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士之論荊公，大率以之與掊克聚斂之臣同視，此大謬也。公之事業，誠強半在理財。然其理財也，其目的非徒在增國帑之歲入而已，實欲甦國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贏焉，以為國家政費，故發達國民經濟，實其第一目的，而整理財政，乃其第二目的也。而其所立諸法，則于此兩者皆有關系者也。故不名之曰財政，而名之曰民政及財政。
第一制置三司條例司
制置三司條例司者，公所創立之財政機關也。公之言曰︰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並，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
熙寧二年二月，遂設立此司。詔曰︰
朕以為欲致天下于治者，必先富之而後可為也。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于內，以革其弊。夫事顓于所習，則能明得失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而資之于有司，有司能習知其事，則其所得必精，其所言必通，物聚而求足，是洵富吾民之術也。若夫苛刻之論，剝削其下而斂怨于上者，朕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受詔後兩月，各具財用之利害以聞。
司既立，以公及陳升之領之。時升之為宰相，公則參知政事也。今世各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度支大臣，蓋財務為庶政之本，公深知其意也。
公之志，在制兼並，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職在此，而後此所立之法，亦無不本此意以行。史稱公嘗與司馬溫公廷辯理財，溫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公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爭議不已。（史所載僅此，荊公反駁溫公之言則缺之，想更有偉論，惜不可得見矣。）夫溫公之言，其果衷于事理也耶？彼財貨百物，果為天地所生而終古不變者耶？抑亦人所生而得其道可以增殖者耶？夫財貨百物，固有既不在民亦不在官者矣，則棄之于地。是也。如其增殖之，則既可以在民，而同時亦可以在官。今世歐美諸國，其明效矣。荊公欲整理財政，而以發達國民經濟為下手之方，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中國自古言理財者，其識未有能及此也。
荊公之意，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也。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者，由豪富之兼並也。國中豪富少而貧民多，而豪富又習于奢汰，不以其所得為母財，而貧民涓滴之母財又為兼並家歲月蝕盡。則一國之母財舉匱，而民之生無以復聊，于是殫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並。而能摧抑兼並者誰乎？則國家而已。荊公欲舉財權悉集于國家，然後由國家的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于生產。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其青苗、均輸、市易諸法，皆本此意也。此義也，近數十年來乃大盛于歐美兩洲，命之曰社會主義，其說以國家為大地主，為大資本家，為大企業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財，誠如公所謂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者也。彼都學者，往往夢想之以為大同太平之極軌，而識者又以為茲事體大，非易數世後，未或能致也。夫以歐美今日猶未能致者，而荊公乃欲于數百年前之中國致之，其何能淑？雖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條目非若彼之縴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極端，然其終不能全適于荊公之時與地，可斷言矣。荊公之所蔽，惟在于是。若其學識之精卓，規模之宏遠，宅心之慈仁，則真只千古而無兩也，溫公安足以知之？
社會主義所以難行者不一端，而為國家分掌此理財機關之人，甚難其選，而集權既重，弊害易滋，此其著者也。夫以彼都所倡社會主義者，行之于立憲政體確立之後，猶以為難，而況在專制之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並，萬一行之不善，而國家反為兼並之魁，則民何訴焉？而盜臣之因緣以自肥，又無論也。故荊公之政策，其于財政上所收之效雖頗豐，而于國民經濟上所收之效滋嗇，良以此也。
宋財政之敝，至仁宗晚年而極，前既言之矣。神宗即位，首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敝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及制置條例司既設，乃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所裁省冗費十之四。（以上皆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原文。）夫財政之敝,既已如彼，即不言興利，而節費亦安得已？溫公亦非不知之矣，而猶顢頇其詞，曰磨以歲月驟不能減，而徒欲諉其難于君上，何其不負責任乃爾耶！且溫公所謂不能者，何荊公驟裁其十之四，而不見其有他變耶？夫以數十年相沿之歲費，而驟減其十之四，此誠天下至難之業。而制置條例司之初設，即奏此膚功，則頜此司者，其任事之忠勤，其才識之明敏，其魄力之毅偉，可想見矣。（當時所裁者多屬宮廷費，非神宗之賢，荊公亦不得行其也。據宋史，則神宗之命溫公義裁減，似在荊公未入相以前。二公皆為翰林學士，當同拜此命者也，而溫公以敷衍答上命也。若此神宗之不樂得此不負責任之大臣以共國事，不亦宜哉！）以視不負責任之溫公，何相反耶？而後之論荊公者，于此等偉績，沒而不道，抑何心也！
