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譏班固敘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為一，總謂揚雄所敘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玄》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為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為何物，而強為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為得也。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附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為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為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強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煉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為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為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敘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敘錄，最為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為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為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雲︰“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為之刪省重復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強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不載於《禮》，而班氏入之。則於《禮》經之下注雲，入《司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劉《略》既載於道，又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復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況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既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為《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後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為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為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為國別之書，同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歷譜，《漢志》既有歷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歷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劉歆、任宏重復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復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稱論述冊詔。）諸書，同入《尚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章奏，皆《尚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右十一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