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子不絕于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凶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巧辭飾說，以為涂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之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偽，以蓋其篡弒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 禪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弒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弒，旋知愧憾，深悔為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弒，猶畏人言，歸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或曰，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彼自甘貽臭者，又豈能懼清議，曰，桓溫雖有此言，亦止敢行廢立，而未敢行篡弒，正由懼清議之故，且彼自知貽臭，，則已有清議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動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獨臣子于君父，不得計是非曲直，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春秋弒君三十六，而弒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賈，被弒三人，皆兼君父，許止進藥而殺，非真弒者，而春秋以弒書，蔡侯淫而不父，禍由自取，楚子輕于廢立，機泄致禍，春秋亦以弒書，蓋君父雖有過愆，臣子無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當論是非曲直，亦不當分別有道無道，臣子既犯弒逆之罪，即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雖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勞于國，亦不當稱道其小善，而縱舍其大惡，春秋時如齊之陳氏，未嘗無恩惠于民，晉之趙盾，亦未嘗無功勞于國，而經一概書弒，不使亂臣賊子，有所藉口，正如後世曹操劉 之類，有功于國，有德于民，而論者不為末減也，至于但書弒君，而不書弒君為何人，蓋由所據舊史，未有明文，聖人以為既無主名，自難擅自人罪，雖有傳聞，未可據以增加，不若闕之為愈，此正罪疑惟輕，與不知蓋闕之義，若弒君稱君君無道之例，與春秋大義反對，必非聖人作經之旨，杜預奸言誣聖，先儒已加 正，學者不當更揚其波，使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