史所稱編著定式，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豫算案也。史又言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餘緡。省冗費以增官祿，誠整理行政之根本哉！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舉善政，或更多，史闕不可考，而此東鱗西爪，已非流俗所能及矣,《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興元年甦轍奏︰言熙寧初，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至是特設帳司默磨文帳雲。前此財政機關之腐敗，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者，頗有類于官辦之勸業銀行，荊公惠民之政也。《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載其緣起雲︰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並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並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谷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干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端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余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于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
此青苗法之大略及其施行之緣起也。名曰青苗者，蓋當時陝西轉運司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谷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余糧，至是仿行之，故襲其名也。荊公之懷此政策久矣,其少作寓言詩，既有此意。（詩見第六章。）及為鄞令，復行之而有效。及其當國，乃欲舉而措之于天下也。竊嘗論之，無論何國，無論何時，彼力田之民，能終歲勤動者，苟非有水旱之災，則所入恆足以自贍。而以數年之通，則必能有所羨余，以為冠昏喪祭之計。然而往往不然者，則緣初時母財不裕。牛種之資，以及青黃不接時食指之所需，不能不稱貸于豪右，或遇偏災而又貸焉，或遇嘉凶諸禮而又貸焉，而豪右乘其急以持其短長，于是一歲所入，見蝕于息者泰半，及夫來年，其不能不舉債如故也。債日以重，息日以加，而終歲之勤動，遂為豪右作牛馬走已耳。此民之所以日悴，而國民經濟之所以日蹙也。在昔泰西之希臘、羅馬，富者往往貸金谷于貧民，其後負責日重，無以為償，則蠰身以為之奴。泰西古代奴隸之多，蓋起于此。歷數千年，此制終無由革。西紀一千五百年以降，各國政府紛紛以法律定取息之率，逾率者罪之，然其不能禁如故也。及近世銀行制度興，此弊始稍甦，其效不能及于農民。近數十年來，有所謂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利漸溥矣，然猶未能盡人而蒙其澤也。故此貧富不均之問題，實為數千年來萬國所共若而卒未能解決之一宿題。而欲解決之，則非國家振其樞焉而不可得也。其圓滿之解決法，則如吾國古代之所謂井田，如泰西近世所謂社會主義，使人民不得有私財是也。未能圓滿而思其次，則國家設貸之機關而自當其沖，使豪右居奇之技，無所得施，則荊公所計劃者是也。吾國之前乎荊公而為此者，亦有人焉，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皆以斯道得民，而荊公則師其意者也。
時甦轍亦嘗著論雲︰“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財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泰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之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按穎濱此論，正與荊公青苗吻合，不知其嘗聞其緒余與，抑自創見也。然穎濱後卒以攻青苗自乞罷，豈文士之言之者，非其所欲行之者耶？
荊公既欲實施此法，然行之不可以無資本也。由國庫撥給資本，力又有所不逮也。適有常平廣惠倉者，諸路諸州縣莫不有之，而其所儲，實棄置于無用之地，公乃變無用為有用，而利用之為資本，其用意之周詳，其眼光之銳敏，至可佩也。而司馬溫公乃言常平倉為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然常平倉之無實惠可以及民，如彼條例司原奏中所述，溫公其能為之辯護乎？則亦強辭而已。
法既行，舉朝洶洶，起與為難，不可究詰。其人與其言，皆不備述。惟有公答司馬諫議一書，錄之可見當時議論之一斑，而公所以堅于主持之故亦見焉。（溫公致公原書三千三百餘言，雜引經傳及漢唐遺文，見集中。）
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避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此書文雖甚簡，然其任事之艱貞，自信之堅卓，躍見紙上。千載下讀之，如見公之精神焉，可以興矣。當時之制，貸青苗錢者，官取其息二分，故議公者指以為聚斂之據。公有答曾公立書雲︰
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群聾和之，意不在于法也。孟子惡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緣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于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嘵嘵者不足言也。
