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史以來，中國之不競未有甚于宋之時者也。宋之不競，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終焉斷送于朋黨之擠排。而荊公則不幸而丁夫其間，致命遂志以與時勢抗，而卒未能勝之者也，知此則可與語荊公矣。
宋藝祖之有天下，實創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澤，或以征誅，或以篡禪。周秦以前，其為天子者，大率與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數百年，不必論矣。乃若漢唐之興，皆承大亂之余，百戰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艱，而用力也甚巨。次則曹操、劉裕之儔，先固嘗有大功于天下，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蕭道成、蕭衍輩，亦久立乎人之本朝，處心積慮以謀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舉而獲之。惟宋不然，以區區一殿前都檢點，自始未嘗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異志覬非常也。陳橋之變，醉臥未起，黃袍已加，奪國于孤兒寡婦手中，日未旰而事已畢。故其初誓諸將也，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為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稟乎？”蓋深憚之之詞也。由此觀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諸人以予我者，則亦將能以他力奪諸我以予人。藝祖終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積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將士擁立天子，創于宋。以將士劫天子而擁立帥，則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諸藩鎮之有留後也，皆陳橋之先聲，而陳橋之役，不過因其所習行者加之厲而已。夫廢置天子而出于將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將士常得有所擁以劫天子，則宋之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後，他無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將為事。夫藩鎮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雲非當？然誼闢之所以處此，必將有道矣，導之以節制，而使之為國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國者，未聞有以兵之強為患者也。宋則不然，汲汲焉務弱舉國之民，以強君主之一身，曾不思舉國皆弱而君主果何術以自強者。宋祖之言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不計寢門之外，大有人圖儂焉。夫宋祖之所見則限于臥榻而已，此宋之所以為宋也。
漢唐之創業也，其人主皆有統一宇內澄清天下之遠志。宋則何有焉？五季諸鎮，其芟夷削平之功，強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粵，則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淫虐是逞，人心解體，兵之所至，從風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遼，西有夏，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嘗一留意也。謂是其智不及歟，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國，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為國史前此未有之恥辱，及周世宗，幾雪之矣。顯德六年，三關之捷，契丹落膽，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壽，則全燕之光復，意中事也。即陳橋之役，其發端固自北伐，其時將士相與謀者，固猶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時，用周氏百戰之兵以臨之，劉裕桓溫之功，不難就也。既不出此，厥後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復以趙普一言而罷。夫豈謂幽州之不當取不可取，懼取之而唐代盧龍、魏博之故轍將復見也。（王船山宋論之言如此，可謂知言。）自是以後，遼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帝中流矢，二歲而創潰以崩。乃益務寢兵，惟戢首貼耳悉索敝賦以供歲幣。真宗澶淵之役，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使非有寇萊公，則宋之南渡，豈俟紹興哉。然雖有一萊公，而終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時，而歲幣增于前者又倍，遼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給中國，翹首而望內屬之日久。及河東既下，李繼捧遂來歸，既受之使移鎮彰德。苟乘此時，易四州之帥，選虎臣以鎮撫之，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宋自此無西顧憂矣。乃太宗趙普，襲藝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馬肥士勇鹽池沃壤付諸矯矯之臣，坐令繼遷叛歸，而復縱繼捧以還故鎮，徒長寇而示弱。故繼捧北附于契丹，繼遷且偽受降以緩敵。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劉西土，不特掣中國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歲幣，而宋莫之誰何。以大事小，為古今中外歷史所未前聞。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當宋建國之始，遼已稍瀕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強。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柳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難。顧乃養癰數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則藝祖獨有之心法，務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傳諸後昆，以為成法，士民習之，而巽懦無勇，遂為有宋一代之風氣。迨真仁以還，而含垢忍辱，視為固然者，蓋已久矣。而神宗與荊公，即承此極敝之末流，荷無量之國仇國恥于其仔肩，而蹶然以興者也。
