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彩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惡，寂滅無睹。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雲︰“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譯文】
打扮人外表的服飾，以珠翠為先；繪畫用的顏料，則應以丹青為主。不過如果將它們用錯了地方，或分布不適當，雖然絢麗奪目，五色繽紛，也不能給人美的感覺。看班固的《公孫弘傳》贊，極力夸贊漢代武帝、宣帝兩朝，說此二朝所搜集到的人才，比起漢代其它任何時候都多。至于對公孫弘其人善的或惡的評價，卻一點兒也看不到。這樣寫人物，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果作者覺得文辭很美，自己很欣賞，不願割舍，那麼，應該作一些調整，將它放到《百官公卿表》之後。這樣，才符合文理。如此的編排，不是超越體例了嗎？又沈約的《謝靈運傳論》，談論的全是文章的體裁，詩歌的音律等間題。這樣的內容可以補充《翰林》，總括《流別》。（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集》。）但是，作為人物傳末的評論，實在是背離了史傳的作法。陸機在《文賦》中說︰“有些事物分開來，各自是美的，如果將它們合在一起，卻無一事物是美的。”確實是這樣的啊。
【原文】
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墳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于《後主紀》，則書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于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掛言。略大舉小，其流非一。
【譯文】
在史書中，有的事情應該寫，卻不寫，有的內容不應該寫，卻寫了上去。如班固在敘述事情時，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寫了上去，而對高祖劉邦在該下打敗項羽，斬首八萬的大事，卻沒有提及。李百藥的《北齊書•後主紀》，記載了後主臨幸穆提婆家的事，然而，在《北齊書•孝昭紀》中，卻沒有談到孝昭皇帝親自率兵討伐庫莫奚的事。對于邊疆地區外敵的騷擾，無一次不記載，然而，對于司馬消難擁數州的地方背叛朝廷的大事，卻一點也不說。忽略大事，重視小事，這種現象不止一次地出現。
【原文】
昔劉腮有雲︰“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浩。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于渭濱游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韻《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音詞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于齊遠矣。而牛弘、王韻，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潛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則《三國志》之辭也。其余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深眼楮全不轉。”公曰︰“瞎奴使痴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于實錄矣。此何異莊子述鮑魚之對，而辨類甦、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之“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其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
【譯文】
過去劉腮在《文心雕龍》中說︰“在司馬相如、王褒之前，作者著述多憑著自己的才氣，而不靠學問；劉向、揚雄之後，喜歡以引經據典來擴充文章的內容。”近代歷史著作的修撰，情況與劉向、揚雄之後差不多。所以，雖然三國蜀地的王平，認識的字不超過十個；霍光沒有學問，不了解一門經典著作，然而，為他們立傳的史書，在引述他們的言語時，往往含有經典的語句。這都是因為撰者缺乏天生的才氣，而只得憑依著典籍材料來寫些虛假的內容。《宋書》敘述武帝劉裕入關後，見將軍王鎮惡不夸耀自己的功勞，拿他與後漢的馮異相比；又在北伐經過渭水邊上時，感慨地說起了姜太公呂望。宋高祖沒有學問，連愚笨的人都看不起他，他哪里能夠引用古代的事情，以和群臣對話呢？可是，史書上卻不是這樣。比這個事例更不象話的是周、齊兩個國家的君主，都來自于陰山，其說話一定象互鄉人那樣粗鄙，在這方面，北周的宇文氏更是這樣。（按，王韻《齊志》記載道︰宇文公喊高祖為“漢兒”。這說明武帝在語言上沒有改變胡俗。王、宋所記載的粗鄙言語有很多。周宇文氏後來承接華夏大權，可以想象，他們在語言的雅致方面，更不及齊。）然而，作為掌管策書的大臣牛弘、王韻，他們在記載齊人言語的時候，其粗俗一如他們實際所說的那樣；但是，在記述周人言語的時候，又是那樣的文雅。作這樣的處理，是什麼原因呢？這不是因為兩個國家一是華夏，一是少數民族，從而造成語言上有雅、俗的區別，而是《齊志》與《周史》，一是實錄，一是虛構。《周史》記述宇文的言語，動輒引經據典，多仿照《史記》、《漢書》的記敘方法。（《周史》記錄太祖談論梁元帝時說︰“肖繹的失敗，可以說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了。”又宇文測為汾州長官時，有人誣告他，周太祖大怒說︰“為什麼要離間我們的骨肉，生出這麼一張‘貝錦’來？”這寫都是六經中的語言。又說︰“榮權，是‘吉士’，我和他說的話是一樣的。”這句話則出于《三國志從還有許多象這類出自于典故的言語，這難道象宇文氏說的話嗎？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說元帝派遣王深到周作禮節性的拜訪。長孫儉對宇文氏說︰“王深的眼楮一動也不動。”公說︰“瞎奴派痴人來，怎麼能怨我？”這句話與王、宋所記載的就很相同了，這才是真正的宇文氏的語言，這樣的記載才能稱得上實錄。）這與《莊子•外物》篇中記述鮑魚的對話、賈誼《鵬鳥賦》敘述鵬鳥的話有什麼兩樣啊？鮑魚辯駁的才能如同甦秦、張儀，鵬鳥的話，如同屈原、宋玉的文章。這祥的作法用于寓言是可以的，用于實錄的史書中就不行了。人們說近代史書上關于人物言語方面的編錄，(“語”指“言語”。）只有北周史書中的語言令人贊賞。作者廣泛地采錄古文，而轉變成今人的語言。現在世俗流傳的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它們或模仿《五經》，或學習《三史夯，文辭雖然都是典雅的，但事情卻全是虛構的。因此，怎麼能說這些編者具有了南史、董狐史家的才干，適合于擔任象班固、司馬遷那樣史官的職務呢？
