此事時不稱他的名字，只貶稱他為“晉人”。祀桓公用未開化民族的禮節來朝瓦天子，《春秋》認為他這徉做是對天子的不敬，所以，在記載時，有意將他的伯爵封號降為子爵。晉國伐貌國，是先賄賂了虞國，讓虞國借一條道路讓它行軍，《春秋》認為虞國的罪過勝過晉國，故而在書寫此事時，將它放在晉國的前面。楚國與晉國會盟，當時寫條約時楚在前，晉在後。但《春秋》認為，楚國不講信用，所以，在記錄此事時，把晉國置放在楚國的前面。對于這類人的流品的評價，應該不虛美、不隱惡，照實書寫，按照正直之道來進行記錄，孔子為何要這樣用改變事實的方式來批評他們呢（昭公元年，楚國公子圍殺死國君郊敖；襄公七年，鄭子馴拭國君凳頑；哀公十年，齊國人殺死了國君悼公，他們都各自謊稱國君是病死的。然而，《春秋》一書卻也僅說他們自己死了，這又是為什麼呢）？對于臣子殺害國君，兒子殺死父親的事，凡是懂點道理的人，都會覺得可恥與恐懼。如果因他們玩弄了欺世的伎倆，就免去了他們的罪名，那麼世上的人還有誰不願意做那殺君害父的事情呢？但是象晉國趙盾，官居執政正卿，然而，他返回國都時因沒有討伐亂臣賊子而被懷疑；又如許國太子止給國君喂藥，因不先嘗一嘗，致使國君死亡。這二人皆被史書《春秋》寫為“拭君”，使他們的惡名流播後世。用前三個殺死國君之人的所作所為來與後二人相比，他們無疑是吃父食母的果、境．而《春秋》卻讓他們逃脫了道德的羅網，未將他們的名字列入亂臣的行列之中。後二人只不過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礡被嚴密的道德羅網披上惡名。這樣做，難道合適嗎？這是第一點不明白。
【原文】
又案齊乞野幕之戮，事起陽生；楚比乾溪之溢，禍由觀從。乞謂齊陳乞，比謂楚公子比也。而《春秋》捐其首謀，舍其親就。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及。必如是，則鄭之閣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以沃庭，傅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易不書拭乎？宜書雲閣拭鄭子。其所未諭二也。’
【譯文】
又如，齊國國君茶被殺于野幕，首惡者是陽生，是他策劃獄君的；楚靈公在乾溪上吊自殺，禍根是在觀從那里（乞指齊國陳乞；比指楚公子比）。然而，《春秋》放掉了主要謀反者，舍棄了殺害君主的要犯，卻把罪過擱在次要的陳乞、楚公子比的身上。這和魯國酒淡，楚國卻怪罪趙國並兵圍邯鄲，又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什麼兩樣呢？如果一定要將罪責加在陳乞與公子比的身上，那麼，按照這種寫法，鄭子穿的死就不應該僅僅寫作“鄭子穿卒”了。鄭國宮廷的守門人因自己怨恨射姑，利用國君急躁愛干淨的性格特點，用欺騙的手段激怒他去懲罰射姑，他謊稱射姑在庭院中小便，自己並用瓶子裝水沖洗地面。國君果然大怒，暴跳如雷時，踫倒了爐子，被燒焦而死，這樣的罪惡是極大的，《春秋》為什麼又不寫他殺害君主呢（應該寫守門人殺死了鄭子）？這是第二點不明白。
【原文】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媛必露，不以毛牆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于斯。苟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拈白圭，無慚良史也？其所未諭三也。
【譯文】
明亮的鏡子照物，其物不論是美的，還是丑的，它都將它們照出來，它不因為毛牆那樣美女的臉上微有斑點，就不再照映她的容貌；空闊的空中傳播著聲音，其聲音既有清亮悅耳的，也有渾濁難听的，它都傳播，它不因為像綿駒那樣的歌者偶爾走調，而停止傳播他走調的聲音。史官寫作歷史，就應該像鏡子與虛空一樣，喜歡某人，但能了解他的缺點；憎恨某人，卻也知道他好的一面。善行、惡行都客觀地記載下來，這才叫實錄。然而，孔子修撰《春秋》時，許多地方為他喜歡的賢者隱瞞事實。如夷狄滅掉衛國，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但孔子為了替不能趕走夷狄，保衛中原的齊桓公掩飾無能，不寫滅衛，而是寫夷狄進入衛國；晉國將周天子召到屬于晉國的河陽，孔子認為這種臣子召喚天子的行為損害晉文公的形象，為掩蓋晉文公不守臣子本分的缺點，有意說成“天子巡狩于河陽。”這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傾注到了對立的兩個方面的人物身上，心中同時裝著兩個方面。如果史書撰寫的原則是這樣的話，豈不讓做國君的人，沒有人再懼怕典章制度，雖然犯下過錯，但是，有誰還為優秀史官的記載而羞愧呢？這是第三點不明白。