夫吾所謂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惡法，雖濫觴于唐，而實確定于宋。宋制總天下之兵，集諸京師，而其籍兵也以募，蓋收國中獷悍失職之民而畜之。每乘凶歲，則募饑民以增其額。史家頌之曰︰此擾役強悍銷弭爭亂之深意也。質而言之，實則欲使天子宿衛以外，舉國中無一強有力之人，所謂弱其民者此也。其邊防要郡，須兵防守，皆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將帥之臣，入奉朝請，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于其間。質而言之，則務使將與卒不相習，以防晚唐五代藩鎮自有其兵之患，所謂弱其將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將，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則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則其兵勢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數十萬獷悍無賴之民，廩之于太官，終日佚游，而累歲不親金革，則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無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況乎宋之為制，又沿朱梁盜賊之陋習，黔其兵使不得齒于齊民，致鄉黨自好之良，咸以執兵為恥。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國，庸可得邪？所謂弱其兵者此也。夫既盡舉國之所謂強者而以萃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將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驅諸疆場，雖五尺之童，猶知其無幸。而烽火一警，欲齊民之執干戈以衛社稷，更無望矣。積弱一至此極，而以攝乎二憾之間，其不能不 顏屈膝以求人之容我為君，亦固其所。而試問稍有血氣之男子，其能坐視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國之大政，曰兵與財。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財政則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師之故，舉天下山澤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廩賜，而外州無留財。開國之初，養兵僅二十萬，其他冗費，亦不甚多，故府庫恆有羨余。及太祖開寶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間，增而至六十六萬六千。真宗天禧間，增而至九十一萬二千。仁宗慶歷間，增而至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其英宗治平間及神宗熙寧之初，數略稱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優廩之，歲歲戍更就糧，供億無藝。宗室吏員之受祿者，亦歲以增進。又每三歲一郊祀，賞賚之費，常五百余萬。景德中郊祀七百余萬，東封八百余萬，祀汾上寶冊又百二十萬，饗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萬。蓋開寶以前，其歲出入之籍不可詳考，然至道末，歲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猶有羨余。不二十年，至天禧間，則總歲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總歲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總歲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歲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費（史稱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舊也。而二十年間，所輸賦增益十倍，將何以聊其生。況乎嘉?治平以來，歲出超過之額，恆二千余萬。洎荊公執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國民，其去破產蓋一間耳。而當時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嘵嘵然責荊公以言財利。試問無荊公之理財，而宋之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當時內外形勢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應之者何如？真宗侈汰，大喪國家之元氣，不必論矣。仁宗號稱賢主，而律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雖謂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論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于契丹，而 首自名，猶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幣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台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繼遷鷙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為石重光者幾何哉。
平心論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為善者也，使得大有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當時宰執，史稱多賢，夷考其實，則凡材充棟，而上駟殆絕。其能知治體有改弦更張之志者，惟一範仲淹。論其志略，尚下荊公數等，然已以信任不專，被間以去。其余最著者，若韓琦，若富弼，若文彥博，若歐陽修輩，其道德學問文章，皆類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則于調燮宮廷，補拾闕漏，雖有可觀，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當此內憂外患煎迫之時，其于起積衰而厝國于久安，蓋未之克任。外此袞袞以迄蚩蚩，則酣嬉太平，不復知天地間有所謂憂患。賈生所謂抱火厝諸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也。當此之時，而有如荊公者，起而擾其清夢，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荊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詢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對，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宦；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農民壞于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後略）。
其論當時之國勢，可謂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變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書亦雲（節錄，全文別見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莫敢與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者固知其將必亂矣。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
嗚呼，仁宗之世，號稱有宋全盛時代，舉國歡虞如也。而荊公憂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晉武以方其主，而懼中國之淪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嗚呼，靖康之禍，公先見之矣。
【譯文】
自有史以來，最不強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麼會這樣軟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對人的猜忌，中間還有宋真宗、宋仁宗對國事的懈怠，最後還有朝廷因黨爭而引起的相互排擠和傾軋。而王安石則正好處在這後兩者當中，雖然他奮力抗爭，但卻最終沒能取勝。了解這一點，我們才可以來論說王安石。