此書殆可謂解釋法意之理由書也。當時舉朝洶洶，除公所共事之數人外，殆無一不致難于青苗。累其劾狀，殆可隱入。而公卒不為之動，而神宗亦不為之動者，非徒以公自信之堅，得君之專，而當時言者，實無一語能批其要故也。言者咸指為掊克聚斂，損下益上，而公立法之本意，乃適與之相反。蓋其立法之本意，實以惠民，無一毫借此以助帑藏之心，條例司原奏所言，非飾詞，乃真相也。而論者乃擬之以桑孔之用心，是所謂無的而放矢，宜公之不敢服，而神宗亦目笑存之也。公之 于名實之辨，非以此乎？其謂治道之興，邪人不利，而倡異論者意不在于法。嗚呼！何其一語破的而言之有余痛也！昔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限民名田之制，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于全數反對之，卒被叢毆以死于院中，蓋亦有不利于治道之興者，而其意非在于法也。荊公初政，裁冗費十之四，彼廷臣大半衣食于冗費者，其不利之也久矣。而青之本意，凡以抑豪右之兼並，而廷臣者又皆豪右，而其力足以行兼並者也。其不利之，亦固其所。當時之洶洶為難者，安保其不挾此心？即二三賢者，未必爾爾，然亦群聾之和而已。況彼之所謂賢者，皆習于苟且偷惰，以生事為大戒，不問其事之善惡利病，但有所生則駭而華之，宜乎其與公與神宗枘鑿而不相入也。而數百年以後之今日，其社會之情狀乃一如公之時，而公之言乃不啻為今而發也，悲夫！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則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猶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縣非全國之比也。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全國者，非公之所得自為也，是故當時抑配有禁矣。（抑配者，謂強民使貸也。）而有司以盡數散為功，雖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災傷則有下料造納之條矣，（謂遇凶年則于次期補納所貸也。）而年歲豐凶不常，凶之數尤夥，而有司因得以上下其手，雖欲不至于累年積壓而不能也。此二弊者，惟韓魏公、歐陽公之奏議言之至詳，殆可稱公之義諍臣也。
（韓、歐奏議文長不錄，此段即舉其大意也。）
問者曰︰韓、歐二公所言既中其弊，而公猶不寤，則雖謂之執拗，寧得為過？應之曰︰不然。當時諸君子之攻新法也，其有弊者固攻之，其無弊者亦攻之，誠有如公之所雲，意不在于法也。為公之計，惟有一事不辦，偃然與彼輩同流，庶可以免于罪戾，而無如非公之本意何也。且法既已善矣，其有弊焉，則非法弊而人弊也。即如青苗法者，公在鄞行之而既有效矣，李參在陝行之而又既有效矣，使縣縣皆得如公者以為之令，則縣縣皆鄞也。即不能焉，而使路路皆得如參者以為之轉運使，而因以綜核名實之法督其縣，則亦路路皆陝也。據條例司所核定，凡全國置提舉官四十一人，以當時賢才之眾，欲求得如李參者四十一人，諒非難也。而公又非不欲與諸君子共之也，而無如諸君子者。聞有一議為公之所發，則掩耳而不听，初不問其所發為何議也，見有一詔為公所擬，則閉目而不視，初不問其所擬為何詔也。責以奉行，非挾賢挾長以抗，則投劾而去耳。諸君子既不屑為公助，而公又不能忍心害理一事不辦以自謝于諸君子，而又不能以一身而盡任天下之事，然則非于諸君子之外而別求其助我者，安可得耶？況諸君子非徒不助之而已，又煽之嗾之撓之于其旁，私幸其弊之日滋、功之不就以為快，是青苗本可以行之而無弊者，而以諸君子之故，則欲其無弊焉，安可得也？夫他事亦若是則已耳。
由此言之，則吾所謂青苗法雖善而不必其可行者，可以見矣。使得人人如公者以為縣令，則誠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無已而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提舉，則猶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無已而更思其次，得人人如公者以為執政，則于不可行中而猶有可行；而不得焉，故不可行也。
然則青苗法之弊，果盡如當時諸君子之所言乎？公之良法美意，而民竟未嘗一蒙其澤乎？曰︰是又不然。史成于謗公者之手，其旨在揚惡而隱善。凡有可以表公之功者，惟恐不盡。雖然，固有不能盡善者。公與曾公立書，言始以為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卻，則當時民之歡欣鼓舞可想見也。其上五事札子雲︰
（熙寧五年）昔之貧者，舉息之于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是其行之既數年而有成效也。其謝賜元豐令格式表雲︰創法于群幾之先，收功于異論之後，則是公罷相後而其效益著也。然猶得曰公自言之未可為信，也請徵諸旁觀之言。河北轉運司王廣廉入奏，則謂民皆歡呼感德矣。李定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此事，君勿為此言。定曰︰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是一時輿論所在，有欲捫其舌而不可得者矣。然猶得曰是依附公以希寵者言之，未可為信也。請更徵諸反對黨之口。朱子金華社倉記雲︰以予觀于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悔于其已甚而有激。是程子晚年知其攻難青苗之為誤，而朱子且歌誦之矣。甦子瞻與滕達道書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是子瞻晚年深自懺悔，而咸嘆于眾化之大成。其言與公所謂收功于異論之後者蓋吻合。所謂眾化者，蓋指凡新法而言，而青苗必其一矣。以程甦二人為當時反對最力者，而皆如是，非確有成效，而能得耶？以此度之，與程甦同心而其言不傳于後者，當更何限？不寧惟是，元興初政，盡芟新法。元年二月，罷青苗。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矣。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惟當禁抑配矣。是皆形諸奏牘載諸正史者。夫司馬君實範堯夫非當時首攻青苗之人，且攻之最力者耶？曷為于十八年之後，乃復津津樂道之如此？由此觀之，則知當時之青苗法，實卓著成效，而民之涵濡其澤者既久，雖欲強沒有美而有所不可得也。然則前此之嘵嘵，果何為也哉？語曰︰凡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樂成，然則諸君子者，毋亦凡民而已矣。夫以吾儕居今日以論之，而猶覺青苗法之難行也如彼，而荊公當日行之，雖其弊非所能免，其效抑已章章。吾于是益嘆公之才之不可及，而詆當時奉行新法皆為小人者，吾卒未之敢信也。
更平心以論之，青苗法者，不過一銀行之業耳，欲恃之以摧抑兼並，其效蓋至為微末。而銀行之為業，其性質乃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但使國家為之詳定條例，使貸者與借者交受其利而莫能以相病，而國家復設一中央銀行，以為各私立銀行之樞紐，而不必直接與人民相貸，則其道得之矣。荊公之為此，所謂代大匠易傷其手也。雖然，此立夫今日以言之耳，若在當時，人民既無有設立銀行之能力，而舉國中無一金融機關，而百業坐是雕敝。荊公能察受敝之原，而創此法以救治之，非有過人之識力而能若是耶？夫中國人知金融機關為國民經濟之命脈者，自古迄今，荊公一人而已。
