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日記言，二日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浩，仲旭周任之言，史佚、減文之說，凡有游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于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後界、寒泥，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
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他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睡。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于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案《論語》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迫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濡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梁紛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種。”漢景帝曰︰“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對。”斯並囊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于辛L法，限以師訓，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
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縴，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果讓湯，武王斬封，其事甚著，而艾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余。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Ik〕非命犯，惡、視不終妞，而奮筆昌言，雲魯無篡拭皿。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于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于昊，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替。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于後。
【譯文】
古代史官有記言與記事的分工。但是，古代人對“言”特別重視，認真地學習史官所記的帝王言語。他們把記言的著作置于記事的著作之上。如記錄虞、夏、商、周帝無浩示的典籍，商湯朝、周朝的記言史官仲迪、周任、史佚、藏文撰錄的著作，廣泛地為人們所引用。人們在閑談時，討論問題時，或者向朝廷獻策上書時，都用其中的話作為引子，或者用其中的話為依據。然而，對于記事的史書就不是這樣的態度了。如少吳帝以鳥名作為官名的事情，陶唐氏因有馴龍的本領而得官的事情，又如夏朝一度衰弱後，出現了篡權奪位的國賊後界和寒泥；齊國初建之時的國君是逢伯陵與蒲姑。上述這些事都是有關開國傳業的奇異或重大之事，然而，後代的學者，很少有人傳播這些事情。只有十分博學的人，才了解一二。由此可見，在古代，記事的歷史著作流行不開來，相反，記言的歷史著作倒受到人們的重視。
到左丘明為《春秋》作傳，雖然解釋了經文大意，但摻雜進其他它方面的事情，使得兩漢的儒學學士們，恨他若仇敵。所以，在漢代，流行的是《公羊傳》與仗谷梁傳》，這兩部著作廣為人知。又如孔子學生所寫的兩部著作，一是《論語》，專門記錄孔子的言語，另一是《家語》，在記錄孔子的言辭時，又記錄了一些事情。然而，從古至今，老師傳授給學生的，只有《論語》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來，古人重視記言的歷史著作而輕視記事的。但是，這祥的認識態度顯然有很大的害處。從唐堯到秦繆，這一段歷史情況可見于書籍的，僅有《尚書》等•而《尚書》，只有一百多篇，而有關帝，王的廢興、帝王的事跡則掛一漏萬，要說起它的缺漏來，哪里說得盡。難怪後代有人說，堯舜以下的歷史，是很難搞得清楚的。按︰《論語》說︰“君子總是幫助人取得成功，而不促使人向罪惡的方向發展。”又說︰“已經做了的事不再解釋（事情已經做成，不可再去解釋）；已經完成的事不再去挽救（事情已經做完，不可能再去阻止和挽回了）；已經過去了的事不再追究（事情已經過去，不便再作追究）。”又說︰“老百姓只可以被驅使，而不可以讓他們懂得道理（由，役使的意思。可以役使老百姓，而不可以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那樣役使。這里引用的四句經文，注釋全采用先前儒學大師的注釋）。聖明的人創制道德規範以教育人，他們說的話就是這樣的啊。史書記載歷史，其功用也是這樣。