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議荊公者，徒以其變法。故論公之功罪，亦于其所變之法而已。吾固崇拜公者，雖然，史家之職，不容阿其所好。今請熟考當時之情實，參以古今中外之學說，平心以論之。
元興以降，指凡公所變之法，皆曰惡法。其為意氣偏激，固無待言。然則公所變之法，果皆良法乎？此又吾所未能遽從同也。吾常謂天下有絕對的惡政治，而無絕對的良政治。苟其施政之本意而在于謀國利民福，殆可謂之良也已。雖然，謀焉而得焉，則其結果為良；謀焉而不能得焉，則本意雖良，而結果反極不良者有焉矣。故夫同一政策也，往往甲國行之而得極良之結果，乙國行之而得極不良之結果；甲時代行之而得極良之結果，乙時代行之而得極不良之結果。此政策者果為良耶？不為良耶？曰︰是無可言。其有可言者，則適不適而已。
荊公所變之法，吾欲求其一焉為絕對的不良者而不可得，以其本意固皆以謀國利民福也。然以荊公而行之，則其適焉者與其不適焉者蓋相半而已。荊公誦法三代，謂其法皆三代所已行之而有效者也，三代則邈矣，而載籍又不可盡信，其果曾行之與否，吾未敢言。雖然荊公則嘗以小試諸一郡一邑，而固有效矣。不寧惟是，以吾所見聞，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而新與之德意志為尤夥，而其成績燦然。既若是矣，荊公同操此術，而又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睹何也？殊不思三代以前之政治家，其所經畫者，千里之王幾耳，否則數百里之侯封耳。而今世歐洲諸國，其大者不過比吾一二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縣也。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效者，今世歐洲各國行之而效者，荊公宰鄞時行之，其收效當與彼相等，是敢斷言。及夫宰天下時行之，其收效能否與彼相等，是不敢斷言也。
吾讀國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數人焉，曰管仲，曰子產，曰商君，曰諸葛武侯。夷考其所處者，則皆封建時代或割據時代也；其所統治者，則比今之一省或數州縣也。乃若大一統時代，綜禹跡所淹而理之，則欲求其運精思、宏遠猷，使全國食其賜如彼數子者，蓋未之有。其有一焉，則荊公也。而所成就，固瞠乎後矣。吾于是竊竊疑吾國之政治家，宜于治小國，而不宜于治大國。及環而思夫吾國以外之以政治家聞于後者，彼來喀瓦士何人耶？梭倫何人耶？吾國之一里正耳。彼士達因何人耶？加富爾何人耶？俾斯麥何人？耶格蘭斯頓何人耶？吾國之一巡撫或總督耳。若夫羅馬帝國之盛，與夫今之俄羅斯，求其比跡彼數子者，又何無人也。吾乃深思而得其故矣。所謂大政治家者，不外整齊畫一其國民，使之同向于一目的以進行，因以充國力于內而揚國威于外雲爾。欲整齊畫一其國民，則其為道也，必出于干涉。今之以放任不以干涉而能為治者，惟英美等二三國而已。然其所謂放任，已非猶夫吾之所謂放任，而況乎其前此，蓋皆嘗經莫大之干涉而始有今日也。自余諸國，則莫不以干涉為治者也。非惟今東西諸國有然，即吾國古代亦莫不有然。管商諸葛，皆以干涉其民而成治者也。周官為周公之書與否，吾不敢知；其嘗實行之與否，吾不敢知。使果為周公之書也，果嘗實行也，則干涉其民最密者，莫周公若也。準此以談，則干涉為政治家唯一之手段，抑章章矣。而此手段者，行諸小國則易，行之大國則難。小國行之則利余于弊，大國行之則弊余于利。是故疇昔之治大國者，惟有二法焉︰一曰威劫，二曰放任。威劫者字曰民賊，其不足語于政治家無論也。而放任亦決不足以稱政治家，未聞以政治家而臥而治其國者也。且既曰放任矣，則夫人而能之，且並土木偶而能之，而安用此種政治家為也？我國數千年之歷史，凡一姓之初興，必以威劫為政策，如漢高祖、宋藝祖之時代是也。及經數葉，則必以放任為政策，如漢文景宋真仁之時代是也。放任既久則有亂，亂則有亡，亡則有興，有興則有威劫，威劫既倦，則返于放任，如是迭為循環，若一邱之貉焉。此政治家所以不產公其間也。雖然，吾無惑乎其然也。