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王韻國史，至于論戰爭，述紛擾，賈其余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靈敗于乾溪，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于鄺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淮之役、焉卜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鄖，亦不是過也。
【譯文】
王韻所撰的《齊志》，在描寫戰爭場面，敵對雙方的糾葛矛盾方面，非常精采，表現了他在這方面的內容上寫作的專長。如敘述齊文宣帝高洋逼魏孝靖皇帝善見禪位給齊，常山王演與秦王歸彥殺死楊惜、燕子獻，並廢除了高殷的帝位等事，雖然《左傳》中季氏驅逐魯昭公，秦伯收納晉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靈王敗于乾溪等事以繁而不亂，意多而言簡見長，但《齊志》仍能和它們比肩。又如敘述齊高祖高歡在鄺山大破宇文氏，周武帝宇文琶自晉陽發兵，最後消滅了齊國的事，與《左傳》所描寫的城蹼之役、郁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鄭等戰爭事相比，《左傳》比起《齊志》，也不精采到哪里去。
【原文】
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
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加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黔，廬江目橋為紀。南呼北人曰槍，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叱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嗤。而彥鶯、伯起，務存隱諱；i犁長•為•藏，．蓋為姚仗諱。重規、德某，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殉。”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e，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雲姊移。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妙。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肋之所錄，其為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愚，吾幾面牆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消者哉！
【譯文】
有人問道︰“王韻的《齊志》，多記當時的埋言土語，這種做法是對的，還是錯的？"
回答是︰從古到今，語言是變化的，物體的名稱隨著語言的變化而不同。又因地域的不同，人的稱謂在各個區域也不同。所以，晉地與楚地的方言，齊地與魯地的俗語，在《六經》與諸子著作中，被記載的很多。自從漢代以來，風俗不斷地變化，閱讀諸種史書，就可以全面地了解這方面的變化。有的是君臣關系，但之間以朋友稱之；有的是上下級僚屬關系，但下級稱上級如同稱君父。有的別有用心地崇敬他人，稱對方為“處士”、“王孫”；有的為了稍稍侮辱對方，有意稱他為“僕夫”、“舍長”。另外，荊楚的地方說“多”為“黔”，揚州廬江郡一帶將橋稱為“士巳”。南方人稱北方人叫“槍”，西方人稱東胡叫“虜”。“渠們”、“底個”是“他們”、“那個”的意思。“乃”、“若”、“君”、“卿”在中原一帶是“你，，、“我”的意思。這些稱呼又因地域不同而有變化，隨著時間的遷移又有不同。這些情況都在史冊中記載著，不需要借助于別的資料進行考索。由史書即足以知道普通民眾的習俗是多麼的特殊，各地土風又是怎樣的不同。然而，自從西晉、東晉政權相繼消亡後，周邊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這樣，漢人與少數民族人混雜相處，語音與詞語尤為難听，但是，崔彥鶯、魏伯起都用雅語代替了理言土語，付巴“長”寫成“藏”，大概是避姚襲的名諱。）而李重規、令狐德巢的做法則是給予修飾，使它們變得文雅。這樣做的結果，使得在記載中國數百年歷史的史籍上，見不到土風理俗的狀況與變化，古人說︰“如果只知道古代，而不了解現代，這叫陸沉。”又說“君子只要有一事不知，就會深深地感到可恥。”由此可見，不管古代當代，不論大事小事，一定要借助于廣博的見聞，萬能自己淵博的知識，然而，今日的稱呼象中原人稱男子叫“漢子”，稱關西人為“羌”，臣子對君主自稱為“奴”，叫母親為“姊姊”，君主被人稱為“大家”，將領叫士兵為“兒郎”。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但是，如果要尋找它們的源頭，即從何時起有這樣的稱呼，就沒有人能夠弄清楚了。然而，閱讀《齊志》則能了然可知。由此得出，王韻對理言土語的記錄，有很大的價值，它能夠幫助人們弄清楚過去誤解的東西，還可以擴大人們在稱謂方面的知識。沒有王韻，我在工作上幾乎無任何作為。而你為什麼這樣憑白無故地譏嘲他呢？
【原文】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稿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齊書》，謂李百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諱也。即稱溢焉。至如變“世宗”為“文襄”，改“世祖”為“武成”。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跡擺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督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磋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說。書成絕筆，而速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譯文】
皇家修撰五代史，是憑藉著史館中仍然保存著的先前的史稿加以修訂，而成為新史的。看稿中用紅、黑筆進行修改的文字，仍有許多可以認識的。有的原是真實的，卻認為是虛假的而加以改動，有的是錯誤的倒認為它是正確的。原來的北齊國史，都稱各個帝王的廟號，但是，到了本朝李氏撰寫《齊書》，（指李百藥。）如果廟號有犯當朝名諱的，（是說有“世”字犯了太宗文皇帝的名諱。）都改稱溢號，如改世宗為文襄，改世祖為武成。除去帶“世”字的廟號，卻沒有想到文襄比武成的輩份低，而這在廟號上是反映出來的。象這徉的謬誤，不可勝數。所以，在列傳的敘事中，有的將武定時的臣子說成是武成朝人，河清年的事情搞到世宗帝當政時。時間混亂，不同時代的人放置在一起。使讀者閱後昏頭昏腦，時間上混亂不清，感到驚訝而疑惑。唉！由此來看，自古以來撰寫史書的人．若不能精益求精與認真慎重。一旦新書寫成後，就將原來的史書拋棄掉，結果，玉石俱焚，失去了核實真假的依據，這種情況真是令人痛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