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
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浚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听即听，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于惡、染于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
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乎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為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 面盎背，施于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于兵而責染于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
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呆氣質即有呆呆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雲“傻人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