舍威劫與放任兩者之外，執其中者惟有干涉之一途，而大國之難于干涉且弊余于利既若彼矣，故吾竊以為太大之國，利于□□之武夫以為舞台，利于碌碌之余子以為藏身藪，而最不利于發強剛毅文理密察之大政治家。自今以往，交通機關日漸發達，其大國壹如疇昔之小國，則政治家之成就也較易。而在疇昔，則天下至難之業殆未有過是也。以荊公之時、荊公之也，而欲行荊公之志，其難也，非周公比也，非管仲、商君、諸葛武侯比也，非來喀瓦士、梭倫比也，非士達因、加富爾、俾斯麥、格蘭斯頓比也。其難如彼，則其所成就僅如此，固其宜也。其難如彼，而其所成就尚能如此，則荊公在古今中外諸政治家中，其位置亦可想見也。
且同是干涉政治也，而其程度亦有淺深之異焉。程度淺者行之較易，程度深者行之愈難。荊公之干涉政治，有為立憲國所能行，而專制國極難行者，甚且有近于國家社會主義，為今世諸立憲國所猶未能行者，夫以數千年未經干涉之民，而卒焉以此加之，其群起而嘩也亦宜。然則公之法其果為良乎？為不良乎？吾卒無以名之也。此外尚有公所以致失敗之一原因焉，曰所用者非其人，此則夫人能言之。然吾對于此說，亦與疇昔之論者稍有異同，別具下方，此不豫也。
【譯文】
世人議論王安石，只提他的變法；所以論王安石的功過，也是針對他的變法而已。我本來是崇拜王安石的，即使這樣，史家的責任，不容去迎合別人的所好，現在詳細考察當時的情況，加上古今中外的常說，除去成見，用心公平地去論說一番。
元 之後，指責所有王安石所變的法令，都稱之為惡法，他們行為的意氣偏激，本來就是不用說的。然而王安石所未變的法令，果然都是“良法”嗎？這又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我常說天下有所謂的惡政治，而沒有絕對的良政治。如果他施政的本意，在于謀求國富民強，差不多就可以稱為“良”了。即使是這樣，謀劃而得到預期的結果，那麼結果就可稱為良；謀劃了而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那麼本意雖然是好的，但結果反而是極不良的也是有的。因而同一個政策，往往甲國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結果，乙國施行而得到很不好的結果；甲時代施行而得到很好的結果，乙時代施行而得到極不好的結果。這政策是好呢，還是不好呢？可以說︰這不能斷定。 如果要說，那只是適合不適合罷了。
王安石所變的法，我想找其中某一個絕對不好的而找不到，因為它的本意都是謀求利國利民的。然而王安石施行這些，則適合和不適合的大概各佔一半罷了。王安石號稱取法上古三代，說這些法都是三代已經施行過的法令而且是有效的。上古三代太久遠了，而典籍又不能全信，法令在當時是否真的施行，我不敢說。即使這樣，王安石曾在一郡一邑施行過，而且是有效的。不僅是這樣，憑我所听到看到的，今天的歐洲諸國，他們所頒布的法令，往往和王安石不謀而合，而新興的德意志尤其多。王安石也是用這些方法，而又以非常誠懇和為天下所擔憂的心情來實施，而效果不大是為什麼呢？只是沒有想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們所謀劃的，只是帝王管轄的千里之地，要不然就是諸侯的百里土地，而今天的歐洲諸國，大的也不過像我國的一兩個省那麼大，小的也就像我們的一兩個縣，因而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現代歐洲各國行之有效的，王安石在鄞縣做縣宰時所收到的效果，應當與他們相等，從這可以斷言；等到他治理天下時施行，收效是否能與那時相等，就不敢斷言了。