後此有陰竊青苗法之實而陽避其名者，則朱子之社倉是也。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與青苗何異？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猶荊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夫朱子平日固痛詆荊公，謂其汲汲財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也。及倡社倉議，有詰之者，則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俱見《朱子語類》。）夫介甫果汲汲財利耶？介甫之是者，果獨青苗一事耶？毋亦是其所謂是而已。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者，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亦一種惠民之政也。熙寧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雲︰（按此文為荊公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多刪去其精要語，今據本集全錄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粗，以百里為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為貢。又為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則吏為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之財用，窘急無余，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贏；年儉物貴，難于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蠰。三司轉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于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刷，殆無余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于不產，責于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糶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
《宋史•食貨志》記均輸法施行之始末略雲︰
書既上，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于是闢是劉恍、衛琪、孫冕、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其後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裹行錢豈頁、條例司檢詳文字甦轍、知諫院範純仁、諫官李常等屢疏言其不便，且劾向，帝皆不听，且下詔獎薛向。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均輸之法，始于漢桑宏羊，至唐劉晏而益完密。荊公實師其制，非創作也。古代貨幣之用未周，民以實物為市，其國家之徵租稅，亦以實物。故緣道里之遠近，而輸送之勞佚有所不均。緣年歲之豐歉，而供求之相劑有所不調。下既大受其害，而上亦不蒙其利，誠有如條例司原奏所雲者。故桑劉行均輸法，不加賦而國用足，史家美之，良非無由。今世交通之利大開，貨幣之用益溥。吾輩讀史，見其不憚煩為此，幾苦索解，而不知當時治事者之苦心孤詣，嗚乎其不可及也。（觀近世之漕運，則可以知均輸之妙用。如能用商運供京師之米而盡折南漕，則國庫興人民交受春利者，歲不以千萬計乎？均輸之意亦猶是也。夫漕米則亦以實物充租稅，而古代拙制至今蛻化未盡者也。）而當時議者囂然攻之何也？史稱其卒不能成，其所以不成之故未言之，豈以攻者多而中止耶？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者，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實一種之專買法也。今記其緣起及其內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貨物給之，因命韶領其事。韶欲移司于古渭城，李若愚以為多聚貨以啟戎心，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絳、陳升之皆以為疑。王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砦，便于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逋負，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更闢荒士，異日可以聚兵。
由此觀之，市易之起，本出于荊公之殖民政策。蓋邊徼未開之地，而欲以人力助長之，使趨于繁盛，其下手必在商務。然地既未開，商賈裹足，非以國力行之，莫為功也，此荊公之所以排群議而行之也。後此既有成效，乃推以及腹地。
（宋史•食貨志）熙寧五年，遂詔出內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蠰之，因收余息以給公上。于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得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听，欲市于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
