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巳。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余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卦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于此可見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卦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取于商”，曰“天之棄商久矣”，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卦，于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恐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
或曰︰遷殷頑民于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巳。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並誅之法，而又不何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于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于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不畔何以言仇？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仇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後乃安于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余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