【原文】
自梁室雲季，雕蟲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于時；對語麗辭，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于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魄囂滅，安世用羊枯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膺盜。梁主必不舍其溢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麗辭故也。又姚最《梁後略》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雲雲，溫子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日，怨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麗卜雯，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譯文】
從梁代後期，詩賦這類微不足道的雕蟲小技受到了人們的重視，變得愈來愈精深。（指太清以後。）人們在作詩時，認為應避免平頭上尾等八病；而追求辭語華麗、語句驕偶，在世俗中已經成為一種風尚。開始興起于南朝，後來影響到北朝。以至于史家修撰史書時亦用這種作法。（何之元的《梁典》記載說︰朝廷收納侯景的議論情形為︰高祖說︰“文叔因尹遵的投降而消滅了魄囂，安世采用了羊枯的建諫而平定了孫皓。”對于漢代的光武帝與晉代的武帝這兩位君主，梁高祖絕對不會舍棄其溢號，而直接稱他姓名。這都是因為語言驕偶華麗的需要而才這樣寫的。又姚最的雙梁後略》記述高祖的話說︰“成功在于我，失敗在于予，蔭及不到子孫，我是多麼的怨恨哪。”變我為“予”．互文成句，實際生活的語言，絕對不會這樣說。這是為了避免平頭上尾的毛病才這樣寫的又蕭韶《太清記》道︰“溫子升的《永安故事》說爾朱歐隆攻克建業後，百姓怨恨痛苦的聲音，上達天庭；酸楚愁苦的生活，下害人理”這些都是語句不精煉，堆積文字而成句的表現，都是追求驕偶協韻的結果。這樣的語病，例子很多。）即使有哪食其那樣巧辯的語言、周昌口吃的樣子、澹台滅明的與容貌不相稱的說話、子路不加思索的回答等等具有個性特點的語言，也統統讓它們符合表達的規範，這樣統一的書寫模式．造成了個性的磨滅，按實錄的要求來衡量，這些語言自然大多是虛妄不實的。
【原文】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于登極。期間箋疏款留，i召救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憚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則部下。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去建業，地闊數千余里。宣德皇後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並部，虛雲孝靖之救。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讓、勸進、斷表文詔，入奏請署，一時頓盡，則知無夏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凡此文諸，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詞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郡帝位，皆數十年間事也。夫功德日盛，稍進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公王．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于禮儀何有者哉？唯王肋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譯文】
在晉朝與劉宋朝以前，帝王將帝位禪讓給另一個人，從頌布前一個皇帝頒布浩命到後一個皇帝登╴廿帝位，這一期間，受位的人上奏的奏章總是反復表示不願接受帝位的衷情，而帝王則再三頻繁地下詔令要他接受。雖然，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假的，所說的話也是心口不一的，但是，這樣做還能夠從表面上維護帝王的威儀，還能說明按典章制度辦事，使朝野之士都能看到他們所做的一切並未“違背”禮教。然而，到了近古，篡權者則沒有時間做這些了。如梁武帝受禪時居住在建業，北齊文宣帝受禪時人在晉陽，而前者假借宣德皇後的諭令，說南齊和帝于江陵發出禪位沼書；（江陵到建業，相距一千多里。宣德後所轉告的齊和帝的禪位詔令，卻在十日內就到了，由此可見，詔令是假的。）後者所有有關東魏孝靜帝禪位的詔書其實寫于晉陽，卻虛假地說這是鄴都的孝靜帝下的詔書。（北齊文宣帝在接受北魏禪讓的帝位前，已經秘密地寫好了皇帝遜位的詔書、本人謙讓的表章、他人勸進的奏本等等。以至于入奏、請、署等程序，很快就全部結束了。由此則知道不再有前前後後的禮節性的程序以及依次遞減的過程了。）凡是這一類的文浩，原本沒有頒布施行，卻定要將它們編錄到帝王起居注與國史中，難道這能稱得上摘其大要、刪除虛假不實的內容嗎？但是《齊書》、《梁書》、《陳書》、《隋書》等史，大都有這樣的毛病，（晉朝、魏以及南朝宋，在創業以後，開始僅稱公、王，然後再登╴L帝位，其間經歷了數十年過程。等到功績和德業都很顯著了，才逐步地走上帝位。這說明他們按“禮”的規定辦，沒有鄙視、違反“禮”的規定。然而，到了齊、梁以後，從稱王、稱公到做上皇帝，時間不出一個月。這樣的迫促、急不可耐，哪里談得上禮儀呢？）只有王助所撰的《齊志》，沒有這樣的缺點。
【原文】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于君愁，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韻者，《隋史晦論皆雲。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均為輕。”其斯之謂矣！
【譯文】
過去古人嘲笑以暴力代替暴力的做法，而魏澹修改魏收的史書，是以新的錯誤的內容代替舊的錯誤的內容，這就更加明顯地表現出魏澹的錯誤。然而，修撰隋史的人，卻說魏澹改正了魏收的錯誤。這是什麼原因呢？拿魏澹修撰史書的工作與王肋作比較，後者無疑勝過前者幾倍。一些史官夸贊魏澹而譏諷王韻，((（隋史》每當評論史事時，總是以“史臣日”起頭，今因襲這種稱呼，稱“史臣”。）難道能說他們有識別事物的眼力嗎？俗語說︰一些人認為蟬的兩翅很重，而千鈞卻是很輕的。夸魏澹而貶王韻的就是這類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