所以，一個具有美德的人會因自己的品質得到更多的項揚，雖然他們身上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犯有錯誤，但是，不會受到指責。一個犯有罪惡的人會因所犯罪惡而為人們所憎惡，即使有一些優點，人們也不會頌揚他。孟子曾說過；“堯、舜已承擔不了人們加在他們身上的種種贊譽，禁、封也已無法再背動人們堆在他們身仁的種種罪惡。”魏文帝在登位儀式結束時說︰'”我已經知道舜與禹得到政權是怎麼一回事了。”漢景帝說︰“學者不談論湯、武接管前朝政權的事，並不是愚昧無知的表現。”這些都表明，前代的賢明之士，已經覺察到了史書與史實有距離了。然而，受禮法的拘束與不敢違懺老師的教導，嘴里不說，但是心里嘰白史書不能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又按︰魯國的史書《春秋》，對于國外的賢明之士與對于有關本國榮譽的事，不論大小，是凡不利的，都含糊其辭，或避而不說。這本來是周公提出的做人格言。然而，為什麼要將這格言曲意運用到《春秋》一書的修撰上呢？不但《春秋》如此，六經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湯滅夏柴，奪取了夏朝的政權，周武王造反，討伐殷封，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事出自《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編《尚書》之余，編成一書）。然而，孔子在刪訂《尚書》時，都將它們刪去了。魯國的隱公、閡公都死于篡權奪位的賊子手中。更有甚者，有人為了搶班奪權，竟殺死了仍是孩童的太子惡與他的弟弟視。然而，孔子在修訂《禮記》時，竟在上面赫然寫著“魯國沒有拭君篡位的事。”又如看孔夫子刪訂的《詩》，是凡《國風》，不論哪一個國家，都有諷刺怨恨當政者的歌謠，然而，獨有魯國，卻沒有怨刺詩（魯國國君有很多淫僻之事，難道會沒有諷刺的詩篇，大概是孔夫子刪去而不錄了）。我們再看《論語•述而》的一段記載︰魯國的國君娶了吳國的公主，而魯、吳兩國都姓姬，這是不符合禮法的。臣子陳司敗問孔子︰“國君這樣做算知禮嗎？”孔子居然說︰“知禮。”這些都能證明聖人也常動用他們的智慧來愚弄別人，對事情的評價完全出于自己的愛憎態度，而不是根據事實。另外，佔人記敘事情，用詞非常少，簡單精煉。但後）、卻無法由這些簡潔的文字看到當時事情從開始到結束的全貌，因時間推移，也無法稱補記敘的缺漏。這祥使得後代的學者，無法探究事情的起因，對過去的史實，糊里糊涂，無法審察，有如聾子和瞎子。為了更好地說明這種情況，我提出歷史著作中十個值得懷疑的史事。下面，將它們－一擺列出來。
【原文】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雲︰“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雲︰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擷項項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禱機，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警餐，以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且《論語》有雲。舜舉咎蒜，不仁者遠。是則當咎蒜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譯文】
《虞書》對堯大加歌項，說他“發揮了超人的才智美德。”漢代陸賈的《新語》又說︰“堯舜時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這些都是因為《堯典》憑空虛構堯的功績而帶來的，後人不過是迷信了《堯典》罷了。按︰《春秋》上說︰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稱為“八元”；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叫作“八凱”。這十六個人的後代，世上的人們都稱贊他們高尚的德行，他們的名字則有口皆碑，一直傳播到堯的時代，然而堯卻不用他們，不讓他們發揮作用。帝鴻氏，少昊氏、擷項氏各有無德無才的兒子，他們是渾沌、窮奇、禱機。這三人的後代，和他們先祖一樣為非作歹，人們深深地僧惡他們，咒罵他們的罪惡，使他們臭名昭著，一直到堯的時代。然而堯卻不能懲罰他們。絡雲氏也有個無德無才的兒子，社會上的人叫他為餐餐。他的後人與上述三人的後代，合稱叫“四凶”。堯對他們都不能進行懲罰。這樣，在堯的時代，邪惡的小人與德行高尚的君子，生活在一起，善惡不分，賢愚混雜。《論語》說，舜舉薦咎薪擔任重要職務，使得社會上的不仁者通過教化都成為仁者。由這一點也可以證明，咎蒜未被舉薦之前，社會上不仁的人是很多的，當時在位執政的都是奸邪小人。這又哪里談得上堯“發揮了超人的才智美德”呀，又哪里談得上堯的時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族表”呀？這是第一點疑問。
【原文】