宋太祖奪得天下，開創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一種模式。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據一方而最終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奪得，有以征伐殺戮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禪讓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為天子的，當初都治理著某一方，與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數百年了。這些人我們就不再說了。至于漢朝和唐朝的興起，都是趁天下大亂，歷經百戰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說得到天下是非常艱難，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劉裕這些人，他們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們的還有蕭道成和蕭衍等人，他們當初也在朝中有著重要的位置，多少年處心積慮地努力著，等羽翼豐滿後一舉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這樣，宋太祖當初只不過是一個殿前都尉檢點這樣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終沒有什麼赫赫的戰功。他本人根本沒敢有奪得天下的想法。誰知陳橋兵變一起，他還在醉夢中，黃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從孤兒寡母手里奪得了天下，太陽還沒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後來他大宴這些有功之臣時說︰“你們這些人貪圖富貴，把我立為天子，如果我有號令，你們會听命嗎？”那種心虛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從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實力而得來的，只有宋，是靠別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從別人那里奪來給我，當然也就能從我這里奪去給別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這可以說是根源。
依靠將士而被擁立為天子，是從宋開始的；將士們廢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帥為天子則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鎮節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親信接替自己而割據一方，可以說是陳橋兵變的先導，只是參與陳橋事變的人行動得太快罷了。廢除和擁立天子，都出于將士們之手，沒有比這更讓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這樣，將士們時常要廢除天子而擁立自己的人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別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對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奪了周的皇位之後，就什麼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辦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將領弱一些。藩鎮制度禍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鎮，並把這種制度廢除，誰說不應該呢？而它當時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節制好它，就可以使它來為國家防守邊城。古今中外的帝王們，沒有誰把兵強馬壯當做國家禍患的。宋朝則不然，他積極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強君主一人的力量。他們不曾想過，整個國家的人都弱了，國君一人用什麼辦法能自強呢？宋太祖曾說過︰“在我的臥榻一旁，怎麼容得別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門外，有許多人在虎視眈眈地望著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臥榻罷了。整個大宋一朝成這麼個窩囊樣，原因就在于此。
漢代和唐代建立的時候，開國者都有統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遠大志向，而宋代的開國者哪里有呢？五代時的各個藩鎮，鏟除剿滅他們的功勞，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閑坐在那里就收獲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廣東等地，那里的君臣們舞弄文墨，宴游嬉戲，甚至還有荒淫暴虐。人心已經不在，當宋兵到時，望風披靡，他們的滅亡，是自取滅亡，並不是宋能滅亡他們。宋的北面有遼，西面有夏，這是宋朝百年的禍患，而宋太祖對此並沒有留意過。是他的智能達不到嗎？大概不是這樣。他正在積極地想辦法使整個國家弱下去，哪里還有心思去想這些呢？
自從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拿去送給契丹，成為國史上從未有過的恥辱，到周世宗時，快要把這個恥辱洗雪了。顯德六年，三關大捷，契丹被嚇破了膽。假使老天爺能讓周世宗多活一兩年，那麼整個燕地的光復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陳橋事變發生的原因雖說是北伐，那時的將士們商量時，也是要先立宋太祖當了皇帝再繼續出征。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內部慌亂驚恐之機，用周氏歷經百戰的軍隊發起攻擊，那麼就不難成就像劉裕和桓溫那樣的功績了。他沒有這樣做，而後曹翰所獻攻取幽州的計策，也因趙普一句話而沒有采納。並不是幽州不應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盧龍、魏博他們的復轍。（王船山在《宋論》中就是這樣說的，算是說到了點子上）。從此之後，遼變得夜郎自大起來，從而像對待奴隸和牲畜一樣來對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國動員，結果是死傷過半，宋太宗還中了冷箭，不到兩年箭傷潰爛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慮低首貼耳用賦稅給遼輸送歲幣。到真宗時發生了澶淵之役，王欽若提出請天子逃往江南，陳堯叟提出讓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沒有寇萊公，宋朝南遷，還用等到紹興年間嗎？雖然有了寇萊公，也難免最後訂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時候，歲幣比前面所說的又多了數倍。遼對宋的危害就是這樣嚴重。
