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範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于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錫瑞案宋以後說關雎者，惟範氏此說極通，可謂千古特識，蓋作詩以陳古刺今者畢公，刪詩而定為經首者孔子，在畢公視之為刺詩，在孔子視之為正詩，如此解乃無疑于刺詩之不可為正詩矣，惟範氏于張蔡二說，尚未能定，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為未詳所出，張超誚青衣賦，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古文苑雲，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青衣賦見蔡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是以關雎為畢公作，當屬張而不屬蔡矣，又詩篇曰論曰，司馬遷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亦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且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先聖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于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明矣，案關雎鹿鳴，同一刺詩，並見史記，皆作于文王之後，而追詠文王之事，故雖是刺詩，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孔子讀關雎，何嘗不以為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乎，關雎刺詩，可冠經首，鹿鳴刺詩，何獨不可冠小雅篇首乎，範氏明于關雎而昧于鹿鳴，所見未諦，蓋逸齋補傳，專宗毛鄭，故雖稱引古義，而仍不能釋然于傳箋也，薛士龍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將以為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于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困學紀聞曰，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于衰周，案此皆調停之說也，不欲違背古義，又不能屏除俗說，乃謂周初本有關雎鹿鳴之詩，後人陳古以為諷刺，據鄭君雲，賦者或造篇，或述古，則以關雎為畢公作，謂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漢人所引三家詩義，則實不然，史記兩言關雎作，法言雲，關雎作乎上，論衡雲，周衰而詩作，楊賜雲，關雎見幾而作，既皆雲作，必是造篇，且關雎若本有是詩，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飫聞，畢公雖欲 諷，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畢公之關雎也，薛以禮經為疑，不知禮經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經皆孔子所定，則于諸經皆豁然無疑矣，歐陽修曰，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朱子以儀禮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禮經亦孔子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