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采，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攢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于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雲︰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雲︰“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雲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譯文】
史書用編年體的敘事方式，使得事情混雜而難以搞清；紀傳體的敘事方式，則會使條理清楚，閱讀方便。過去讀司馬遷的《史記》，每每責怪他從《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中采錄材料。最近見到皇家撰寫的《晉書》所采集的史料，也多是從筆記小說中來，如省功易閱的《語林從《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的書。而對于曹嘉之的《晉紀》、干寶的《晉紀》、孫盛《晉陽秋》、檀道鶯《續晉陽秋》中的內容，都不采錄。所以，上述四書對美事的記載，遺漏很多。（劉遺民、曹攢在檀道鶯的《晉陽秋》中都有傳，而今的《普書》則沒有他們的姓名。）由現在的修史情況來看古代的修史，就知道司馬遷和現在的史家有同樣的失誤。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馬遷並沒有下大功夫搜集篩選史料，只是從小說等書中采錄史料，浮淺得很，然而，為什麼班固又稱贊他勤苦呢？班固還說，劉向、楊雄是博覽群書的人，但是，卻膺服司馬遷的敘事能力。難道是因為世上沒有杰出的人才，使得才學平平的人而成為雄居史壇的霸主嗎？夸贊失實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啊！《史記•鄧通傳》說︰“文帝死，景帝做了皇帝。”假若只說景帝做了皇帝，不說文帝死，這樣表達，人們就知道文帝死了，何必兩句話寫一件事呢？
【原文】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官，重加編勒，只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睹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眾，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閡如？
【譯文】
又《史記•倉公傳》中的倉公說他曾受公乘陽慶所藏的黃帝、扁鵲脈書的傳授，他能通過面部五種顏色來診斷疾病，判斷人的生死，決斷疑難病癥，定出是可治之癥還是絕癥。文帝召見他，問他在哪方面精通。他回答說︰“我得到黃帝、扁鵲脈書的傳授……以下的內容，完全同于上面的敘述。既然上文中已經記載了這件事，而下文又通過人物對話重說此事，雖然一是事情的敘述，一是人物的說話，形式上有些差別，但是，內容上又有什麼區別呢？象這類情況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然而，劉向、揚雄卻佩服他的敘事能力，這又是為什麼呢？
司馬遷撰寫《孔子世家》，其材料多取自于《論語）)I日說。而寫《管晏列傳》，卻不取他們自己的書。（指的是《管子》、《晏子》。）認為這兩本書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沒必要再抄錄在史書上孔。但是，《論語》在漢代被立于學官，成為老師教授學生的教材。在此情況下，重新編寫到史書中，只會覺得冗煩費力。而不取《管子》和《晏子》，實質上是因為它們屬于諸子雜家的著作，不在經典的歷史著作之內，所以，拋棄了它們而不采錄其中的內容，這實在是杜絕異聞的做法。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舊的史料該刪除的不刪，應該取的卻不取，以這樣的方法著述史書，看不出它有什麼意義。
過去，孔子的力氣大得可以舉起關卡的大門，但是他沒有宣揚自己的力氣是如何如何的大。為什麼呢？因為大聖人孔子具備了很多方面的美德，不能將一個小小的本領放在各種美德的首位。然而，司馬遷卻不是這樣了。孔子的得意學生有七十人，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司馬遷敘述文學之士時卻沒講到子游、子夏，寫到奉職守法的官吏時，也沒有將冉有、季路列人其中。而在《貨殖列傳》中，倒將子貢列于首位。這表明作者忘記了稱人之善，以掩蓋人之惡的寫作精神，丟棄大德，而標明小功，由此可見，成全別人的好事，不也成了一句空話嗎？
【原文】
司馬遷《自序傳》雲︰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放縹拽。乃哨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雲遭李陵之禍，幽于縹拽者，乍似同陵陷沒，遂置于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于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倘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譯文】
司馬遷在《史記•自序傳》中說，我任太史一職的第一七年，因李陵而遭禍，被關進監獄中，于是，長長地嘆一聲說︰“是我的罪過啊，身體殘廢而不被重用。”自敘的事情，為什麼這麼簡略啊！所說的“因李陵而遭禍，被關進監獄中”的話，乍看上去，就好象同李陵一起被匈奴俘獲，並因此而受刑罰似的。又好象為李陵陷害，朝廷才加罪于他。這樣的敘述，使得讀者很難弄清事情的原委與詳細的過程。幸虧班固的《漢書》刊載了他的《報任少卿書》，書中詳細地敘述了他受刑的前後經過。倘若沒有《漢書》的記錄，我們怎麼樣才能弄明事情的真相呢？
【原文】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雲︰“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干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舉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雲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譯文】
《漢書》所刊載的司馬遷《報任安書》，一一列舉了自古以來能夠著作而有成就的人，都是因為自身遭到了患難而發憤著書的事例，在《報任安書》的未後說︰“呂不韋遷徙蜀地，于是有了傳世的《呂覽》”按，呂不韋寫作《呂氏春秋》的情況為︰他廣招天下的人才來家作客，仿照春申君、信陵君的做法；他讓賓客人人寫下奇異的見聞，以能同荀子、孟子一樣，為後世留下著作。書成後，宣布誰能增損一字，願用千金購買，可見，《呂氏春秋》早就在社會上流傳，哪里到了呂不韋遷移蜀地之後才開始流傳呢？而且，假若《呂氏春秋》正是因為呂不韋發配蜀地而被社會重視，那麼，這本書又根本不是發憤之作，與有了患難的人發憤著書的說法沒關系。這樣，將呂不韋的著書事來比喻自己寫作《史記》，不是牽強附會嗎？如果要多列典故，以說明自己的博學，為什麼不舉虞卿因窮愁而著書八篇的例子呢？然而，說“因呂不韋遷徙到蜀地，《呂氏春秋》便在世上得到了流傳”。只表明作者見識不廣，思考不周密。
