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夢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為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于九，書要于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谷》；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于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匯其指歸也；于是總《五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自為書，則通之為義所由仿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于戴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為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範寧《谷梁》、何晏《論語》。集注、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 《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玄《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為書，則有六藝、鄭玄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為《夏書》。
馬融、鄭玄、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為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推理是視，固未嘗別為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于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于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疏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為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孔■《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鑒》。或以典故為紀綱，《通典》。
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于斯為極盛也。大部總達，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于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甦轍《古史》、馬■《繹史》之屬，皆采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範氏《五代通錄》，宋範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偉《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為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為代，傳統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余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日，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于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于見聞。訓詁流而為經解，一變而入于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于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于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于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匯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統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于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于《宋史》。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別識通裁，便于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綱鑒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壇雜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並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為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復，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 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復？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征，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範、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程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推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後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為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于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為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鑒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 牾？斷代為書，各有裁制，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 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于範；二劉始末，劉表、劉焉。範異于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匯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
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
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于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後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于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于《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于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于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離合撰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為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為未盡，而上達于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既曰國朝，畫代為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台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
詳《外篇。毫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既廣，所在府縣，懼其各自為書，未能一轍也，于是哀合所部，別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為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為書，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于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為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 譯文】
《 周易》 說︰“只有君子才能通曉天下人的心志。”解釋的人認為君子以文明為德，在贊同、應和他人的時候，能以中正之道洞察天下人的心志。《 尚書》 說︰“于是命令羲、和，斷絕天地相通。”解釋的人認為這是為了使人與神不互相千擾，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先王擔憂人們會把自己的意志隱藏起來，于是以文明之德來治理天下，通曉明了人倫之理，擴大人們與人和諧相處的心胸。先王害怕天下出現混亂的世道，于是把人和官的職責分開，絕不相通，嚴防出現專橫跋息的局面。自從六卿分管諸事，五史負責文字，五史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學業的傳授有專門的老師，官員各守其法，這就是隔絕天地相通的意思。算術總合起來有九種，造字之法概括起來有六種，錯雜各類事物、一二一列出眾人的德性，書寫用共同的文字，車輛規定統一的寬度，這就是通達天下人心志的含義。孔夫子死後精微的言辭就斷絕了，七十弟子死後孔門的微言大義便出現了錯亂。漢代初興，《 春秋》 分為五家，《 詩經》 分為四家，但是研究《 公羊傳》 的學者，不談論《 左傳》 與《谷梁傳》 ；傳習《 韓詩》 的，不參照《 齊詩》 、《 魯詩》 ，專門的學業，這個時期最為昌盛。自此以後，師承之法逐漸衰落，學者的聰明才智往旁門左道上溢出，奇異的言論紛紛而起。于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人，擔優《 爾雅》 這種訓話書籍，不足以窮盡遠古時代不同的詞語以及實質一樣但名稱不同的詞，從事編纂前人舊文的人無法融合前人的宗旨，于是總括五經的要義，辨別六經的文字，漢代石渠閣諸儒討論經義而形成的《 五經雜議》 之類，班固《 漢書• 藝文志》 載︰《 五經雜議》 十八篇。開始脫離經書而獨自為書，這是“通”作為書名使用的開始。劉向匯集五經進行校理，編次三《 禮》 並撰寫提要，他對戴氏的各篇禮記，都標明所分的類目，按類編排，意義上不專一的，如《 檀弓》 、《 禮運》 諸篇，都題為“通論”, “通”作為確定的名稱由此變得顯著起來。《 隋書• 經籍志》 有《 五經通義》 八卷，注︰梁朝有九卷，未題撰寫人的名字；《 舊唐書• 經籍志》 、《 新唐書• 藝文志》 有劉向《 五經通義》 九卷，但唐代以前的記傳沒有記載．無法考察。
建初時班固秉承漢章帝的詔令，撰成《 白虎通義》 ；《 後漢書• 儒林傳》 稱作《 通義》 ，班固本傳稱作《 通德論》 ，後人省去“義”字稱作《 白虎通》 ，是不對的。應韻為時人的闕誤而憂慮，所以撰寫了《 風俗通義》 。大概章句的講解與辭語的訓釋，後世末流逐漸迷失了方向，因而自成一家的解釋經文、論說經義的著作便出來進行拯救。班、應二人的書，是後世著作標“通”的開始。自此之後，依據經文解釋闡述的，有“集解”、如杜預的《 左氏經傳集解》 ，範寧的《 效梁傳集解》 ，何晏的《 論語集解》 。“集注”、如荀爽的《 九家易》 ，崔靈恩的《 集注毛詩》 ，孔倫、裴松之的《 集注喪服經傳》 。“異同”、如許慎的《 五經異義》 ，賀場的《 五經異同評》 。“然否”如何休的《 公羊墨守》 ，鄭玄的《 駁何氏漢議》 ，誰周的《 五經然否論》 。等名稱；脫離經文而獨自為書的，則有“六藝”、如鄭玄的《 六藝論》 。“聖證”、如王肅的《 聖證論》 。“匡謬”、如顧師古的《 匡謬正俗》 。“兼明”如宋年光庭的《 兼明書》 。等名目。這些書雖然不標“通”字，而體裁上實質還保留了“通”的含義，經部的源流派別不可不慎重察辨。至于《 尚書》 中的《 堯典》 、《 舜典》 ，都統稱為《 夏書》 ；《 左傳》 稱《 虞書》 為《 夏書》 ；馬融、鄭玄、王肅三家，首篇都題作《 虞夏書》 ；伏生《 大傳》 ，首篇也題作謬虞夏傳》 。《 國語》 、《 戰國策》 ，不稱“周記”；《 太史公書》 ，一百三十篇，自稱為一家之書︰本名《 太史公書》 ，不叫作《 史記》 。班固《 漢書》 中的《 五行志》 、《 地理志》 ，上溯到夏朝與周朝。《 地理志》 始于《 禹貢》 ，《 五行志》 與《 春秋》 一致，補司馬遷《 史記》 所闊，不必以漢代為斷限。古人一家之言，文章撰成後體例便確立了，分離聚合、衡量調配，只看思想內容的要求，固然未曾另立題目，劃分部類。梁武帝因司馬遷、班固以後都斷代為史，于是上起三皇，下至梁代，撰成《 通史》 一書，想以它來包羅眾史。史籍當中標用“通”字，這是最早的。從此以後，源流逐漸分離，總述古今學術，紀傳體史書全都以司馬遷的《 史記》 為典範，于是鄭樵的《 通志》 出現了；《 通．參》 精粹的地方在于它的義例。作為一家之言，他們的學識都寄托在他們所作的史書的義例之中，原本不以考據見長。後人譏議他們的疏漏，是不時的。綜合前代史書的“志”，而撰述則效法官府的禮法，于是杜佑的《 通典》 出現了；《 通典》 是根據劉秋的《 政典》 編成的。參用紀傳互文的方法，本紀與列傳的文字，互為詳略。而編排材料上總括了荀、袁二人的作法，荀悅《 漢紀》 三十卷，衷宏《 後漢紀》 三十卷，都改紀傳體為編年體。于是司馬光的《 資治通鑒》 出現了；匯集官方與私人的著作，而選錄大略仿照孔、蕭二人，孔遭《 文苑》 一百卷，昭明太子蕭統《 文選》 三十卷。于是裴游的《 太和通選》 出現了。這四位先生，有的保存了正史的體例，《 通志》 就是這樣的。自從《 隋書• 經籍志》 以後，後借著錄都以紀傳體史書為正史。有的端正編年體的規範，如《 資治通鑒》 。有的以典故為綱紀，如《 通典》 。有的以詩文來保存文獻，如《 通選》 。史部當中以“通”為名的情況，在這個時期是最興盛的了。大部頭的包括一代或數代的選集，主旨在于保存掌故的，應當歸屬于史部，與文論家所說的不相同。至于高氏《 小史》 ，唐元和中高峻及其子高通撰。姚氏《 統史》 唐姚康復撰。之類，則屬于抑制繁瑣的文字，對原有的內容、文字進行加工改寫的一種體裁。羅氏《 路史》 、宋羅泌撰。鄧氏《 函史》 明鄧元錫撰。