我讀國史，找到成功的政治家只有數人︰管仲、子產、商鞅、諸葛亮。考察他們所處的環境，都是封建時代或者是割據時代。他們所統治的，也就相當于今天的一省或者數個州縣。至于到大一統時代，管理九州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想要求得深謀遠慮能使全國都得到恩惠而如以上幾人，大概是找不到的。 有一個，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已經使後人驚嘆了。我在這里私下懷疑我國的政治家，適宜治理小國，而不適合治理大國。能考慮到本國之外，而又以政治家聞名于世的，那個來喀瓦士是什麼人呢？梭倫是什麼人呢？ 不過是我國的一個下層官吏罷了。那個施泰因是什麼人呢？加富爾是什麼人呢？俾斯麥是什麼人呢？格蘭斯頓是什麼人呢？不過相當于我國的一個巡撫或總督罷了。像羅馬帝國那樣強盛，與今天的俄羅斯，從他們那里想找能比得上我國的那幾個人的，又是找不出的。我于是深思得到它的原因。所謂大政治家，不外乎使國民整齊劃一，使他們奔向同一個目標，這樣在內可以增強國力，在外可揚國威。想要使國民整齊劃一，使用的方法，必定要對民干涉。當今用放任而不用干涉而能治理國家的，只有英美等兩三個國家罷了。而這里所講的放任，已經不是我所說的那種放任了，而何況他們在這之前，大概也曾經過對百姓很大的干涉才有了今天。其余的國家，沒有不以干涉來治理國家的。不僅僅是現在中西國家這樣，就是我國古代也沒有不是這樣的。管仲、商鞅、諸葛亮，都是因為干涉他們的百姓而成為政治家的。周代的官吏是不是寫了周公之書，我不敢說；那些內容都施行了沒有，我也不敢說；假使果真是周公之書，也果真施行了，則干涉百姓最多的，沒有比得過周公的了。如果同意這種說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干涉就作為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已經很明顯了。而這樣的手段，在小國施行很容易，在大國施行就難。在小國施行就利大于弊，大國施行則弊大于利。因此以前治理大國的人，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威逼和脅迫，二是放任。威逼脅迫的被稱為民賊，這是不足以政治家說的；而放任也絕對不足以稱為政治家，沒有听說政治家躺著不動就能治理國家的。既然說放任了，那麼人能做到，並且連土木偶也可以做到，還要這種政治家做什麼呢？我國數千年的歷史，凡是一個姓氏興起的時候，必定以威逼脅迫為政策，如漢高祖、宋太祖的時代就是這樣。等經過數代，就必定以放任為政策，如漢文景、宋真宗的時代就是這樣。放任時間長了就會有亂，亂了就會滅亡，亡則會有興，有興就會有威逼脅迫，威逼脅迫倦了就又回到放任上來。如此一次次地循環，如一丘之貉般。這就是政治家不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原因。即使這樣，我對這種情況也沒有感到迷惑。舍棄威逼脅迫兩者之外，選擇當中的則只有干涉這一條途徑。而大國難以施行干涉，這種做法弊大于利，所以我私下認為太大的國家，利于做威武的武夫的舞台，利于庸碌的孩子們來藏身，而最不利于奮發而剛毅，認真負責的大政治家。從今往後，交通手段日趨發達，大國也如同過去的小國，那麼政治家成就的取得就比較容易了；而在過去，天下最難的事業也莫過于此。在王安石的那個時代，憑王安石所在的國家，而想要施行王安石的志向，它的難度，不是周公能比得了的，也不是管仲、商鞅、諸葛亮能比得了的，也不是來喀瓦士、梭倫能比的，也不是施泰因、加富爾、俾斯麥、格蘭斯頓能比的。它是那樣的難，則他的成就僅如此，本來也是合理的；它是那樣的難，而他的成就尚且能如此，那麼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各個政治家中，他的位置是可以想見的。
同是干涉政治，而它的程度也有淺深的差異！程度淺的施行起來比較容易，程度深的施行起來就更難。王安石干涉政治，有的是在立憲國可以施行而在專制國極難施行的，甚至有的近于國家社會主義，是當今的許多立憲國還沒有施行的。靠數千年沒有被干涉過的百姓，而最後用這些加給他們，導致群起而喧嘩也是正常的。而王安石的法令是好呢，還是不好呢？我最終也無法說清楚。另外還有王安石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所用的，不是要用的人。這是別人所說的，而我對這種說法，也與過去的說法稍有不同，另列在下面，這里不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