《堯典》序又雲︰“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家瑣語》雲︰“舜放堯于平陽。”而書雲︰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睹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古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默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櫻。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譯文】
《尚書•堯典》又說︰腸堯打算將帝位禪讓給舜。”孔安國注說；“堯知道兒子丹朱是個道德敗壞的人，所以想把帝王的位置禪讓給別人”。然而．《汲家瑣語》卻說︰“舜將堯囚禁在平陽︰”竹書上又說，某地有一城，叫作囚堯城。有見識的人根據這種不同于一般的說法，對堯禪位于舜這件事非常懷疑。那麼根據這兩部書的內容，己經足可證明禪讓之可疑廠。可是．還有前人所沒有看到的證據。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山海經》上說︰堯的比子帝丹朱。把他放在帝王之列．莫非是舜雖然剝奪了堯的帝王權力．但仍然將他的兒子立為帝王，不久，再從他兒子的手中將王位奪過來了嗎？回顧近古的歷史，不是常有一些奸維在謀取帝位時，故意打著保衛帝王的旗號而出兵，最後廢除了帝王而立帝王的兒子，或者將兄長趕下台而擁立弟弟的嗎？他們開始向國人表示出擁戴新帝王的態度，最終，還是自己奪取了帝位。這種情況，歷代都有。用古代的情況比照今日，干百年來的改朝換代的方式是一樣的。由此看來，堯讓位給舜的事情，很難弄清楚一定說是禪讓，實在是沒有多少根據的空話。這是第二點疑間。
【原文】
《虞書•舜典》又雲︰'’五十載．險方乃死了。”《注》雲︰“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悟者，于楚則川號淚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媒劃，地氣敲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禪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段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溢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萊放于南巢，趙嘉遷于房陵，周王流氦，楚帝徒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者。斯則險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譯文】
《虞書•舜典》又說︰“舜在帝位五十年，最後在巡狩南方時去世。”孔安國《注釋》說︰“舜死在蒼悟的荒野，就在那里被埋葬了。”蒼悟，在先秦的楚國，那里的一條江叫淚羅江。漢朝在那里所建的郡邑叫作零陵郡與桂陽郡。該地籠括南方各族，山則與五嶺相連。那里的風俗是人喜歡紋身，而地方則煙瘴彌漫。一般情況下，即使有人出以百金的高價，也不敢到那個地方去，何況是一國的國君，他怎麼能夠到那里去，忍受那里的艱苦呢？而且，舜在此時，必然是精力衰弱，身體疲勞，放棄帝位，如釋重負。那麼，他又為什麼在這垂死之年，踏上那荒涼、貧痔的地方呢？而且，娥皇，女英兩個妃子並沒有隨他一起去，夫妻分離，成了曠夫怨女。舜在萬里之外的蒼悟，無依無靠，最後在那里命喪黃泉，孤魂飄蕩。禪讓帝位後遠避他鄉，難道真是這樣的嗎？考察自古以來國君被廢除、被放逐的情況，如夏柴被流放到南巢，趙遷被放逐到房陵，周王被遷到氦地，楚義帝被移到郴縣，雖然，說他們處境艱難，生活困頓，但是，有誰的艱難程度超過了舜的呢？由此可見，所謂巡狩南方，最後又死于該地，大概是禹的用心吧？這是第三點疑問。
【原文】
《汲家書》雲︰“舜放堯于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丁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于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黝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後蕊，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譯文】
《汲家書》中說︰“舜將堯放逐囚禁在平陽，大臣伯益被啟殺死。”又說“太甲殺死了伊尹，文丁殺死了周公。”所說的這幾件事情，與正史所記載的都不相同。《汲家書》是後人從墓中發掘出來的，所以，世上的人對書中所記的大多不相信。按舜囚禁堯、文丁殺死季歷，不需要別的根據，已經足以證明其事了，這在上文中已詳細地闡述過。只有伯益與伊尹被殺的事，在正史上還找不到一點證據。推而論之，啟殺死益的事情，仍然需要進一步核實。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舜在謀取帝位時是先廢除堯而立丹朱的，禹是先罷黝舜而立商均的，伯益掌握著國家的大權，其勢力等同于即位前的舜、禹，如果他也想沿襲舜、禹的做法，他可以不勞而獲天賜的福祿。結果，他沒有象舜、禹那樣取得帝位，就是說他本人給自己帶來了災難。考察近古歷史上篡權奪位的事情，只有桓玄沒能取得成功，而且丟了性命，司馬氏仍然掌握了政權。是不是夏啟殺伯益，就象晉帝殺桓玄呢？舜、禹取代前任帝王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惟有伯益翻了車，失敗了，並且受到夏啟的懲處，這是不是又象桓玄效法曹氏、司馬氏篡權奪位，而唯獨桓玄自己招致禍殃呢？這是第四點疑問。