之類，則屬于別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該周的《 古史考》 、甦橄的《 古史》 、馬駿的《 繹史》 等這類書，都是從經傳中采集摘抄的，與《 通史》 的體例有異。範氏《 五代通錄》 ，宋代範質用編年體記栽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史事。熊氏｛九朝通略》 ，宋熊克綜合呂夷簡的《 三朝國史》 、王 的《 兩朝國史》 、李森洪邁的《 四朝國史》 ，用編年體編為九朝史。則屬于標明“通”字而以朝代為起始斷限的著作；改換姓氏稱為“代”，帝業相傳稱作“朝”。李氏《 南北史》 ，李延壽撰。薛、歐《 五代史》 ，薛居正、歐陽修都有《 五代史》 。這是斷代但仍然采用通史寫法的著作。以上二類，雖然貫通數代，但終究還有斷限，不像梁武帝的《 通史》 那樣總括古今。其余的紀傳故事之類，補輯纂錄之書，紛紛混雜而出，雖然不能以一律的標準來要求，但大致都仿照蕭梁《 通史》 的作法而主旨是為了閱讀方便，所以史部書籍的源流派別不能不知道。師承之法失傳，人情害怕復古；末流逐漸迷誤，學者見聞有限。訓話演化為經書的注釋，第一次變化成了子部儒家，如應動《 風俗通義》 、蔡邑《 獨斷》 之類。第二次變化成了俗儒語錄，程頤、程預、朱熹的《 語錄》 ，記錄者有的地方沒作選擇、並別，等到二傳以後便逐漸出現訛誤，所以稱為俗儒。第三次變化成了平庸的塾師的講義。如《 蒙存》 、《 淺達》 之類的啟蒙讀物，支離破碎、繁瑣杖艾，比語錄更厲害。不知道的人習以為常，知道的人加以鄙視排斥，卻不知道它是出于經書通解而失去了通解本來的宗旨。
史傳文字匯合起來因而有通史，第一次演變而成為史抄，《 小史》 、《 統史》 之類，只節錄正史，並沒有什麼別出心裁的地方，應當歸入史抄類。以前的著錄，都歸入通史，這是不汁的。史部有史抄類，始于《 宋史》 。第二次演變則變成了參加策試的讀書人所用的應試材料，如《 文蔽通考》 之類，雖然模仿《 通典》 ，但它的剪裁排比，實為類書之學。該書並沒有特別的見識與會通的體例，只便于應對策試時為陳述問題之用。第三次演變則變成了兒童啟蒙一類的讀物。如《 綱鑒合幕》 、《 時務策括》 之類。不知道的人習以為常，知道的人加以鄙視排斥，卻不知道這是出于史部的通史但卻失去了通史本來的宗旨。況且七略演變為四部，分類體例非常明白，不再深究古人的師承家法了。但是因為語錄、講義這類東西的混合，則歸人經部又不能算作經書，歸人子部又不能算作子書。策括、類摘這類東西的混雜，則歸人史部又不能算作史書，歸人集部又不能算作文集。四部不能收錄，九流也無法辨別，紛紜錯雜而出，妄想歸附于會通的名下，這是不能不嚴加分辨的。古人著書，采用他人的舊文，融進自己所創立的體制中，所以能成為專門的學業。後人合並省略總目，圖的是便于查檢翻閱，這就是造成很少背記誦讀的原因。儒家經師只要章句解釋不同，即可自成一家；如費直的《 易》 學，申培的《 普詩》 ，《 漢書• 儒林傳》 說他們並沒有著述、訓話，但《 漢書• 藝文志》 上有《 費氏說》 與《 申會魯詩》 ，大概這是他們。頭傳授的章句注釋。史書因襲相沿，無妨同時並見。如司馬遷的《 史記》 本于《 春秋》 、《 國語》 等書，《 漢書》 則又根據《 史記》 與劉欲的著作，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為嫌疑。專門的學業，別具心裁，不怕外表的相似。抄襲講義，沿習久了以至本來的宗旨完全變了；明朝人修撰《 四書大全》 等，墓改先儒的解說以適合自己的意思。摘抄排列典故，用原書一對照便無法遮掩它的訛誤。背記誦讀太少，漫無家法，容易進行到竊。然而專門學業的精深與副竊的淺陋，它們的區別，大概也就在很小之間，那麼辨別、選擇就不能不謹慎了。
通史的修撰，其便利有六．點︰一為避免重復，二為統一體例，三為便于安排組織，四內是非評判公允，五為去除前後抵觸，六為鄰國之事詳細。其長處有兩條︰一為能合理剪裁，二為可創立家法。其弊端有三個︰一為沒有增減，二為沿襲原題，三為忘記標目。避免重復指的是什麼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人物事實，同出共見，前朝滅亡的征兆．新王朝興起的吉瑞，實際就是同一件事。前朝的草寇、盜賊，新王朝的先鋒，實際就是同一個人。董卓、呂布，範嘩《 後漢書》 、練壽《 三國志》 各自為他們立傳；禪讓帝位的冊書、詔令，《 梁書》 、《 陳書》 都載錄了全文，這就是所說的重復。《 通志》 匯總在一起撰寫成書，事情可用互見的方法，文字卻沒有重復，不也很好嗎？統一體例指的是什麼？司馬遷創立《 天官書》 ，班固創立《 地理志》 ，《 南齊書• 天文志》 ，不記載日月星辰運行的度數；《 唐書• 藝文志》 ，不敘述各類書籍的源流演變，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參差不齊。鄭樵著《 通志》 二十略，雖然改變了史書中“志”的體例，自成一家，但《 六書略》 、《七音略》 ，原本並非沿襲前人之例；《 昆蟲草木略》 ，何曾一定要與前代相因襲呢？唯有通曉古今而撰成一家，那麼體例可根據其書主旨而定，自己對舊文加以剪裁組織。《 隋書• 五代史志》 ，指梁、陳、北齊、周、隋五個朝代。終究勝過了沈氏、蕭氏、魏氏三家的史志。沈約《 宋書》 的志、蕭子顯《 南齊書》 的志、魏收《 魏書》的志，都參差不齊。便于安排分配指的是什麼？包羅眾史，制度相沿，只有入物的挺拔而出，各隨時代而變。從後妃到宗室，標題上寫明了他們的朝代；至于臣下，則大致據年代先後，按次序排列。