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余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雠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雠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