【原文】
《湯誓•序》雲︰“湯伐榮，戰于鳴條。”又雲“湯放萊于南巢。唯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柴讓湯王位”雲雲。此則有異于《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萊，力制夏人，使柴推讓，歸王于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雲︰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于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諳，去其鄙事，直雲“慚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柴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譯文】
《尚書•湯誓序》說︰“湯討伐梁，與梁在鳴條的郊外開戰。”又說︰“湯將萊流放到了南巢，想到自己作為一個臣子如此對待國君，心里感到很慚愧。”而《周書•殷祝》篇說是“柴把王位讓給湯”等等。這就和《尚書》所記不同。按照《周書》所說，豈不是湯打敗了架，以武力制服了夏朝廷，迫使架將帝位禪讓給自己嗎。或許是想要模仿堯、舜得到禪讓的樣子，借以獲得如他們一樣的高尚的名聲吧？又《墨子》中說︰“湯欲將天下讓給務光，而又派人對務光說︰‘湯殺死了君王，他想讓你頂替他獄君的惡名，所以，故意將天下讓給你。”于是，務光投身于清冷的泉水中自殺而死。湯做帝王是不用懷疑的事實，但是，古籍中關于湯故意推讓、有心作假的痕跡還是很多的。考察《墨子》所說，與《周書》正好相合。而《周書》本出自于《尚書》，是孔子刪削《尚書》後余下的文字。孔子在刪削《尚書》時，裁去埋俗多余的話，提煉成簡潔典雅的語言，又刪去鄙陋的史事，他直接說湯有“慚德”，豈不是想掩蓋湯的過失而增加萊的罪惡嗎？這是第五點疑問。
【原文】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雲三分有二，商封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雲封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柞。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封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競列封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某、封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雲︰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拭父害君，柴封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柴封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譯文】
《五經》所載的言論，一千多年後仍然是人們所信奉的。然而，考察它們的內容，卻發現經常前後矛盾。有什麼根據呢？譬如，稱頌周的強盛，就說周據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商封是獨夫民賊；說殷被周打敗時，又說封擁有億萬臣民，死者無數，血流漂柞。這說明經書沒有一個是非標準，傾向性不是一定的。又如武王在討伐殷時所作的《泰誓》，歷數了封的過失，也就象近古呂相為晉國與秦國絕交而指責秦的種種罪惡，陳琳為袁紹作討伐曹操的檄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然而，後代的人承接《泰誓》捏造出來的說法，竟相列數封的罪行，成倍地超過《五經》。因此，孔子說︰萊、封的罪惡不至于如此。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人們便將天下所有惡名都歸到他們名下了。班伯也說︰哪里能有擁抱著婦人而臨朝听政的事啊？劉向又說︰世上有人獄父害君，萊、封沒有壞到這個程度，然而，人們卻將榮、封當作作惡的帶頭人。由此可見，自古以來所加給萊、封的無數罪惡，豈不是太冤枉他們了嗎？這是第六點疑問。
【原文】
《微子之命》篇序雲︰“殺武庚”。案祿父即商封之子也。屬社櫻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果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發，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詢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慚。議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青，向若隕仇雪怨，眾敗身滅，亦當隸跡丑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譯文】
