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比事屬辭，《春秋》教也。”言述作殊方，而風教有異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言墳籍具存，而作者之旨，不可不辨也。古者史官各有成法，辭文旨遠，存乎其人。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孔予以謂義則竊取，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義意為聖人所獨裁。然則良史善書，亦必。有道矣。前古職史之官不可考，《春秋》列國之良史，著董狐、南史之直筆，左史倚相之博雅，其大較也。
竊意南、董、左史之流，當時必有師法授受。第以專門之業，事遠失傳，今不得而悉究之也。司馬遷網羅散失，采獲舊聞，撰為百三十篇，以紹《春秋》之業。其于衰周戰國所為《春秋》家言，如晏嬰、虞卿、呂不韋之徒，《晏子春秋》、《虞氏春伙》、《呂氏春秋》，皆有比事屬辭之體。即當時《春秋》家言，各有派別，不盡春王正月一體也。皆敘錄其著述之大凡，緝比論次，所以明己之博采諸家，折衷六藝，淵源流別，不得不詳所自也。司馬遷《自序》紹《春秋》之業。蓋溯其派別所自，非僭妄之言。司馬氏歿，班固氏作，論次西京史事，全錄《太史自序》，推其義例，殆與相如、揚雄列傳同科。範蔚宗《後漢》之述班固，踵成故事，墨守舊法，繩度不逾；雖無獨斷之才，猶有餼羊告朔，禮廢文存者也。及《宋書》之傳範蔚宗，《晉書》之傳陳壽，或雜次文人之列，或猥編同時之人。而于史學淵源，作述家法，不復致意，是亦史法失傳之積漸也。至于唐修《晉》、《隋》二書，惟資眾力。人才既散，共事之人，不可盡知，或附著他人傳未，或互見一、二文人稱說所及，不復別有記載，乃使《春秋》家學，塞絕梯航，史氏師傳，茫如河漢。譬彼收族無人，家牒自亂；淄流驅散，梵剎坐荒；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夫馬、班著史，等于伏、孔傳經。大義微言，心傳口授；或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使大儒伏閣，受業于其女弟。豈若後代紀傳，義盡于簡篇，文同于胥史，拘牽凡例，一覽無遺者耶？然馬、班《儒林》之篇，能以六藝為綱，師儒傳授。繩貫珠聯，自成經緯，所以明師法之相承，溯淵源于不替者也。《儒林傳》體，以經為綱，以人為緯，非若尋常列傳，詳一人之生平者也。自《後漢書》以下，失其傳矣。後代史官之傳，苟能熟究古人師法，略仿經師傳例，標史為綱，因以作述流別，互相經緯。試以馬、班而論，其先藉之資，《世本》、《國策》之于遷《史》，揚雄、劉歆之于《漢書》是也。
後衍其傳，如楊惲之布遷《史》，馬融之受《漢書》是也。別治疏注，如遷《史》之徐廣、裴 ，《漢書》之服虔、應劭是也。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為編，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至于後漢之史，劉珍、袁宏之作，華嶠、謝承、司馬彪之書，皆與範氏並列賅存。晉氏之史，自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之流，作者凡一十人家，亦雲盛矣。而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征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未流之弊，猶恃堤防。而唐、宋諸家，訖無專錄，遂使經生帖括，詞賦雕蟲，並得啁啾班、馬之堂，攘臂汗青之業者矣。
【 譯文】