竊嘗疑當時均輸法，何以暫行之而遽廢？彼神宗與荊公決非搖于人言者，始因市易行而均輸遂罷也。市易與均輸，其立法之意略同，惟均輸所及者，僅在定額之租稅；而市易所及者，則在一般之商務，故其範圍有廣狹之異。而既有市易，則均輸之效，已可並寓于其中也。考荊公所以行市易法者，其用意蓋有二︰一則專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分配之一方面，用以裁抑豪富，保護貧民。蓋小農小工，有所獲殖制造，蠰之于市，往往為豪富聯行抑勒不予善價，則貧民之生產者病；豪商既以賤價得之，及其轉蠰也，又聯行而昂其值，則貧民之消費者又病。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而買之。其賣出亦隨時估價，不得過取，凡以求分配之均也。一則更注重于經濟學上所謂生產之一方面，使金融機關得以流通，而母財之用愈廣。蓋小農小工之從事生產者，其資本大率有限，必待所生產之貨物賣訖，然後能回復其資本以再從事于生產。則中間往往隔斷不相屬，而生產力緣此而萎微。荊公思有以救濟之，故其法，凡人民能得五人以上為之保證者，或以產業金銀抵當者，官可以貸以錢。（當時以銅錢及絹布等為貨幣，而金銀非貨幣，故得以充抵當品。）而以所借期限之長短，而取其息十之一或十之二，凡以廣生產之資也。
市易法立法之本意如此，荊公之盡心于民事，亦可謂至矣。然則其法果可行乎？曰︰以吾論之，荊公諸法之不可行者，莫此若也。請言其故。由後之說，則市易務實一銀行也。（青苗與市易二法，皆與今世銀行所營之業相近。青苗則農業銀行之性質也，市易則商業銀行之性質也。）
夫以荊公生八百年前，乃能知銀行為國民經濟最要之機關，其識固卓絕千古。雖然，銀行之為物，其性質宜于民辦而不宜于官辦。雖以今世各國之中央銀行，猶且以集股而成，不過政府施嚴重之監督而已，而其他之大小銀行，無一不委諸民辦，更無論也。今一一由政府躬親之，而董之以官吏，靡論其瑣碎而非治體也，而又斷不足以善其事，此歐洲各國皆嘗試之而不勝其敝者也。由前之說，則為一種專賣制度，夫其立法之本意，不過曰之貨之不售者，而官乃為收之耳。而及其末流，則必至籠天下之貨，而悉由官司其買賣。即不然，亦須由官估其價值，蓋非是而其所謂平物價之目的不得達也。夫籠天下之貨而司以官吏，此近世社會主義派所主張條理之一種，顧彼有與之相輔者焉。蓋從其說則以國家為唯一之資本家，為唯一之企業家，更無第二者以與之競爭，夫是以可行，然其果可行與否，猶未敢斷言也。若在現今社會制度之下，欲行此制，雲胡而可？現今之經濟社會，惟有听其供求相劑，而自至于平，所謂自由競爭者，實其不可動之原則也。今乃欲取營運之職，而悉歸諸國家，靡論其必不能致也，苟能致焉，而其危險，乃將愈甚。蓋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並者，而其結果，勢必至以國家而自為兼並者也。夫兼並者之病民誠烈矣。然有一兼並者起，不能禁他之兼並者不起，而與之相競，相競則可以漸底于平矣。若國家為唯一之兼並者而莫與抗焉，則民之憔悴，更安得甦也？凡此皆市易不可行之理由也。且尤有一說焉，荊公欲以一市易法而兼達前此所舉之兩目的，而不知此兩目的非能以一手段而並達之也。銀行之性質，最不宜于兼營其他商務，而普通商業，又最忌以抵當而貸出其資本。今市易法乃兼此兩種矛盾之營業，有兩敗俱傷耳。故當時諸法中，惟此最為厲民，而國庫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則荊公之意雖善，而行之未得其道故也。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者，變當時最病民之差役制以為募役制，而令民出代役之征以充募資，實近于一種之人身稅，而其辦法極類今文明國之所得稅，荊公救時惠民之第一良政也。吾儕生當今日，自本朝康、雍間實行一條鞭法以後，政府從無役其民之事。語及役法，往往莫解其為何物。而豈意數千年來，國民之宛轉以死于是者不知凡幾，自大政治家王荊公出，乃始啟其甦生之路，今日猶食其賜也。
考差役之法，其源甚古，經傳所稱有力役之征，即所述先王之政，亦只言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準此以談，則力役之征，雖三代以前，未嘗免矣。蓋古代租稅之制未備，國家財政極微，有所興作，不得不用民力。揆以人民對于國家之義務，此亦未足雲厲。然君主每濫用之而無節制，故孟子稱奪其民時便不得耕耨以致凍餓離散，其水深火熱之狀，可以想見。秦漢以還，沿而勿革，逮宋而其敝益甚。今最錄當時士大夫所記事實與其所建議，以見荊公之改革，乃應于時勢之要求，萬不容已，而其法之完善而周密，亦以校諸前此之論者而可見也。
仁宗皇興中知並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疏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加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于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閭舍乎？臣聞其事，□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者乎？
及神宗即位，知諫院吳充亦上言︰衙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懷杵匕箸，皆計資產，定為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上，無以為生，乞定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三司使韓絳亦言︰害農之弊，無過差役。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其父告其子雲︰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蠰田產于富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並增于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台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
凡此所稱述，十分未得其一端，然千載下讀之，猶使人膚栗鼻酸涕泗而不能禁。則當時躬遭斯厄者，尚得有人趣矣乎！此所雲衙前者，不過役之最苦累者耳。自餘名目，更僕難數。蓋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以給官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木舀等，不可悉紀。各以鄉戶等第定差，而命官、將、吏、僧、道皆得復役（復者免役。）。黠者或投身彼輩，為之佣奴，亦得隨免。民以得度牒出家為脫苦難，度牒之值，重于地契。而鄉氓賤族，應役愈繁數而生計愈窘，觀前所錄諸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之困頓，岌岌乎不可終日，可以想見。而史家猶稱仁宗之世家給人足，此孟子所以不如無書之嘆也。而其致敝之根原，則莫甚于役法。前此範文正以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乃首廢河南府諸縣，將以次及他州。（然己為舊黨所攻，所廢者不久旋復。）韓魏公欲驗鄉之闊狹、役之疏密而均之，然此皆補罅漏，于根本救治咸無當也。司馬溫公言衙前當募民為之，其余諸役則農民為之，是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而募之必有所酬，所酬將安出，溫公未及計也。及神宗立，荊公相，乃廓然與之更始，而募役法以起。《文獻通考》卷十二記其略雲︰
