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余言，书二万五千余言，诗三万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余言，合十六万余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余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木}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余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