【原文】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減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余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粵，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歡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舍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譯文】
在春秋時期的一次晉齊戰斗中，晉國追擊齊國軍隊，齊國有個閹人叫夙沙衛，在隊伍的最後面抵擋晉軍，郭最見此情形對夙沙衛說︰“由你這個閹人來殿後，是我們齊國的恥辱。”齊國侵犯魯國，俘虜了減堅，齊侯派閹人夙沙衛來慰問他。減堅見是閹人來尉問，感到受了奇恥大辱，用小木椿抉傷口而死。這是閹官被人瞧不起的最著名的事例。然而，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談論自古以來受宮刑而被士人君子輕視的人，只從衛國的彌子瑕開始，為什麼所舉的事例在時間上這麼近啊？因為夙沙衛的事出于《左傳》，而《左傳》在漢代不流行，所以，司馬遷沒見過它。司馬遷廣博地稽考前古史實，然而，這樣的事例卻沒有記載上去，那麼，他乘著釋車，游歷許多地方，上會稽，探禹穴，是干什麼去的呢？
【原文】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惶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姐；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而敗晉于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屎弧箕服，章于宣厲之年；微賽與濡，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恆、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無譏者哉？
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妨後之為公子也，其笙曰︰八世莫之與京。華氏之為大夫也，其佔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鬢鴛鳴于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于豐澤。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哀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暖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魚豢《魏略議》日︰當青龍、景初之際，有慧星出于箕而上徹，是謂掃除遼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淫濫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諒知冥數，不獨人事。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譯文】
司馬遷在《史記•魏世家》中說︰“論述歷史的人都說︰‘魏國因為不用信陵君，所以國力削弱，直至滅亡。’我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上帝正在命秦國平定天下，而在其統一的大業還未成功，不斷發動戰爭以吞並別的國家的時候，魏國即使得到伊尹這樣的賢相，又有什麼用處呢？"
探討一個國家的興亡成敗的原因，應該主要從人事上去察看，如果完全從天命上說，那麼，與國家存亡的規律就相違背了。例如，晉侯夷吾被秦國俘虜，是因為他不听慶鄭的勸諫；秦朝被滅亡，是因為二世胡亥暴虐無道；周朝衰敗，那是因為幽王受褒擬迷惑，失德于民；魯昭公逃奔他國，是因為不听子家子的話。然而，在《左傳》、《國語》、《史記》等書中，都把這些國家的衰敗，歸于天命的安排。說上述國家的衰亡，早已有預兆了。晉夷吾在韓國被秦軍俘獲，在狐突與太子申生的鬼魂對活時，就有了預兆；由名為胡者的人使秦朝滅亡，秦始皇時就有了此說；在宣王厲王之時，有了這樣的童謠︰拿著山桑做成的弓弧，系著黃草編成的箭袋者，就是滅亡周朝的人；魯丈公、成公之時，也有童謠說︰鸚鶴來做巢，就要將褲子與內衣送給出奔在外的昭公。似乎他們罪惡的名聲早已定下了，觸犯天理的孽障們在劫難逃。但是，假若上述的四位君主，才能和齊桓公、晉文公一樣，品德則和商湯、周武王一樣，又會怎麼樣呢？如果由此推而論之，則所有亡國的君主，都象齊桓公、晉文公，商湯、周武王那樣，國家又怎麼會衰亡呢？由此來看，人們怎麼會不對魏國君主進行指責與譏諷呢？在一些史書中，國家的敗亡如此，國家的興盛也是有預兆的。陳公子完未發達時，佔卜的人說陳氏八世之後，興旺昌盛；畢萬魏為大夫時，佔卜的人說他日後將握有很大的權勢；佔公宜父在水滸時，有鳳凰在岐山鳴叫；漢高祖生于中陽的普通人家，但是他是蛟龍與他母親在大澤相遇而生。這些人都是祥瑞出現在先，而後享有大福大貴的。但是，如果七述四位君主的品德不如古代明君的一半，才能還趕不上一般的人，最後還能登仁╴金蠻殿，到達如眾星拱衛的北極星那樣的位置嗎？如果一定如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只要命運規定你成為什麼人，從道理上說，想擺脫掉也不行，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再頌揚英明的君主超人的智慧與神武的本領了。
從命運上談論國家的興亡衰敗，將一切都歸之于命運的安排，而忘記了人事得失的評論，並以此來垂誡後世，不是疤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從司馬遷之後，史學家的著述，常常都是用這種觀照社會發展的方法來看待歷史，如茵豢的《魏略》、虞世南的《帝王論》，前者敘述遼東公孫氏被滅亡的事，（魚豢《魏略議》說︰當青龍、景初年間，有慧星出現在箕宿，並向上穿過天空。這是表示要掃除遼東而使遼東政治更新。假如是這樣，就是人所不能違備陳了，那麼不施行道德教化而以刑罰為主要手段，以至于被滅族，大概就是天意了。）後者描寫陳後主亡國的事，（虞世南《帝王略論》中說︰陳武帝永定元年，有個會稽人史溥官為揚州從事，夢•見有人穿朱衣，著武士之冠，從天而降，手持金版，上面有文字。史溥仔細看去，上面的文字說︰“陳氏五主，三十四年。”可見帝王年限，也是冥冥之中已有定數，而不僅是由于為政的優劣。）都是用宿命觀來闡述他們之所以被滅亡的道理，可以說與司馬遷犯的是同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