從唐代以來，西夏所屬的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資都依靠中原供給，多年翹首盼望著能歸屬到中原大國。到河東被攻下，李繼捧就來投，接收後，把他的治所設置在彰德。如果乘此機會，把四州的統帥調換一下，選派有能力的臣下鎮守在此，鼓勵重用他們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斷了契丹的左膀右臂，還可讓那些原來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邊民們，都能發揮其特長，以圖博取功名，這樣宋的西面也就不會有憂患了。太宗、趙普等人，繼承了宋太祖的思路，決不把肥壯的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給那些威武的將帥，致使繼遷又反叛回去，而後又縱使李繼捧回到原來的地盤，白白增長敵寇的氣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繼捧依附了契丹。繼遷用緩兵之計而假意受降。到元昊壯大後，國力也雄厚起來，于是在長安一帶殺戮，不僅威脅著使宋不得不屈服于遼，還敢按著遼的慣例向宋索要歲幣，而宋對他們都沒有辦法。以大侍小，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沒有听說過的。夏對宋的禍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剛建國的時候，遼的國力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而夏還沒有強大起來，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夠振作，對他們能施以打擊，也不是很難的事。反而養癰數十年而最後自己衰落下去，則是因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將領無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孫們，都把這當成傳統，士兵和百姓也都習慣了這樣，都怯懦無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風氣。自真宗和仁宗以來，把忍受恥辱當做應當的事，這已經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著如此破敗不堪的現狀，肩上扛著無比沉重的國仇國恥，所以要迅速地改變這些。
我所說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將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麼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雖說是從唐開始的，但實際上是在宋時確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馬，都集中在京師，征集兵士的辦法是募集，大體上是把國中那些獷悍沒有職業的人集中起來。每到年成不好的時候，就招募一些饑民來增加兵員。史家贊頌這種政策，說有役使強悍的人，消除爭亂的用意。細想起來，這實際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國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人，所說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邊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時，都是從京師派遣。各鎮的士兵，也都輪換著戍守。將帥等武將，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沒有長久的將帥，將帥也沒有固定的兵。史家贊美這種做法說，上下互相連接，內外相互牽制，等級之間的擠軋，雖有凶狠橫暴的人，在這中間也不會有所作為。總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將與兵不熟悉，以防止類似晚唐五代藩鎮自己有軍隊而造成的禍患，所說的削弱將領就是指此。使民弱，使將弱，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並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這種方法來施行，他們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來數十萬獷悍無賴之人，把他們聚集到負責天子起居的內臣那里，終日荒淫游樂，長年也不拿刀槍，日子一久肯定會生懶惰之心而一點用處都沒有，事實道理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況且宋代的制度，還沿襲了後梁盜賊的陋習，將軍士們都集中起來，使他們不去擾民，致使鄉間那些好人們，都把耍弄兵刃當做恥辱。天子都拿他們當成沒有出息的，又讓他們去實現志向，為國而去拼命，怎麼能夠呢？所說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將全國所謂有勇力的人都匯集到軍隊中，那麼軍隊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將領的怯懦，又加重了這一點。這樣把他們驅趕到疆場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們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們能拿起刀槍來保衛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積弱到了這種地步，而又被夾在兩個勇悍的國家之間，就不能不卑顏屈膝求人容許我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試問稍有血氣的男兒，能不能坐視這樣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國家的大政，說起來就是軍事和財政。宋代的軍事已經是這樣了，那它的財政又如何呢？宋人以軍隊都集中到京師周圍，所以把天下賦稅全收入國庫，以供俸祿和賞賜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財。剛開國的時候，養兵僅有二十萬，其他的費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庫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開寶年末，兵籍中共有三十七萬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間，增加到六十六萬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間，增加到九十一萬二千人。仁宗慶歷年間，增加到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間和神宗熙寧初年，士卒數目還在增加，于是揩盡民脂民膏而豢養他們。每一年都變更駐地，去靠近生產糧食的地方，供養大量不從事生產的人。皇室家族、各級官吏這些吃俸祿的人員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賞賜的費用，常達五百余萬。景德年間郊祀竟花了七百余萬，東封泰山花了八百余萬，祭祀汾上寶冊又是一百二十萬，舉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萬。開寶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詳細數據已經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還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後，到天禧年間，則每年收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每年的支出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總年收入一萬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總年支出為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而臨時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宋的百姓並不比原來富裕，而二十年間，所交納的賦稅已經增加了十倍，他們靠什麼來生活呢？再加上嘉 、治平以來，每年超過的數額，一直保持在兩千余萬。到王安石執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國民，離破產僅有一步之遙。當時那些號稱賢士大夫的人，以財政問題叫嚷著責問王安石，試問如果沒有王安石去理財，宋朝作為一個政府，還能維持一天嗎？
