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富于《禹貢》《職方》，雄據于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岩劇于前明。
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于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為重望雲。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于蕭梁，五季稱雄于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于是荊州所部，止于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
至于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為重。乾隆戊電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巨工大役，次第興舉。余于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咨于群公，詢于寮吴，群策材力，幸無隕越。
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于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甦，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
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于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荊志》著于古者，倍他卅邵，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于群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格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于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于諸考，人物詳于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于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征。自雲︰志師八家《國語》，文征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余，瑣事畸盲，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余，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巨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
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于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于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于卷端。
【 譯文】
荊州在《 禹貢》 、《 周禮• 職方氏》 里看作富足地區，在三國、六朝、五代時是軍事重鎮，在前明是沖要險地。到現在所管轄的只有七個縣，而在湖北轄區內十一個府州里，仍然有重大聲望。夏、商、周三代劃分州境，荊州範圍將近數千里，沒有可說的。漢代分設南郡，是荊州所統領的。蒯越勸說劉表︰“荊州南面憑借江陵，北面掌握襄陽，所屬八郡可以傳布檄文而平定。”諸葛忠武勸說昭烈帝︰“荊州北面憑借漢水、兩水，向南能得到南海的物資．向東連絡吳越，西面通向巴蜀，是用兵爭奪之地。”六朝時，梁朝蕭氏爭奪這重地，五代時，高氏在這里佔據一方，一時間指點籌劃進獻奇策，宣揚言論的雖多，大抵不出蒯、諸葛幾句話的範圍。然而這時的荊州，實際上包含武陵、桂陽諸郡，幅員統括湖南境。到明代改元代的中興路為荊州府，就是現在的荊州境了。那時是王國的封地，擴展成都會。我朝依據明代舊治所，起先用總兵官鎮守這地方，不久改為滿洲兵，按照制度設置將軍、都統以下官員．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和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把遠安縣隸屬荊門州，于是荊州所統領的，只有七縣。然而地勢還是在湖北各府的首位。就因為江陵本來同時是南北的要道，而通向東方控制西方，聯絡本來沒有阻礙。至于時事有不同的適當措施，就有滿人、漢人分城駐守，百姓和軍隊不互相侵擾；潛運和兌運互相接連，轉運糧食不受勞苦，也已經根據時勢而設立制度了。只是長江東下分流，故道大多堵塞，長江堤防的修築，比起以前更加重要。乾隆五十三年，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牆傾倒。皇上南望嘆息，特地派遣大臣，出使來到，發出庫銀二百萬兩，巨大的工程，依次興辦。我在這時奉命來作湖北、湖南的總督，從早到晚優俱，只怕思慮有不周到的地方，沒有成績來向皇上回復詔旨。咨詢群公和僚屬，大家獻出才能和力量，幸好沒有失職。百萬生靈都蒙受和樂的恩澤，而從水災脫身，那麼荊州雖然古老卻像新建的一樣。
過了一年，百姓精力逐漸恢復，官府略微有了清閑安寧。知府山陰張君方理，正想要整理掌故，讓它被後任遵循，不久因事離任。接替他職務的永濟崔君龍見，方才聚集七縣長官而商討編修府志。崔君以著名進士進人仕途，學習有余力而做官，他對這府志，很謹慎不隨便編寫。況且荊州志在古時著作的，是其它州郡的幾倍，盛弘之有《 荊州記》 ，皮仲雍有《 江記》 ，宗擦有《 荊楚歲時記》 ，梁元帝有《 荊南志》 ，又有《 丹陽尹傳》 。書雖然不存，類目可以考知，遺逸的文句，還時常在群書的引用里見到。前明編修的《 荊州府志》 ，只在書目著錄中見到，而沒有見到那書，康熙年間胡在洛所編修的，號稱佳本，而世上也很少見到。現存葉仰高編修的志，自己說大多沿用胡氏舊文，體例謹嚴，匯集材料必定注明出處，就是他的方法的優點。而崔君在這志里，就完全主持歷史學體制，在詳細充實、豐富文雅當中，運用獨自決斷、獨特裁定的道理。最先是紀，用來具備編年記事的史學方法，接著是表，用來記錄世系、年代，掌故在各篇考里保存，人物在列傳里詳細記載，也已經像網繩提起而網眼都張開了。又認為史書、方志，記事為主，藝文類本是著錄書目的部分，而近代編修方志的人，隨便地選人詩文雜體，有矯正前者的，就又刪節詩文，分類歸屬在本事的下面，都違反古人的分門別類。現在效法史書體例來編輯府志，又仿照選詩文的體例來編輯《 文征》 。他自己說︰志效法八國的《 國語》 ，《 文征》 效法十五國的《 國風》 ，各自成一書，于是能互相輔助而不互相擾亂。另外，采集所剩余的，瑣事和奇怪言談，采用就失去減裁，舍棄就可惜，近代人編成“志徐”，也不是作史方法。現在就另外編成《 叢談》 一書，大小同時收入，而有條理不紊亂，大概是近年方志罕見的。從前羅願撰《 新安志》 ，自己說是儒者的書，和摘錄簿冊的書不同。現在崔君所編輯的源頭深遠，比起羅氏的美好裁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呀。恰巧湖北有編修《 通志》 的事，聘請會稽章學誠典籍論定編排。章君很有史識，和我談論有一致的地方。崔君又多次詢問章典籍，往復商榷，也常常向我征求適中意見。因此我完全了解編修府志的過程，而在卷首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