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征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略無準。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後。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征驗也。
【譯文】
《五行志》的敘事在乖悖常用的敘事方法上有五種表現︰一是只在開頭講到某人提出的預兆，而在後面卻沒有談到有無應驗。二是隨意取舍古人的話，而不是有頭有尾地轉引原文所述的事情。三是引述當時人們的議論，卻沒有敘述議論後的效果。四是歸類混亂，使讀者摸不著頭腦。五是標明年號，時詳時略，沒有一定的規則。
《五行志》說︰“《左傳•昭公十五年》︰晉國籍談到周朝廷參加穆後葬禮，周王很快就結束了喪事活動，恢復了宴樂。叔向說︰“天子將沒有好的下場。我听說，喪期中進行宴樂活動，必然會有死亡的報應。現在天子一年中發生了喪期三年的兩個喪事，然而，卻在喪期中一邊舉哀，一邊與賓客宴樂，把悲傷當成歡樂也太過分了。禮，是天子治國的大綱。既不服喪，又過早地進行宴樂活動，一次活動失了兩種禮，這就是說大綱沒了。沒了大綱，又用什麼來治理國家呢？”按，據《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所說，在七年之後，周王正如叔向所預料的那樣，害心病死去了。這就是對預兆的應驗。然而，班固卻在《五行志》中一點兒也沒有寫到應驗的內容。這就是所說的第一種表現︰開頭講到某人的預兆，後文卻不再提到有無應驗的內容。
【原文】
志雲︰《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汝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弊。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采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征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汝齊之言，或得本失。件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譯文】
《五行志》說︰《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國汝齊對智伯說︰“齊國高子容、宋國的司徒將逃避不了降臨的災難。子容擅權專行，司徒放縱自己而沒有約束。都是敗壞家庭的人。擅權專行，引起人的忌恨，大禍很快就會臨頭。放縱自己，奢侈糜爛，力衰竭而自取滅亡。”九月，高子逃亡到北燕。《五行志》轉引到此，就結束了。按︰《左傳•昭公二十年》說︰宋司徒華定等人逃亡到陳國。由此可見，班固采錄《左傳》，只是不完整的內容。比勘《左傳》原文，他只引述了事情的一半。這樣，自然會使後世學者懷疑左丘明對汝齊的預兆，有肯定，也有否定，認為汝齊的話，有得有失。這就是所說的第二種表現︰將古人的話隨意取舍，不有頭有尾的轉引原書所述的事情。╴
【原文】︰志雲︰成帝于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于民間。谷永諫日︰諸侯夢得田，佔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雲成帝俊與不俊，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網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他述者也。
【譯文】
《五行志》說︰成帝在鴻嘉、永始年間，喜歡扮成平民出宮旅行，並在民間購買土地，置辦產業。谷永上疏諫說︰“諸侯夢中得到土地，都是國家不祥的預兆，何況天子真的購田置產，做平常百姓所做的事呢？”在下文卻不再說到成帝見到此疏諫後高興還是不高興，谷永諫勸有效還是沒效。引述了諫詞，但勸諫之後的事網如不寫。這就是所說的第三種表現︰引述當時人們的議論，卻沒有敘述議論的效果。
【原文】
其述庶征之恆寒也，先雲厘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佔，次雲《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雲“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隕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肇，章句錯揉，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譯文】
《五行志》在談到持續寒冷的眾多跡象時，先說嘻公十年冬，降冰雹。緊接著引述劉向佔語，劉向認為是嘻公立妾為夫人，陰氣太盛的原因。下面，先引公羊《經》說︰嘻公十年冬，降冰雹。又緊接著引述董仲舒對這一現象的解釋，認為嘻公受齊桓公的脅迫，立妾為夫人，而不敢再寵愛他妾，下冰雹是被脅迫而專一妾的兆象。按，《公羊傳》中的經文內容與《左傳》中的經文內容，有什麼不同，而需要重復說“降冰雹”？況且，在這一層中，先說到降大雪與冰雹，接著又說到下嚴霜使草枯殺，時間上從春秋開始，到漢代結束。前文已經說了降冰雹事，後文在說過降霜事後，重又說起降雹事。同一類事卻用另一類事隔斷開來，由一條變為兩條，可見，內容上毫無章法。頭尾牽扯到一處，結構層次不清，這就是所說的第四種表現︰歸類混亂，使讀者摸不著頭腦。
【原文】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雲元鼎二年，續復雲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雲哀帝建平三年，續復雲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雲是歲而已，不當言重其年也。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略無準者也。
【譯文】
帝王改元，從漢朝武帝開始。史官作史，用年號紀年，須有固定的體例。然而，《五行志》在記載奇異現象時，一開始就說時間在“元封”，但沒有標明元封是什麼帝王的年號。但是，在緊接著說到“地節”、“河平”的事時，卻標明了帝王為宣、成二帝。（(（五行志》此處紀年雲︰宣帝地節四年、成帝和平二年。）在說武帝元鼎年間事時，每年都寫出年號。（開始寫“元鼎二年”，下面又寫“元鼎三年”按︰“三年”之前應略去“元鼎”的年號。）在說哀帝建平年間事時，同是一年的事，也一定標出年號。（(（五行志》開始寫“哀帝建平三年”，接著又寫“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應該只寫“該年”，而不應該重復紀年號。）這就是所說的第五種表現︰標明年號，有時詳，有時略，沒有一定的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