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五子于春秋無專書，而說春秋皆有特見，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共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 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視見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預每到不通處，不雲傳誤雲經誤可怪，是何識見，錫瑞案春秋始誤于杜預，而極謬于劉知幾，當以宋五子之說正之，其說與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非即為漢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非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旨乎，曰功過不相掩，非即善善從長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時四語為證，非即損益四代，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之旨乎，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豈得如杜預雲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豈得如杜預雲孔子多鈔魯史舊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與門人講說，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旨之意，而史記以魯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傳旨之外，則邱明不得口受，不當如劉歆輕口說而重傳記矣，曰，三家皆非親見孔子，公 皆子夏弟子，未必親見孔子，而作傳之邱明，與論語之邱明，是一是二，古無明文，不必如劉歆雲邱明親見聖人，荀崧雲邱明造膝親受矣，程子雲，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尤道盡杜預以後諸儒之陋見謬解，春秋經世，莊子嘗言之矣，其義在孟子雲，天子之事，公羊雲，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預以後，不明此義，其高者以為懲惡勸善，僅同良史直書，其下者以為錄舊增新，不過鈔胥校對，其失由于專據左氏，不治公 ，于孔子所以為後王立法，以馴致太平者，全未夢見，孟子所稱為天下一治，功可繼群聖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專門，未心深求公 二傳，乃獨能知微言大義，不惑于杜預諸人淺陋之見，由其學識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與古人不謀而合也，程子曰，大義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以證之，至于微辭奧義，時措咸宜，程朱以為難知者，學者能研求公 二傳，當知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