《 禮記》 說︰“通達博古，是《 尚書》 的教化。排比史事連結文辭，是《 春秋》 的教化。”說的是著述方法不同，而教化有區別。孟子說︰“誦讀那人的詩，讀那人的書，不了解他的為人行嗎？' ’說的是典籍都存在，而作者的意旨不可不辨別。古時史官各有既定方法，言辭有文采，意旨深遠，在于那適當的人。孟子所說的那文辭就用史書的作法，孔子說道理就借用了，表明史官法度不可改變，而道理被聖人獨自利用。那麼優秀史官、好的史書，也必然有道理了。遠古主管歷史記載的官員不可考知，春秋列國的優秀史官，像董狐、南史的如實記載，左史倚相的學識淵博，是那大略。私下認為南、董、左史之類，當時必然有師法傳授和接受，只因為專門的學術，事情久遠失去傳承，現在不能詳細考察它了。司馬遷網羅散失，搜集往日傳聞，寫成一百三十篇的《 史記》 ，來繼承《 春秋》 的學術。他對周代衰落時期、戰國時代從事《 春秋》 家學說的，如晏嬰、虞卿、呂不韋等人，《 姜子泰秋》 、《 虞氏春秋》 、《 呂氏春秋》 ，都有排比史事連結文辭的體裁。那麼當時《 春秋》 家學說各有派別，不全是《 春秋》 編年“春王正月”的體制。都說他們著述的概要，收集排比，論定排列，用來表明自己廣泛采取各家，根據六經評判，對淵源流派，不得不詳細敘述由來。司馬遷《 自序》 繼承《 春秋》 的學術，大概向上推求那派別有由來，不是超越名分而狂妄的言論。司馬氏死後，班固興起，論定排列西漢史事，全文收錄《 太史公自序》 ，推求那主旨和體例，大概和司馬相如、揚雄傳同類。範蔚宗《 後漢書》 的敘述班固，跟隨著形成慣例，堅持不變舊方法，不越過規矩，雖然沒有獨自決斷的才能，還有用活羊每月初一祭告祖廟，禮制雖廢儀式仍存的意味。到《 宋書》 為範蔚宗作傳，《 晉書》 為陳壽作傳，或是混雜編進文人的行列，或是隨便地和同時的人編在一起，而對史學淵源、著述家法，不再留意，這也是史學方法失傳的逐漸變化。到了唐代修《 晉書》 、《 隋書》 ，憑借眾人力量，人才分散以後，共事的人不能全部知道，有的人附屬在別人傳末，有的人在幾個文人敘述的話里提到，不再另外有記載，于是使《 春秋》 家學術，斷絕登山渡水的途徑，史學家的師傳，模糊不清得像天河無邊。譬如那沒有人團結家族，家譜自然散亂；僧侶被遣散，佛寺因此荒廢；有必然到達的趨勢，有本來如此的道理。
司馬遷、班固著史書，相當于伏生、孔安國傳授經書，深奧意義，微妙言辭，心意相會，口頭傳授。或者想要收藏在名山，傳給那適合的人；或者使大儒伏在屋下，向妹妹拜師學習。難道像後世紀傳體史書，意思在篇章里說完，文辭和小吏文書相同，拘泥于凡例，一眼望去沒有余地嗎？然而馬、班的《 儒林傳》 ，能用六經作綱，儒者傳授，像繩子把珍珠串在一起，自成經緯，用來表明師法的相承，上溯淵源使得不中斷。《 儒林傳》 的體制，以經書作綱，以人作緯，不像一般列傳，詳細記載一個人的生平。從《 後漢書》 以下，失去傳承了。後世史官的傳，如果能仔細研究古人師法，大致仿效經學老師的傳的體例，標出史書作綱，接著用著述的流派互相成經緯。嘗試著以馬、班來說，他們所憑借的先前的資料，《 世本》 、《 戰國策》 對于《 史記》 ，揚雄、劉歆對于《 漢書》 就是；以後擴展那傳播的，例如楊揮的流布《 史記》 ，馬融的學習《 漢書》 就是；另外作疏注的，例如《 史記》 的徐廣、裴 ，《 漢書》 的服虔、應邵就是。凡是像這樣的，都可以按類成篇，闡明一家學術，以書為主，不再根據一人始末起篇名，那麼《 春秋》 記載史事學術，即使說到現在還存在也可以。至于後漢的史書，劉珍、袁宏的著作，華嶠、謝承、司馬彪的書，都和範氏的書並排平列，同時存在。晉代的史書，從王隱、虞預、何法盛、干寶、陸機、謝靈運等人以下，作的人共十八家，也興盛啊。而後人修史，不能辨別各家體制，論定群書得失，匯聚在一篇當中。好比鄒人善于斧削，搭擋死去哪里能找到？夏代禮制能談論，沒有驗證就不確實。另外像聚集眾人修書，設立監督者制定規則，特別應當考訂篇章，審察文字，某紀某書，是什麼人編定，某表某傳，是什麼人撰寫。于是讓讀的人察看這書的好壞，判定這書的是非，或許徑水、渭水雖然清濁混淆，淄水、澠水可以辨出味道，對末流的弊病，還依賴有防備。而唐、宋諸家史書，到底沒有專篇，就使經生的科舉應試文，詞賦雕蟲小技，都能在班、馬的堂屋喧嚷，捋起衣袖投人史書的事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