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書，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帝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雲，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宋儒疑書序與偽孔傳同出，孔傳偽，則書序亦偽，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為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以書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尚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以歐陽經三十二卷，西漢經師不為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證一，史記于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雲，遂踐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ォ，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白虎通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君 之序，其證十二，後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為然，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簡，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予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與尚書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為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記引書序是今文，馬鄭偽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應榴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只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無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不與今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為難通，又左傳祝 它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序無伯禽康誥，孫寶侗顧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庸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與偽泰誓不同，偽泰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歧，序 不誤，若舜典序只言歷試諸雜，遂開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妄說，伊訓序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雲二年四年為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為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 ，史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于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貪寵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為斷，則得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