當時內外形勢既然已經是這樣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們，又是怎樣來應對的呢？真宗奢侈無度，摧殘傷害了國家的元氣，這就不必說了；宋仁宗號稱賢主，如果以春秋責備賢者的態度出發，可以說宋的弊政是從仁宗開始的。王船山在《宋論》卷六中說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養生息。休養生息是對的，解散而休養生息，則就是將國家廢弛了，就使承繼的後者有難了。每年繳納五十萬給契丹，甘心俯首貼耳，還美其名曰送給友邦禮物。禮待李元昊父子，繳納織物和錢幣以乞求一時的平安，仁宗並不放在心上。執政的大臣、諫官、在朝在野的各級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爭辯著某典籍中的一點點是非。視西北方詭詐的強敵，當做本應存在而不可侵犯。國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虧當時沒有像耶律德光、李繼遷這樣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著賄賂而暫時得到苟安；如果不是這樣，則劉六符虛張聲勢地恐嚇一下而宋的魂魄已喪，致使他迅速從河朔起兵殺向宋的都城，有幾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論，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許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領的臣子輔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來的。當時的大臣中，史家們稱他們多賢，細考查史實，則可以看到凡材充實其間，上等的人才幾乎沒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張之志的，只有一位範仲淹，論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許多，而最後還因不被長期信任，遭離間而離開了朝廷。其他最著名的，如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這些人，其道德學問文章 足以照耀千古，他們在朝堂上，治理國家，補缺拾漏，雖說有可觀的成績，可不能度量原來基礎的高低，只能比較它們的末端。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煎熬緊迫的時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國家得到長治久安，可能是不勝任的。其他的則都在胡亂地議論著，沉湎于過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間還有所謂的憂患，賈生所說的抱著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還沒有燒到的時候，就認為平安無事。而在這時，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起來而打擾了他們的美夢，于是相繼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才開始輔佐神宗的時候，神宗問他為什麼本朝建國百年天下太平沒有戰事，王安石退下來寫了札子回答說︰
（前略）但我朝歷代沿習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沒有親近的朋友和眾多的大臣進行討論。朝夕和國君相處的，不過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處理事務，不過是有關部門的一些瑣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為的君主，一起和學者士大夫討論先王的法令來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憑著自然的道理和形勢，沒有進行主觀的努力，對名聲和實際情況的關系沒有覺察。君子並沒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躋身于士大夫中間。正確的議論並非不被采納，但邪說有時也會被采用。以詩歌辭賦記憶之學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沒有采用通過學校來培養人才的辦法；用科班順序資格年歷來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沒有采用通過有關部門進行考試測驗的辦法。監察部門中沒有負責監察的人，守邊的將領並非選拔出來的官吏。調任頻繁已經使得難以考察政績，靠交往和清談任職的人又以假亂真。結黨營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獨立謀求職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撓。所以從上到下只是偷懶和懈怠，順從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擔任了職務，和庸才做官也沒什麼兩樣。農民因徭役破壞了生產，受不到特別的撫恤和救助，也沒有為農業專門設置官員來興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軍族，卻又不加以訓練培養，又沒有選拔出能干的將官，使他們擁有長久駐守邊疆的職權。宮廷的宿衛人員中聚集了過多無賴之徒，沒有改變五代以來縱容姑息武將的惡習。宗室子弟沒有進行教育選拔，不符合先王制訂的對待宗室親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準則。至于管理財政，大都無法可依，因此雖然用度儉約而百姓仍然不富足，雖然勤于政事時刻憂心而國家仍然不強大。幸虧不是外族囂張的時代，也沒有堯、湯時的水旱災害，因此才會天下平安無事超過了一百年。雖然說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說是上天的幫助。
他論述當時的國勢，可以說博大而明確；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變法的原因也是基于這些。因而他給仁宗皇帝的上書中說︰（節錄，全文另見第七章 ）
陛下還總是以為上天能夠給你幸運而沒有考慮過有一天會失去這種幸運嗎？漢代的張角，三十六萬人在同一天起義，他所在的郡國沒有人能預先警惕；唐代的黃巢，橫行天下，每到一個地方沒有哪一位將軍敢和他抗衡。 現在的公卿大夫，沒有人願意替陛下做長遠打算，為國家籌劃萬世的基業，我對此事很疑惑。當初晉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華，不為子孫做長遠謀劃，當時的官員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悅皇帝，良好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舍棄了禮義，丟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過失，卻沒有誰以為這樣是錯誤的。有識之士本來就知道將天下大亂，而後來果然海內發生了大的變故，中國遭受戰爭困苦達二百多年。 我希望陛下能夠借鑒漢、唐、五代混亂滅亡的原因，批判晉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災禍
唉！宋仁宗之時，號稱是宋朝的全盛時代，整個國家如此歡娛，而王安石對危險的憂愁如此之深，以至達到這樣的地步，不惜用晉武帝的例子來勸諭皇上，害怕中原淪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憂天嗎？唉！靖康年間發生的禍亂，王安石有先見之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