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内篇四 俗嫌

类别:史部 作者:章学诚(清) 书名:文史通义

    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毁,《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欧阳辨师鲁之志,从古解人鲜矣。往学古文于朱先生。先生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语其夫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又为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读书不率,挞之流血。太夫人护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劝进食。太夫人怒,批其颊。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欢。其文于慈孝友睦,初无所间;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耻辱须讳,又笞甥挞妇,俱乖慈爱,则削而去之。余尝为《迁安县修城碑文》,中叙城久颓废,当时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缓工;今则为日更久,记坏益甚,不容更缓。此乃据实而书,宜若无嫌。而当时阅者,以谓碑叙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过虑,其后质之当世号知文者,则皆为是说,不约而同。又尝为人撰《节妇传》,则叙其生际穷困,亲族无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给,抚孤成立。而其子则云:“彼时亲族不尽穷困,特不我母子怜耳。今若云云,恐彼负惭,且成嫌隙。

    请但述母氏之苦,毋及亲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仆数矣。亦间有情形太遇,实难据法书者,不尽出拘泥也。又为朱先生撰《寿幛题辞》云:“自癸巳罢学政归,门下从游,始为极盛。”而同人中,有从游于癸巳前者,或愤作色曰:“必于是后为盛,是我辈不足重乎?”又为梁文定较注《年谱》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终身礼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欢。”而或乃曰:“嫂自应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则是防嫂不终其节,非真敬也。”

    其他琐琐,为人所摘议者,不可具论,姑撮大略于此,亦可见文章涉世,诚难言矣。

    夫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而或怀挟偏心,诋毁人物,甚而攻发隐私,诬涅清白;此则名教中之罪人,纵幸免刑诛,天谴所必及也。至于是非所在,文有抑扬;比拟之余,例有宾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无疵。殆如赋诗必谐平仄,然后音调;措语必用助辞,然后辞达。今为醇厚著说,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虽周、孔复生,不能一语称完善矣。嗟乎!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之士,黯默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知者发之,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

    【 译文】

    关涉世事的文章很难写,因为世俗忌讳太多。韩退之身遭李想的毁谤,《 平淮西碑》 本来没有抹杀李愬的功绩。欧阳修为所撰写的《 师鲁志》 而辩解,自古以来能善解文章的人太少了。从前向朱先生学习古文,先生写过一篇《 吕举人志》 。说吕氏参加科举考试多年不中,每天夜晚都勤奋苦读。邻居有位妇人对她丈夫说:“吕生读书声音很高,但语气凄凉悲伤,难道心中有不得意的地方?”她丈夫告诉吕生,吕生失声哭道:“您的夫人了解我。假如主考官能有夫人这般的聪明,我哪里会屡次考不中呢?”因此以后每次读书都对着邻居的墙作三次揖。这篇文章深深地表达了吕君未遇知音的伤心,而当时人则认为这很轻薄,不讲男女嫌疑,因而大家聚在一起说三道四。朱先生又撰写过《 某夫人志》 。说她丈夫教外甥读书,外甥不听话,被鞭子打得流出血来。太夫人疼爱外孙因此大怒,不吃饭,夫人跪着请婆婆吃饭。太夫人怒冲冲地打了她几个耳光,而夫人愉快的脸色却更加明显,终于博得了婆婆的欢心口这篇文章对慈爱、孝敬、友善与和睦,本来没有什么妨碍,而当时人认为媳妇遭到婆婆的打骂,这种耻辱必须避讳,而且鞭打外甥、媳妇,都违背了慈爱,那么应当删削掉它。我曾经写了篇《 迁安县修城碑》 ,文中叙述县城城墙久已坍塌,但当时还有其他更紧急的工程,因此地方长官把它列人暂缓的工程之中;现在时间更久了,倒塌更加严重,不容许再延缓了。这是根据实际情况而记载的,应该没有嫌疑。但当时读了此文的人,认为碑文叙述城墙应当修理,不宜又写把它当做缓行的工程以此显示地方官吏的短处。起初我怀疑是那些人多虑了,后来又把此文拿给当代号称知文的人评判,都是一个说法,不约而同。我又曾经为人撰写《 节妇传》 ,叙述她活着的时候很穷困,家族中没有伸手援助的,竟能极力劳作而供养全家,把孤儿抚养成人。但他儿子却说:“那时家族中并不都是穷困的,只是不怜悯我们母子罢了。现在若这样说,恐怕他们感到惭愧,而且会造成怨仇,请求只叙述母亲的艰苦,不要涉及家族不援助的事。”这类顾忌很多,不可计算。也偶或有的情形太逼迫人,实在难以按照常规而记载,不完全是出于顾.忌。我又为朱先生撰写《 寿幛题辞》 说:“自从癸巳年罢免学政回来,在他门下跟随他求学的,才开始到了极盛时期。”而同人中有的跟随朱先生学习在癸已年之前,便愤然变色说:一定要说在此之后为盛,那么是我等不值得重视了。”我又为梁文定校注《 年谱》 ,写道:“文定公哀怜嫂夫人年少而寡,终身像敬重母亲一样敬重她,遇到她不顺心的时候,必定要想方设法使她欢心。”但却有人说:“对嫂子自然应当敬重,现在说想着她是年少守寡而加以敬重,那么是为了防备嫂子改嫁才敬重的,不是真正的敬重。”其他细碎的事情,被人所指责议论的,无法一一论述,这里姑且摘取个大概,也可看出文章关涉到世事,确实是很难说的。文章的功用,对内不以学问为根本,对外又与人世教化无关,便已经抛弃了写文章的实质;而有的人怀着狭隘的心胸,毁谤别人,甚至攻击揭发他人的隐私,诬蔑站污他人的清白,这是礼教中的罪人,纵然幸免于刑法的惩治,也必然会遭到上天的责罚。至于是非所在的地方,文字上会有所贬抑与褒扬,比拟的时候,照例会有宾主之分,宽厚的人一定会说没有鄙薄,纯粹的人一定会说没有瑕疵:大概就像作诗一定要讲究平仄,然后音节才会调和,选词造句必定要用助词,然后辞句才会通顺明白。现在为纯粹、厚道的人著文立传,唯恐他们会疑心有所轻视、指责,于是文句一定要去掉“焉”、“哉”、“乎”、“也”这类助词,而诗句必须采用全仄全平,即使是周公、孔子再生,也不可能有一句可称为是完善的。唉!治理天下的学业,不可以写关涉世事的文章,有意料不到的赞美,有求全责备的低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读古乐府,形容人蜀道路的艰难,太行山的曲折,以为所向狭隘,比喻道路不通;不知道文章这条路,竟然也如此崎岖不平。所以有远见的人,神色沮丧默然无语,独自从事不朽的著述,将等待深通文章之道的人来发现它,哪里愿与阿澳奉迎之辈计较甘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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