【原文】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雲“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雲︰“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則書之。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譯文】
哀公八年與十三年，吳國討伐魯國，並與魯結盟，然而《春秋》對這兩次結盟事都沒有記載。八年杜預注說︰“沒有記載結盟事，其原因是認為吳國為沒有開化的夷人，與它結盟感到可恥。”十三年注說︰“該年結盟事不記載，是因為其它諸侯國也都覺得可恥，所以不記載”。桓公二年，魯國又與戎結盟。戎人凶狠殘暴，如同豺狼，與華夏人不是一類，然而，《春秋》卻記載了此事。不應該隱諱的卻隱諱了，應該感到可恥的，卻不以為恥。用應該。具有的不偏不倚的原則去衡量它的做法，這樣做很不合適。這是第四點不明白。
【原文】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邪？如陽虎盜入于灌，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中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譯文】
對于各諸侯國的臣子，《春秋》不是卿相就不寫出名字。然而，如果別的國家有人叛逃到魯國，向魯國獻地的話，則此人盡管很卑賤，也寫出其姓名。這難道不就是如果屬于國家大事，就不限于一般的原則嗎？然而如陽虎想消滅三桓，佔領灌地、陽關而反叛，此事被《左傳》詳細記載，《春秋》卻不記，這是為什麼呢？況且寶玉大弓丟失了，尚且記入書中，城邑失去了，反而不寫。丟了大事，撿取小事，與懲罰叛臣、勸戒後人的《春秋》大義相違背。這是第五點不明白。
【原文】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段，皆以名書；而惡、視之，姐，直雲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譯文】
諸侯的嫡系子孫，都繼承大業，並為已死的國君服喪。如果他們還未即位成為君主，那麼，就不避諱他們的名字。這是《春秋》的寫作原則。然而，為什麼子般、子野都是已經即位的君主，記錄他們死去的事情，還寫他們的名字呢？而惡與視，並未即位，但是寫他們被殺一事時，僅僅簡單地說他們死了，卻沒有寫他們的名字，似乎在避他們的名諱。這是第六點不明白。
【原文】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拭，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日︰宋督就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嘻十年又曰︰晉里克拭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為“殺”。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就同科。苟拭、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舊︰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未諭︰他皆仿此也。其所未諭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栽軾，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丑，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都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齊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家竹書、《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譯文】
凡是講究人倫的地方，小國君主以上的人不是正常死亡的，都稱為“就”。卿士以上的，統統叫“殺”。這是《春秋》記載史事的另一個原則。然而，《春秋•桓公二年》寫道︰“宋國的督拭宋國國君與夷及大夫孔父。”春秋•嘻公十年》雲︰“晉國的里克拭晉國君主卓及大夫荀息。”(“及”應當改為“殺”。）大臣被害，應為“殺”，然而，《春秋》改“殺”為“及”，就和軾君之事混為一談了。如果“軾”、“殺”不分，那麼，君臣之間還有什麼區別呢？((（公羊傳》解釋說︰"‘及’的意思為連及。”雖然作了這樣的解釋，但仍然講不通。既然這一解釋沒能消除人們的疑問，就將它編入“不明白”的範圍中。其它例子也仿照此例的安排。）這是第七點不明白。