熙寧二年，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考合眾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眾議、奏可。于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佔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無費。承符散從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皆其條目也。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並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又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築室道謀，難以成就。欲自司農申明所降條約，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仿視施行。若其法實便百姓，當特獎之，從之，于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以其府界所行條目奏上之。帝下之司農寺，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上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並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仿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
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眾，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案任者保證也）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于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嗚呼！吾讀條例司及司農寺所擬役法條目，而嘆荊公及其僚屬，真所謂體大思精，可以為立法家之模範矣！夫差役之病民，既已若彼其甚，則勢不能以不革明矣。然前此諸役，固有其煩苛而可以逕蠲之者，亦有其為國家所必需而不能蠲之者。今熙寧新法，于其可蠲者而既已蠲之矣，（即條例司原議所謂如部水陸運以下今當省使無費者是也。）其不可蠲者既不復以役諸民，又不能以不役民之故而廢其事，則不得不由國家募民之願充者以充之，此事理至易見者也。然既募充矣，則非復義務的性質，而變為合意契約的性質，非有報酬，而孰肯為之？然國家者，非能如私人之自有財產也，其有所需，則取諸民而已。而此等義務，人民本已負之者既數十年，徒以立法不善，故樸願而弱者益病，黠而豪強者幸免。今因其固有之義務而修明之，易征徭之性質為賦稅之性質，視前非有所增也。此免役錢所以為衷乎理也，而其征收之也，以財產之高下列為等第，富者所征較重，貧者所征愈微，其尤貧者，則盡豁免之，此與今世各
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各國之收所得稅，凡人民之收入少而僅足以維持其生計者不稅，其有羨則稅之。（日本之法，所得在三百圓以下者不稅，以上則稅之。各國定限不同，意則同一。）而其稅之也，定其等級比例而累進之。（日本之法，所得三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百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二。一千圓以上者，千分稅十五。如是凡分為十一等，直至十萬圓以上者，千分稅五十五，此其大較也。他國略類是。此實極均平之課稅法，而各國財政學家所最稱道也。乃荊公當數百年前各國未發明此法之時，而所定與之暗合，所謂計產業若家資貧富之上下，分為等第，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者是也。豪族僧侶，不供賦役，而國家一切負擔，盡責諸弱而無力之平民。此歐洲中
世以來之弊政，而法國之大革命、與夫近百年來歐洲諸國之革命，其動機之泰半，皆坐是也。荊公痛心疾首于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于巨室，而毅然課彼輩以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紆籌于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夫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猶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無異辭，然後著為令。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諸一兩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軍。所謂勞謙君子有終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後此屢有變遷，而卒不能廢。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復知有徭役之事，既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公之此舉，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攻而一掃之，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吾儕生今日，淡焉忘之久矣！試一觀當時諸人所述舊社會顛沛杌隉之情形，又考歐洲中世近世之歷史，見其封建時代右族僧侶剝削平民之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夫對于荊公，宜如何尸祝而膜拜者。而乃數百年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至今猶曰迂闊也，執拗也，苛酷也；甚者則曰營私也，僉壬也。嗚呼，我國民之薄于報恩，可以慨矣！
