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謂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皆有損益，樂記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是一代之制度，必不盡襲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禮有明徵，而非特後代之興，必變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歷久而必變，周享國最久，必無歷八百年而制度全無變易者，三禮所載，皆周禮也，禮經十七篇，為孔子所定，其余蓋出孔子之後，學者各記所聞，而亦必當時實有此制度，非能憑空撰造，儀禮周禮言聘覲之禮不盡合，禮記檀弓言東方西方之奠，齊衰大功之喪，亦不盡合，王制祭法言廟制祭禮，尤不相符，說者推而上之，則以為兼有夏殷，鄭君雲，王制夏殷雜是也，抑而下之，則以為雜出秦漢，鄭君以月令為秦制，盧植以王制為漢法是也，考其實皆不然，三禮皆周人之書，所記皆周時之禮，禮記所載，或有夏殷禮，而既經周因與損益，則亦即周禮矣，秦漢之禮，又多本之于周。其所以參差抵牾者，由于歷代久遠，漸次變易，傳聞各異，紀載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雜秦漢也，請以漢唐之禮證之，漢初用叔孫通所定之禮，後漢又使曹褒撰次新禮，即加更定，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叔孫所定者為漢禮，曹褻所定者非漢禮，可乎，唐初用貞觀顯慶禮，玄宗又作開元禮，而五禮始備，既經改作，必與前不盡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謂貞觀顯慶作者為唐禮，開元所作者非唐禮，可乎，疑三禮之參差抵牾，而謂一是周禮，一非周禮，何以異于是乎，若謂周時變禮無明文可徵，請以官制一事證之，制度以設官為最重，執政又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時，周公召公以冢宰執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又曰，鄭伯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東遷以後，執政者稱卿士詩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時，已稱執政者為卿士，又不自東遷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見其余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變于成康以前，東遷之後，又漸變于西周之末，當時既有改易，後世何能折衷，學者惟宜分別異同，以待人之審擇，若必堅持一說，據為一定之制，則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又安得有一書可為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誥立政所載不詳，周官偽古文不可據，鄭眾未見偽古文，以為周官六篇即尚書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類，其說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禮，無成書可稽，試舉大者論之，禮緯雲，周六廟，至子孫七，蓋周初以後稷為始封祖，文王為受命祖，合四親廟為六，其後武王親盡，以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為七，此當在共懿之世，禮無明文，東都有明堂，無宗廟，王入太室 ，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廟為禾黍，東遷當更立廟，禮無明文，敬王居成周，別立廟與否，亦無明文，孝王以叔父繼兄子，桓王以孫繼祖，定王顯王以弟繼兄，如何序昭穆，亦無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魯事證，郊則既耕而卜， 則未應吉 而 ，廟則立武宮立煬宮，桓僖不毀，甚至公廟立于私家，三家雍徹，季氏八佾，朝服以縞，婦人②而吊，皆變禮之大者，明堂位謂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且以武公廟比武世室，凡此等以為禮，則實非禮，以為非禮，則當時實有是事，魯事詳而周事略，以魯推周，則其禮之是非淆亂，記載參差，亦必當時實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誤入後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讀者忽而不察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