作為臣子在撰寫歷史時，偏袒國君，是可以理解的，雖然與秉筆直書的原則相違背，但從道理上說，卻符合儒家的倫理原則。如魯隱公、桓公事實上被就而寫成“亮”，昭公、哀公明明是被逐逃亡他國，卻說他是遜讓去位。明明是桓公夫人姜氏淫奔，卻改為逃往齊國。子般是被就身死，卻說他是早夭。這些都是國家的大丑事，不便于外揚，隱諱不講尚可理解。但是，象成公被晉人逼迫為晉景公送葬、哀公與吳國結城下之盟、嘻公被齊國扣押、嘻公被小小的鄭國戰敗、文公憎惡不主持公道的諸侯會盟、文公在另一次諸侯會盟時遲到，這類事情也隱諱不寫，難道不太煩碎了嗎？然而，汲家竹書中的《晉春秋》與《紀年》等書的記事就不是這樣，象重耳被迫逃亡他國、晉惠公被秦國俘虜的事，是凡寫晉國本國的事情，都不隱瞞。唯獨魯國的《春秋》在記載魯國史事時，卻不是這樣。這是為什麼呢？有關國家的事情不論大小，一旦涉及到君主名譽，就覺得可恥而隱諱不寫，或改變事實，以欺騙後代的人，這樣的事例為什麼如此多啊？這是第八點不明白。
【原文】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雲，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馳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譯文】
《春秋•昭公十二年》說︰“齊國的高堰率領軍隊把北燕伯送到陽地。”州白于陽”是什麼意思？就是公子陽生。《左傳》說“齊國把北燕伯款接到唐地。”杜預《注》說，唐地就是陽地，是燕國的都城以外的一個地方。）孔子說︰“我已經知道所采錄的史料錯了。”在孔子身旁的人便向道︰“先生如果早就知道它錯了，為什麼不改正呢？”孔子回答說︰“你知道的可以改正，那些不知道錯了而實際錯了的怎麼辦呢？”由這樣的情況來看，孔子修訂《春秋》，保持原書背離事實的地方，因襲了它們的錯誤，凡是被編輯的史料，都不加刪改。那麼，為什麼《春秋》對人對事的態度又有褒有貶，敘事有詳有略；它對于先前的史料，有的因襲，有的改動，而沒有一定的標準呢？這是第九點不明白。
【原文】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缺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譯文】
史書的記事原則，應該是脈落貫通。讀者了解一個國家的興衰過程，一個人的生平，可以從前後內容中尋索出來。然而，《春秋》沒能做到這一點，如“定公六年”寫道︰“鄭國的游速率領軍隊消滅了許國，井將許國的國君斯俘虜，押回鄭國。”但是，到“哀公元年”卻又寫道︰“許國的國君與楚國一起圍打蔡國。”許國既然已經被滅亡了，國君被俘虜，山河已淪陷，還能重新列入諸侯國中．率領軍隊圍打別的國家嗎？這中間有這樣的舉動肯定有別的原因，然而，《春秋》沒有寫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左傳》也沒有注解，缺略如此嚴重．後代人是很難考索出事情的真相的。這是第十點不明白．
【原文】
按晉自魯閡公已前，未通于上國。至嘻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于《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于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閡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網。故宋飛六鵡，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網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疏闊？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譯文】
晉國在魯閡公之前，沒有與中原諸侯國發生過關系。直到禧公二年，晉國滅掉藐國的下陽之後，國家大事才漸漸在《春秋》上出現。可能是從那時起，才派遣外交官員，訪問魯國，並將晉國的事情告知魯國。然而，《瑣語春秋》記載魯國閡公時代的事情，卻非常詳細，這尸定是听到了某件事，就記載下來，無須依靠派人去了解他國的情況。當時各國修撰國史，都是這樣。但是，孔子修撰國史，卻不是這樣。是凡寫到外國的情況，所取的材料都是來自于他國來人告知魯國的。如果他國派人來告知，事情雖然不大，也一定記載。如果他國不來告知，雖然是大事，卻也不予記載。所以，象宋國六只鵡鳥退著飛過都城這樣的小事，因為宋國派人來告知就被記載。而晉國發兵消滅了三個國家，是大事（指耿、魏、霍三國），因為沒人來告知就缺而不記。因此，記事有大有小，詳略不當。比起各國的史書，為什麼魯《春秋》在記事方面顯得很簡單，只是粗線條的畫一個輪廓呢？尋找這樣寫的原因，是因為孔子遵照了周代的關于撰史的禮法制度，將魯國史官逐時記錄的內容編纂起來而已。孔子既然修訂一部永不磨滅的為後代國君提供效法先王依據的史書，怎麼能夠保留所采用的史籍中的錯誤與不合史書規則的內容呢？這是第十一點不明白。