《尚書•微子之命》篇序說︰“因武庚頑固地要恢復殷商，成王便殺了他。”按︰祿父是商封的兒子，封被滅後，周立祿父為王，稱作武庚。當時，政權失落，山河淪陷，父親被斬首，母親的身體被分裂，深深的怨恨和恥辱，生塵死死都不會改變。假使他為了自己和妻兒，作為周朝的侯王而小心翼翼地服侍周朝，那麼，他在天地之間怎麼能夠生存下去啊？作為一個人，還有什麼臉面？因此，不久之後，他便與管叔、蔡叔合謀推翻周政權，後失敗詢節。雖然他沒有報得了家仇國恨，但是，作為一個臣子，他表現了他的忠誠，用禮教的標準來衡量，他的生與死都是無愧的。議論他的人都因他沒有獲得成功，而把他看作頑固不化、拼死掙扎的惡人。如果一定以這樣的眼光來看的話，那麼，君主象夏朝的少康、臣子象春秋時的伍子青，假使他們的報仇雪恨的行動失敗了，自身被殺，從者逃亡，是不是也將他們列入惡人之中，說他們是想造反的叛逆者呢？這是第七點疑問。
【原文】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雲︰“西伯勘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擷臾也。又按某書曰︰朱雀雲雲，文王受命稱王雲雲。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速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潛號而陵天子也。然則勘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默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沒也，而荀顫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
【譯文】
《論語》說︰“周的品德是多麼偉大啊】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諸侯國擁護他，他卻仍以臣子身份服從于殷朝。”按《尚書》說︰“周文王平定了黎國後，殷朝廷開始對周不滿意。”周，不過是一般的伯爵諸侯國，然而，他動輒對其它諸侯國發動討伐、征服的戰爭，與殷朝廷結下怨仇，但是他一點也不感到慚愧和畏懼。這就如同《春秋》中記載的荊蠻楚國消滅周的後代小國，《論語》中所說的季氏吞並擷臾氏。又按，某書中說，文王為西伯時，一只朱雀口餃著丹書，到豐鎬文王的住處。于是，文王接受天名稱王等等。眾所周知，天上不能有兩個太陽，地上只能有一個君主。殷朝廷仍然存在，國君還在位上，他居然稱起了王，這不就是和春秋時期楚國、吳國與越國擅自稱王，以欺凌天子一樣嗎？這樣看來，周征服黎國與崇國，是把自幾等同于王者。而作為臣子侍奉天子，沒有這樣的道理、也就象近古三國魏時司馬昭殺害朝廷大臣，罷黝少帝，接受九錫的封賜，享受乘坐六馬之車的待遇。到他死後，荀顫還說他是作為一個大臣而終其一生的。姬昌對待殷朝廷的態度，應當相當于司馬昭對待魏帝的態度。如果說周的品德無比高尚，不也是一種虛假的說法嗎？這是第八點疑問。
【原文】
《論語》日︰分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雲雲，斯則太王鐘受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極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姐，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發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于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勞見申生之將廢也。曰︰如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雲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譯文】
《論語》說︰“太伯的品德無比的高尚，三次將天下讓給弟弟季歷，然而，他並沒有宣揚自己讓位的行為，故而，百姓們無從歌頌他的高尚品德。”按，《呂氏春秋》所說的就不是這樣的了。太王鐘愛他的孫子姬昌，便欲將爵位傳給昌的父親季歷，然而，太伯是嫡長子，他是季歷的大哥，他的這種身份、地位妨礙了季歷即位。如果，他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帶著僥僥幸的心理徘徊而不肯離去，那麼，他必然會有災禍，大的會象衛太子極那樣有殺身之禍，小的也如同楚太子建那樣，流亡他國。他想不讓天下，可是他的父親能立他為繼承人嗎？太王死時，太伯來奔喪，季歷將父親臨終安排的帝位，讓給兄長。太伯則以身體不好，精神頹喪為由，使弟弟接受了他的辭讓。其實，太伯毀傷自己的玉體，斷發紋身，其目的是向外人表明自己沒有佔據帝位的欲望，同時，也讓弟弟季歷不要猜測自己有什麼政治企圖，從而忌恨自己。這就象一只公雞，主動斬斷自己漂亮的尾巴，使自己等同于丑陋的母雞，從而使自己不會成為祭神的供品。又按，《春秋》中說︰晉國士子勞見太子申生將要被廢為庶人，便對他說，不如流亡他鄉，象吳太伯那樣，還能統治一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太伯和後代的申生，其遭遇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不同，故而，結局不一樣，一個保全了性命，一個身首異處。如果孔子說太伯因禍而得福，因父親的嫌惡而使他無意中得到了好的名聲，這是確當的。但是，如果說他拱手將天下讓給弟弟，並以此說明他的品德無比高尚，這種贊美豈不是荒謬嗎？這是第九點疑問。