當時立法者之言曰︰今所寬優皆村鄉樸願不能自達之窮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並能致人言之豪右，知新法之行，不便彼輩，而撓之者必眾矣。果也當時所謂士君子者交起而攻之，而其所持之理由，則不外出于自利。今略舉一二︰
甦轍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甦軾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神宗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嗚呼，當時之攻新法者，其肺肝如見矣！如二甦言，認鄉民之服役為天經地義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階級制度之陋俗，以為天之生民生而有貴賤也。法國大革命時之貴族，俄國現今之貴族，皆持此論以自擁護其不正之權利，而不意吾國所謂賢者乃若此也！夫在今日，無論中國外國，皆無所謂役人，無所謂用鄉戶者矣。是得毋不以五谷而得食，不以絲麻而得衣耶？東坡見此，其將何說之辭！況東坡所痛恨于免役者，從以廚傅蕭然無以供從官于四方者之取樂雲爾。如其所言，以此飾太平之盛觀，夫盛則誠盛矣，曾不記吾民緣此，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棄田與人以免上等、非分求死以就單丁者乎？曾不記吾民緣此，而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乎？夫以少數官吏取樂之故，而使多數人民離析凍餒祈死惟恐不速，是直飲人之血以為樂耳！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不意號稱賢士大夫者， 然言之，而數百年之賢士大夫且附和焉！以集矢于為民請命之誼闢哲相，吾有以見中國之無公論也久矣！至如文潞公所言，尤有深可駭者，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信如後言，則盡戕奪百姓之生命財產，以求容悅于士大夫者，其得非郅治之極也耶？吾請正告天下後世之讀史者曰︰荊公當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于士大夫。彼士大夫之利害與人民之利害固相沖突者也。今吾輩所能考見者，則當時士大夫之言也，其人民之言，則無一而可考見者也。而欲摭一面之詞以成信讞，則其冤豈直莫須有雲爾哉！夫免役則其一端面已。
當時造作言說以相謗訕者不可殫紀。據《文獻通考》載有同判司農寺曾布條奏辯詰之文，則夫謗者之虛構誣詞與夫不審情實而漫為揣測者，皆可以見。今錄其略雲︰
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厘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為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于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為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為近邊奸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余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余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為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余萬，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余亦自無幾。言者則以為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
觀此則知當時之謗者，皆務揚惡而隱善，又于變法前之利病，與變法後之利病，未嘗一比較而權其輕重，其言悉為意氣之私，而非義理之公。夫免役則其一端而已。及神宗殂落，司馬溫公執政，首罷募役法，復差役法。而前此攻新法最力之範堯夫，則謂差役之事當熟講，不然，滋為民害矣。前此以差用鄉戶比諸絲麻五谷之甦子瞻，又極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
起不能易。且謂農民應差，官吏百端誅求，比于雇役苦樂十倍矣。同是一人也，而前後十余年，其言論之相反如此，豈非前者駭于其所未經見，及成效卓著，乃始不得不從而心折耶？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堯夫子瞻之賢，而其識乃不過與黎民凡人同科，則荊公概目之為流俗，豈得曰誣。然堯夫子瞻，悟前說之非而幡然以改，終不失為君子之過。獨怪彼司馬溫公者，當荊公未行此法以前，已極言差役之弊，首倡募役之說。及其繼相，乃听一僉壬反覆之蔡京，以盡反故相之所為，且並棄前此己所持說而不顧焉，謂其惡功名之不出自我，而傾人以自快取私耶！以溫公之賢，吾固不敢以此疑之，然舍此以外，吾又不能得其居心之何在也。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財政諸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皆當時荊公特創之法之關于民政財政者也。（保甲法亦民政之重要者，今以荊公行之之意在整頓軍政，故以入次章。）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之者尚多，今略論焉。
（甲）農田水利
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水利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