【原文】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拭而不以拭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
【譯文】
作為君子，應以知識面寬廣與見解正確深刻為自己的擅長，優秀的史官應以用實事求是的態度撰寫歷史為自己高貴的品質。然而，《春秋》記載別國的事情，一定要憑借著該國使者來告知，而該國使者來講的話，大多與事實不符。或者是明明被打敗了，卻不說被打敗了，明明是臣子謀反，殺害了君主，卻說是病死或其它的原因，或應該在史書上寫上名字予以貶責的卻不寫名字，或應該標上姓氏以褒揚的卻也不說姓氏，或君主春天就已死去，卻到夏天才發布訃告，或秋天已經舉行了葬禮卻到冬天才告知天下。《春秋》都根據使者的介紹而記載，結果，真假不分，是非混淆。這是第十二個方面不明白。
【原文】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仍，不得其門”者欽？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欽？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譯文】
不明白的地方還有很多，我靜靜地思考原因，始終尋找不出來。難道真如孔子的學生所講的那樣，是“孔子的思想好像是被很高大的宮牆圍著，找不到門進去”呢？還是如孔子所說︰“我的幸運在于言行光明磊落，如果有什麼過失，別人都一定能夠發現”？究竟屬于哪種情況，請原諒因我的愚鈍而說不清楚。
【原文】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枚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榷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
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網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彈說矣。而太史公雲︰“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譯文】
世上的人都認為上天賦予了孔子高尚的品質和多方面的才能，由此又說他所修撰的《春秋》，集中了所有史書的優點。然而，世上的人考察實際情況的少，隨聲附和的多。人人互相說著相同的贊美《春秋》的詞語，卻無人知道這些贊美之詞的根據在哪里。將《春秋》中的一些內容歸類來看，不實事求是的贊美有五個方面。
按，古代各諸侯國都有史官，他們記錄了當時所發生的事情。閱讀汲家竹書，發現它所記載的與魯《春秋》都相同。像周室東遷到洛陽之後的事情，記載得比較詳細，隱公、桓公之前的事情，記載得就粗略了，這樣的詳略情形，也都與魯《春秋》相同。又如，齊頭執拿魯國君主，《春秋》只記載為“止”，殺臣子說成“刺”殺大夫就稱為“殺”。另外，拘捕別國來訪問的外交官員、鄭國高克放棄軍隊，軍隊潰散、天上掉下五顆隕石在宋國（這些事情出自于《竹書紀年》，只有鄭國高克放棄軍隊事僅為《瑣語晉春秋》所記載），像這樣的句子，大都是古代史書中的原文。由此可知，孔子修訂《春秋》，只是依憑著之前的史書，略加修改，基本上仍是原來的內容，他花了什麼力氣呀？況且之前的史書空缺的地方，時間上混亂之處，他也照抄不改，對這些問題不進行思考。這種情況就說不盡了。然而，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卻贊美說︰“《春秋》一書，對之前的史書，該添寫的就添寫，該刪削的就刪削，盡善盡美，子夏之類的文辭之士，竟作不出一個字的評論。”這是第一個方面言過其實的贊美。
【原文】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拭郊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譯文】
獷宋襄公誣陷滕子為無道的君主並拘捕了他，楚靈王殺害了君主郊敖卻向各國謊報是病死的。然而，《春秋》在記載這些大事時，全憑著這些國家的通報，沒有一點改動。結果，將罪名強加給無辜的人，卻替真正的罪犯隱瞞了他的罪惡。勸善懲惡的宗旨又體現在哪里呢？但是，左丘明在論述《春秋》宗旨時卻說︰“有人想玩弄花招而畜名千古，在《春秋》中是辦不到的；有夕、想掩蓋自己的罪惡，結果惡名卻更加顯目。《春秋》一書，對于品行卓越的人來說，得到了鼓勵，而對于罪惡的人來說，則使他們感到害怕。”這是第二個方面言過其實的贊美。
【原文】
又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胖習于《春秋》。”至于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寧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于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七，隱、閡、般、惡、視五君被獄，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雲︰“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軟？其虛美三也。