【原文】
《尚書•金滕》篇雲︰“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雲︰“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爽》篇序雲︰“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汕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猶懷憤慈。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樸環猜習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速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于友于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譯文】
《尚書•金滕》說︰“武王死後，管叔和他的幾個弟弟就在國內散布謠言，說周公將對年幼的成王不利。”《左傳》又說︰“周公處死了散布流言蜚語的兄長管叔，流放了弟弟蔡叔，難道是不愛他們嗎？不，這樣做是為了王室整體的利益啊。”按，《尚書•君爽》篇“序”中說︰“周成王時，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師，輔佐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興。”召公為什麼不高興呢？因為周公旦行使了帝王的權力，所作所為不符合臣子的身份，權勢過大，對帝王構成了威脅。而且，舉動可疑，招致許多人對他譏嘲責罵。召公有著孟子的德行與度量，並懷有聖賢的才能，看到這種情況，還很氣憤，何況管叔與蔡叔二人，才能中等，又處于偏僻貧窮的小國，從小道上听到周公心懷不軌的消息，心中能不生出一些猜疑嗎？考察周公動刀殺人並反咬他們謀反的原因，大概為管、蔡二人不但沒有贊美他，反而給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于是，周公便用不和善的態度，將他們迅速殺死。這種做法與漢代孝文帝寬恕想謀反的淮南厲王劉長、與漢章帝赦免想叛亂的阜陵質王劉延，有多麼大的距離啊。由此可見，周公此人對兄弟薄情寡義。然而，《尚書》給予他那麼高的評價，是什麼原因哪？這是第十點疑問。
【原文】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核，如異于此，則無論焉。
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睹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于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于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于中葉。傅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譯文】
大致從《尚書》所記載的歷史開始，到《春秋》所記的之前，寫作史書的人所敘述的重大歷史事件就是這樣了。這里我們從經典中摘取那些道理有難以通曉的地方，而諸子異說中有可作依據的說法，把它們匯合起來，互相參考，來甄別真假，考察事情的真相。除此之外，這里就不加討論了。
遠古的史書與近古的史書，不同之處不僅僅在于一個內容簡潔，記事粗略，一個內容豐富，記載詳細。根本的不同，還在于記載歷史的態度不同。為什麼這樣說呢？近古的史書，記言則將人物的話詳細地記入書中，對于歷史事件，則很少去甄別、選擇，而是不論好的壞的，一股腦兒地全記下來。這樣，使得後世的學者了解一個朝代的政治狀況，既知道有哪些好的方面，也知道有哪些差的方面。了解一個國君的才能，既曉得他作出了哪些英明決策，又曉得做過哪些愚蠢的舉動。然而，遠古的史書就不是這樣了，它所記錄的，都是提綱大概，對于史官心目中的好君主，則帶著頌揚的主觀態度去記事，而不惜改變事實或隱諱不寫。後代學者，考察某一朝代的情況，發現未記載的事情很多，使得許多史事湮沒無聞。不妨作這樣一個假若，如果讓漢、魏、晉、與南朝宋的國君生于上古時代，而讓堯、舜、禹、湯這些有德有才的國君生活于近古，再讓上古與近古的史官也調換一下時間位置，那麼，這些史官們對歷史的記載，對一個朝代的政治狀況以及對君主的評價，就不一定象現在的史書這樣了。關于古書，普通人如木匠輪扁說它們是古人的糟粕，聖賢者象孔子也認為有可疑的地方。孟子則說︰“如果人們對書本十分迷信，相信里面所說的一切，那還不如沒有書。我對于《尚書•武成》篇，認為其中只有二三片竹簡的內容還可取。”由此推論，則遠古的歷史書籍，虛妄不實的內容真是太多了。這豈不是和後世的王沈、沈約以自己的愛憎態度去篡改歷史，虛構事實一樣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