《 南北史》 將宗室分別冠于群巨之上，作為識別標志；歐陽修《 新五代史》 才開始標明朝代。但子孫附在祖父傳下，世家大族則把同一宗族的會聚在一起，《 南北史》 中王、謝等人的傳，不完全按朝代為斷限。一門之中血脈相承，時代的盛衰變化，也可從這里看見。就是楚國的屈原，與漢代的賈誼同在一傳；周朝的太史老子，與韓國的公子韓非合為一傳，古人也正有深意，合為一傳可以相得益彰。其用心有獨到之處。後世淺陋的人，怎麼能對它妄加評議呢？評判是非得當指的是什麼？對是非曲直的公正評判，到改換朝代之後才能確定。但晉史終究還必須以曹魏為正統，而《 新五代史》 卻不給後周的臣子韓通立傳，雖然作者杰出，但本朝的嫌疑應該慎重，那也是無可奈何的。只有事隔數代才能衡量審察得最公正，差不多可以褒貶得當而取舍評判才能有定論。去除互相矛盾指的是什麼？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各有自己的剪裁體例，詳略取舍，也不互相妨礙。只是首尾交錯，互有出人，那麼互相抵觸的端倪，從這里就可以看見了。王莽攝政的事情，班固《 漢書》 與範嘩《 後漢書》 所載不一致；二劉的始末，即劉表、劉焉。範嘩《 後漢書協與陳壽《 三國志》 所載詳略不同。總合為一編，差不多可避免這類問題。洋于鄰國之事指的是什麼？僭稱帝號的非正統政權的歷史記載，周邊的少數民族與其他國家，勢必不能與一個正統王朝的興亡時間正好相同，但正統王朝的紀傳體史書，是以朝代的終始為斷限的，那麼正統王朝的典制與掌故是很齊全的，但地方政權、少數民族與外國史事的記載就只有一半了。只有南、北朝有統一的史書，那麼後梁、東魏的歷史才能有頭有尾；而五代歷史合編在一起，這樣昊越、荊南、楚等小國的記載才能到最後。總共這六點，就是我所說的便利之處。能進行合理剪裁指什麼？融合貫通眾史，豈只是概括它們的凡例，也應當彌補它們的簡略與缺漏，刪除那些多余的文字，結構上的起伏安排與文字上的洋略，都是根據一家的準繩來處理的。像李氏的《 南》 、《 北》 二史，文字比前人簡練，事情比過去的記載更詳細，所以稱為良史。大概生在後世，耳聞目見，自然應當有補于前人，所謂憑借的資料容易讓人得力。能創立自成一家的體制指什麼？過去的史書都還在流傳，為什麼要重視重新進行編寫？專門的學業，自然具有它本身的綱要主旨。如鄭氏的《 通志》 ，對事物的是非、道理有卓越的見識，頗見別出心裁，古人不能成為他的先導，後代沒有人能跳出他創立的模式；雖然事實與舊史所載沒有什麼差別，但分析名稱、辨正事物，把創立一家之言寄托在史書的剪裁組織當中，終于成為不朽的事業。以上這兩條，就是我所說的長處。沒有增減指什麼？編纂而成的書，略加排比，本來沒有增加、減損，只是改換了標題，那就成了劉知類所說的“學習的人寧肯讀原來的史書，而懶得看新編的著作”所指的這類書籍。沿襲原題指什麼？眾史異同，各自標目，作者不進行改定，讓它符合新著的要求。《 南史》 有《 孝義傳》 而無《 列女傳》 ，詳《 列女》 篇。《 通志》 敘述人物，用《 史記》 來作為所應標明的時代，《 通志》 中漢、魏時代的人，都標明“漢’，、“魏’，等字來稱時代，不是稱史書；而對《 史記》 所記載的人物，也標《 史記》 而不標時代，則是因為錯誤地沿用了原書的文字。舉一反三，那麼取舍失當的情況可見有很多。忘記標目指什麼？帝王後妃，宗室世家，標明朝代，它們的分別還容易看見。臣下的傳記，本身有與時事相關聯的，表現在文詞上，雖然沒標明年代，但玩味傳文的敘述次序，其朝代自然能明白。至于《 獨行》 、《 方伎》 、《 文苑》 、《 列女》 等傳，其人與世事無關，按照一種體例編寫，像《 南史》 中的吳逢、韓靈敏等人，何曾不是閱讀他們的傳記而不知道他們的時代？以上三條，就是我所說的弊端。
《 說文解字》 釋“通”為“達”，就是從此到彼的意思。通，就是溝通天下原本不相通的東西。讀《 周易》 時就如同沒有過《 尚書》 一樣，讀，《 尚書》 時就如同沒有過《 詩經》 一樣，《 爾雅》 則專門研治諸經的訓沽，小學則闡明六書，這就是所謂的通。古人著作或分為專門或合為通論．這是不言而喻的。漢代人以“通”作為書名，梁代把“通”引人史書之中，那麼它們的體例應當有截然不可混淆的地方。杜佑認為劉秩的《 政典》 沒有窮盡因而上起于三皇五帝，這就是《 通典》 所以稱通的緣故。為什麼魏了翁編纂趙宋一個朝代的掌故，也把書名稱作《 國朝通典》 呢？既稱本朝，以朝代為斷限，又有什麼通可言的呢？這也是沿用名稱而不考慮它的含義的緣故。六卿聯合處理政務，敘述官制的書，也有通的意義。為什麼潘迪采錄元代御史的職守，也把他的書叫做《 憲台通紀》 呢？還有地理這門學問，自然屬于專門的學科，州郡等地方志，應當由外史掌管。詳見《 外篇• 奄州志議》 。明朝改元代的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所屬的府、州、縣、衛，各自都有自己的方志。使司幅員很廣闊，所在的府縣，害怕他們各自為書而不能統一，于是匯合所統轄個地區的方志，另撰通志。所謂通，就是溝通府州縣衛原來各不相通的地方。為什麼修通志的人，又把府州縣的山川、人物等，一一分類編纂，以府統縣，以縣統屬掌故人文，摘錄排比、分類標目，不相聯合。如此編纂通志，那麼讀者只要閱讀原來的府志、縣志就可以了，又有何必要閱讀通志呢？通史所載的人文情況，上下千年，然而義例相通，那麼朝代相隔也不妨合撰在一起。使司所管轄的範圍不過數十個州縣，卻斤斤計較各自的分界，惟恐超越界限引起麻煩，這的確是因為缺乏有見識的通才，于是使史書變成了衙門小吏所抄錄的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