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 魯易見象與魯春秋，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余則皆即用舊史，鎮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雲雲，不便于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雲，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 注，不得不強為傅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雲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為周公作，蓋謂邱明既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蓋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為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雲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周公為先聖，抑孔子為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啟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系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為之，何必孔子，即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 杜預之說曰，杜預雲，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雲，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雲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即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 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袒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