【譯文】
《春秋》一書所寫的內容，大都融注作者的褒貶態度。《國語•晉語七》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晉國司馬侯對國君悼公說︰“如果是《春秋》中褒揚的好事，就去做，如果是貶責的惡事就不去做，這樣，人就可以養成高尚的品質與情操了。”悼公問道︰“誰熟悉《春秋》呢？”司馬侯回答說︰“羊舌胖學習、研究《春秋》。”另外，董狐秉筆直書，絲毫不隱諱君王的過失；南史準備冒死書寫臣子害君的事情；寧殖臨死前，對于自己趕走國君而被記入國史一事十分憂愁。這些都表明，那時的史官，都懷著照實書寫的態度，即使有冒犯君主而被殺頭的危險，也不放棄這種書寫原則。然而，孔子的《春秋》所反映的這一段歷史生活中，別的國家篡權殺君的事情發生過三次（指齊、鄭、楚。已在前面說明），在魯國本國，殺害、趕跑國君的事情發生過七次（魯國隱、閡、般、惡、視等五位國君被款，昭、哀二主被逐），《春秋》都缺而不錄，使得許多亂臣賊子的惡名未能載入史書。但是，孟子卻說︰“孔子修訂成《春秋》後，亂臣賊子怕遺臭萬年，而感到恐懼。”這豈不是說沒有根據的空話麼？這是第三個方面的言過其實的夸贊。
【原文】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畫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圈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雲︰“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譯文】
《春秋》一書的寫作，雖然有體例，但是，有時同一性質的事情寫法卻不同，與始終一致的原則不同。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傳》中說︰“孔子寫《春秋》，隱公、桓公時的事情寫得比較明白，政治上的得與失，都寫了出來。而寫到定公、哀公之際的人與事，則閃爍其詞，含含糊糊。這是因為定公、哀公之際正是作者生活的時期，對于作者來說，是寫當代事，為不招致禍害，所以，就不用褒義詞與貶義詞，從微言中見意。”由此可見，孔子在暴政的社會中，為了自身的安全，言語卑順，委曲求全，遠離邪惡的勢力；為免除禍害，在說話做事前，反復考慮。然而，孟子卻引述孔子的話說︰“人們能夠了解我並贊揚我是因為《春秋》，人們責怪我、罵我也是因為《春秋》。”這是第四個方面言過其實的贊美。
【原文】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拭；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恆事，習俗所常行。而固雲︰“仲尼沒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
【譯文】
晉國的趙穿殺害了君主晉靈公，卻說是趙盾殺害的；江乙的母親被人偷去了布，而說是令尹偷盜的。由此可見，春秋時代，有學識的人，沒有一個人在說話時不委婉地、隱晦地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這在當時是習以為常的事，許多人都這樣做。而班固卻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孔子死後，沒有人再用含義深遠而精微的言辭了。”用精微的話語表達深遠的意思，難道僅僅是孔子一個人會用？這是第五個方面言過其實的贊美。
【原文】
考茲眾美，征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柴封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譯文】
考察這些溢美之辭的來源，基本上是由學貫古今的人與儒家的學者們傳授給人們的。為了神化孔子，他們在宣傳時就會言過其實。《論語》說︰“眾人都說好，還不能確定就一定好，仍需要認真地觀察、驗證。”孟子說︰“堯、舜已經承受不了人們給予他的贊譽，架、封也已經承受不了人們加在他們身上的罪惡。”觀察世人對《春秋》的評價，是不是也是隨聲附和，結果如同堯舜得到了數不盡的贊美的情況一樣呢？
過去王充為了表達自己的見解，在《論衡》中有《問孔》篇。對于內容豐富的《論語》，提出了很多的疑問，指出了很多的缺點錯誤。然而對于《春秋》一書的思想內容，卻沒有發幽抉微。因此，本篇在前人疑問的基礎上，再提出一些疑問和自己的見解，希望將來的學者能認真仔細研究我所提出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