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之有紀，肇于《呂氏春秋》十二月紀。司馬遷用以載述帝王行事，冠冕百三十篇，蓋《春秋》之舊法也。厥看二十一家，迭相祖述，體肅例嚴，有如律令。而方州之志，則多惑于地理類書之例，不聞有所遵循，是則振衣而不知挈領，詳目而不能舉綱，宜其散漫無章，而失國史要刪之義矣。夫古者封建之世，列國自有史書；然正月必系周王，魯史必稱周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盡在于魯是也。蓋著承稟所由始也。後世郡縣，雖在萬里之外，制如古者畿甸之法，乃其分門次類，略無規矩章程，豈有當于《周官》外史之義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
此見列國之書，不得自擅，必稟外史一成之例也。此則撰志諸家，不明史學之過也。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為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轂專家，各為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為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為經耳。
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班固不達其意，遂並十志而題為本志。然則表、傳之不加本稱者，特以表稱年表，傳稱列傳，與本紀俱以二字定名，惟志止是單名，故強配其數，而不知其有害于經紀緯傳之義也。古人配字雙單，往往有之，如《七略》之方稱經方，《淮南子》論稱書論之類，不一而足。惟無害于文義，乃可為之耳。至于例以義起，方志撰紀，以為一書之經，當矣。
如亦從史而稱本紀，則名實混淆，非所以尊嚴國史之義也。且如後世文人所著詩文，有關當代人君行事，其文本非紀體，而亦稱恭紀以致尊崇，于義固無害也。若稱本紀，則無是理矣。是則方志所謂紀者，臨本書之表、傳，則體為輕，對國史之本紀。則又為緯矣。是以著紀而不得稱本焉。
遷、固而下，本紀雖法《春秋》，而中載詔誥號令，又雜《尚書》之體。
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此則可謂善于師《春秋》者矣。至于方志撰紀，所以備外史之抬遺，存一方之抵奉，所謂循堂檻而測太陽之照，處牖隙而窺天光之通，期于慎輯詳志，無所取于《春秋》書事之例也。是以恭錄皇言，冠于首簡，與史家之例，互相經緯，不可執一例以相拘焉。
大哉王言，出于《尚書》；王言如絲，出于《禮記》。蓋三代天子稱王，所以天子之言稱王言也。後世以王言承用，據為典故，而不知三代以後，王亦人臣之爵。凡稱天子詔浩亦為玉言，此則拘于泥古，未見其能從時者也。
夫《尚書》之文，臣子自稱為朕，所言亦可稱浩。後世尊稱，既定于一，則文辭必當名實相符，豈得拘執古例，不知更易？是以易王言之舊文，稱皇言之鴻號，庶幾事從其質，而名實不淆。
敕天之歌，載于謨典；而後史本紀，惟錄詔誥。蓋詩歌抒發性情，而詔誥施于政事，故史部所收，各有當也。至于方志之體，義在崇奉所尊，于例不當別擇。前總督李衛所修《畿輔通志》，首列詔諭、宸章二門，于義較為允協。至永清一縣，密邇畿南，固無特頒詔諭。若牽連諸府、州、縣，及統該直隸全部，則當載入通志，又不得以永清亦在其內，遂冒錄以入書。如有恩賜、蠲通、賑恤，則事實恭登恩澤之紀，而詔諭所該者廣，是亦未敢越界而書。惟是覃恩愷澤，褒贈 封，固家乘之光輝，亦邑書之弁冕，是以輯而紀之。御制詩章，止有《冰窖》一篇，不能分置卷帙，恭錄詔諭之後，以志雲漢光華雲爾。
【 譯文】
史書有“紀”這種體裁，從《 呂氏春秋》 的十二月紀開始。司馬遷用來記載帝王的行為，排在《 史記》 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前列，大概是《 春秋》 的老方法。以後的二十一部正史，交替著效法前人，體例嚴格，就像法令一樣。而地方的志，卻大多受地理類書的體例的迷惑，沒听說遵循什麼原則，這就像抖動衣服而不知道提起衣領，在網眼上仔細用心而不能提起總繩，怪不得它們零散沒有條理，而失掉國史撮要刪定的意旨了。古代封邦建國的時期，各國有自己的史書，但是在正月前面必定連上周王，魯國的史書必定稱作周的典章，緯宣于見到《 易》 的卦象、普《 春秋》 ，認為周代禮制在魯國得到完全保存。大概顯示所承受的從哪里開始。後世的郡縣，即使遠在萬里之外，制度如同古代瓷甸的劃分方法，而志的區分和編排門類，絲毫沒有規矩章程，難道符合《 周札》 外史的準則嗎？《 周禮》 外史掌管四方諸侯國的志，掌管把書籍的目錄布告四方。由此可見各國的史書不能自作主張，必須接受外史已定的體例。這就是撰寫方志的人們不通曉史學的過錯。
《 呂氏春秋》 十二個月，只是稱作紀，而司馬遷、班固等人稱作本紀。探究他們稱“本”的意思，司馬遷用意在繼承和效法《 春秋》 ，不過左氏、公羊、毅梁是專門家，各為《 春秋》 作傳，而司馬遷是一個人的著作，又寫了書、表、列傳用來當作緯，因此在紀前加上“本”，表明那紀是當作經的。那名稱的確定仿效《 世本》 的舊稱。班固不通曉司馬遷的意思，于是連十志一起題為本志。那麼，表、傳不加“本”稱呼的原因，只是因為表稱作年表，傳稱作列傳，和本紀都用兩個字確定名稱；僅有志只用一個字作名稱，因此勉強配齊數量，卻不知道那樣對紀是經、傳是緯的意思有害。古人配齊單雙字，往往有這種情況，例如《 七略》 的方稱作經方，《 淮南子》 的論稱作書論之類，有很多。只有時文字意思無害的，才可以這樣做。至于體例由于內容而產生，方志撰寫紀，把它當作整部書的經，是適當的。如果也跟著正史而稱作本紀，名稱和實質就會混淆，不是尊敬國史意義的方法了。又例如後世文人所寫的詩文，有關當代君主的行為，那詩文本來不是紀的體裁，而也稱“恭紀”，用來表達尊崇，對紀的意思本來無害。如果稱作本紀，就沒有道理了。那麼，方志所稱的紀，相對本書的表、傳，就實體是經；對于國史的本紀來說，就又成緯了。所以方志撰寫紀而不能在紀前稱本。
司馬遷、班固以來的史書，本紀雖然效法《 春秋》 ，而中間記錄詔浩命令，又間雜《 尚書》 的體制。到歐陽修撰《 新唐書》 ，開始使用鄭重記載的方法，謹嚴地記錄和刪除，于是超過了司馬遷、班固，這就可以說是善于效法《 春秋》 的了。至于方志撰寫紀，用來準備外史補充遺漏，保存一個地方對帝王的恭敬尊奉，這是人們所說的順著廳堂柱觀測太陽的照耀，停在窗戶孔前觀察天光的貫穿，希望的是慎重收集、詳細記載，沒有地方需要采取《 春秋》 記載史事的體例。因此恭敬地記錄皇帝的言論，放在全書最前面，這和史家的體例作經緯的互相配合，不可以拿著一種體例來限制。
“重大啊，王的言論”，話出自《 尚書》 ；“王的言論像絲線”, 話出自《 禮記》 。大概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稱王，因此帝王的言論稱作王的言論。後世沿用王的言論這詞，依據記載當作制度，卻不知道三代以後，王也是臣下的爵位，凡是稱帝王的詔浩，也稱作王的言論，這就拘泥于古代的制度，看不出能夠順從時勢。《 尚書》 的文字，臣下自稱為“聯”，所說的也可以稱“浩”。後世尊稱已經統一，文辭就應該名稱和實質相符合，怎麼能拘泥于古時的慣例，不知道改變呢？所以這里改變“王的言論”的舊詞，稱“皇帝的言論”的大號，期望事跟隨那實質，而名稱和實質不會混淆。
“謹慎奉行天命”的歌，在《 尚書》 中記載，而後世史書的本紀，只記載詔潔。大概詩歌是抒發性情的，而詔浩施行在政事上，因此史書所收錄的，各有適當處。至于方志這種體裁，意義在于祟奉所尊仰的，按照體例不應當有挑選。前總督李衛編撰的《 散輔通志》 ，前面列詔諭、衰章二門，在道理上比較適當。至于永清一縣，緊緊靠近京城南部，本來沒有特地頒發的詔諭，如果詔諭涉及諸府、州、縣，和包括直隸全部，就應當收錄進通志，不能因為永清縣也在里面，于是冒昧地記載而收進縣志。如果有恩賜免除積欠、救濟災民，那麼事實恭敬地登載在《 恩澤紀》 里，而詔諭所包括的地區廣大，也不敢超出縣界而登載。因為廣泛施予、和樂散布恩澤，嘉獎死者、移封親屬，本是家史的榮耀，也是縣志的首位，所以收集而記載下來。皇帝親自作的詩篇，只有《 冰窖》 一篇，不能分立一卷，恭敬地錄在詔諭的後面，用來記錄天河般的光采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