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公之言唆黃河也曰︰北流不塞，佔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時司馬歐陽二公皆沮之，歐陽之言曰︰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荊公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夫即此二說，而一為偷安，一為任勞，其孰
賢蓋易見矣。清汴之議，則荊公早倡之。直至乞休後，元豐元年始行之，用功四十五日而成。此兩事者，為利為害，吾未能言之。要之足以證公之盡心民事而已。而當時甦軾上書詆之，謂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已盡，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必大煩擾。此皆以一切不事事之主義者，當時之士風然也。夫中國直至今日，遺利猶且遍地。況宋代承大亂之後，而真仁間之凋敝，又如前所述耶！謂曰已無遺利，抑誰欺哉！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者，荊公整理田賦之政也。史記其始末如下︰
熙寧五年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並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項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 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之。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因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仿焉。
此蓋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之一政策，雖非荊公所特創，然亦言理財者所首當有事也。方田法蓋如近世所謂土地台帳法，言地稅者稱此法最善焉。但其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煩數，不能持久耳。先揭以示民，一季無訟，乃著為令，此又至仁之政也。方帳莊帳甲帖戶帖，雖其內容今不可考，然與今世文明國之法度，蓋甚有合矣。嚴禁越額增數，豁免瘠鹵及公利之地，惠民之意尤多，孰謂公之立法損下益上哉！
（丙）漕運
累朝建都北部，仰食東南，故漕運實為國家一大政，北宋時尤甚。前此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托風水沉沒以滅跡，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荊公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余石而未已雲。此在荊公相業中，雖甚為微末，然其知人善任綜核名實之效，蓋可見也。
以上所列，皆荊公興舉民政財政之大略也。其條目班班可考，其本意無一不出于利民，烏有所謂損下益上如俗吏掊克之所為乎？雖其時奉行不實，致有與立法之本意相迕，而收效不如其所期者，蓋亦有焉。然吾固言之矣，當交通未便之時代，而欲以干涉政策治大國，其事實難，然則是固不足為荊公罪也。況當時所謂廉潔之君子，莫肯為之助，則雖有用人不當，而其咎則所謂君子者當分之矣。吾故詳述當時財政之真相如右，俾後之讀史者省覽焉。
【譯文】
民政及財政
俗人評說王安石，大概把他當做會聚斂的大臣一樣看待，這就大錯了。王安石的事業，確實一大半在理財，而他理財的目的並不只是在增加國庫每年的收入，實際是要解除國民的困苦而使他們富有，再從他們富有當中取得一些盈余，作為國家的行政費用。因此發展國民經濟，實際上是他的第一目的，而整理財政，是他的第二目的。而他所設立的諸多法令，和這兩者都有關系，因此不把它叫做“財政”，而叫做“民政和財政”。
第一設立三司條例司
設置三司條例司，這是王安石所設立的財政機關。王安石說︰
周代設立有泉府這一官職，以制止兼並，救濟貧窮的人，變通天下的財物，後世只有桑弘羊、劉晏大略領會了這用意，學者不能明白先王立法的用意，反認為做君主的不能與百姓爭利，現在要理財，就應當編寫泉府之法。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于是設立該司。詔書上說︰
朕認為要想達到天下大治，必須先富足然後才可有所作為。現在縣官的費用都不夠，而民財虧空嚴重，因此特地下詔給大臣們，在朝內置司，以改革這些弊端。事情認真地考慮，就能明白它的得失。現在將天下的財權，賦予有關部門，他們如果能認真考慮，則能夠得到的效果必定好，所說的也肯定通達。財富聚集滿足需要，這實在是富民的辦法。如果是用苛刻的辦法，剝削下面而使怨恨都指向朝廷，這是不可取的。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監司和內外官，受詔後兩月內，都將財物的利害報上來。
三司條例司成立後，王安石和陳升之主持。這時陳升之為宰相，王安石是參知政事。當今的各個立憲國，往往以總理大臣兼財政大臣，大概財務是各種政務的根本，王安石也深知這個道理。
王安石的目的，在于制止兼並，救濟百姓的貧困，變動天下的財富，使百姓富足，使天下大治，設置三司條例司的職責就在于此。而之後所立的法，也都是按這樣的思路來施行的。史書上說王安石曾經與司馬光在朝廷上辯論，司馬光說︰“善于理財不過是按人頭征收苛刻的賦稅罷了。”王安石說︰“不是這樣，善于理財是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家的用度充足。”司馬光說︰“天下哪里有這樣的道理？天地所生產的財物百貨，不在民手中就在官手中，如果設法從百姓那里奪來，這害處比增加賦稅還嚴重。”爭論不休（史書上的記載僅有這些。王安石反駁司馬光的話缺少了。想必他還有高見，可惜見不到了）。司馬光的話，能切中事理嗎？那些財物百貨，果真是天地所生產而終始不變嗎？還是人生產得法就可以增殖呢？財物百貨，本來就有既不在百姓手里也不在官手里的，只是被丟棄在地上的。如果增殖了，那麼增殖的那部分可以屬于百姓，也可以屬于官。現在歐美這些國家，在這方面效果明顯。王安石想要整頓財政，以發展國民經濟為入手的方法，孔子所說的“百姓富足了，君王還能不富足嗎”，中國自古論理財的人，見識沒有能達到這一高度的。
王安石的意思，認為國民經濟之所以一天天地下滑，是因為國民不能發揮力量來從事生產。國民不盡力從事生產的原因，是因為富豪的兼並。國家的富豪少而貧民多，而富豪們都習慣了奢侈浪費，不把他們的收入用來投資，而貧民一點點的小本錢，又被人兼並一天天沒有了，使國家生產的投資匱乏，使百姓的生計無以為靠，于是要殫精竭慮尋求拯救的辦法，最急迫的是消除和抑制兼並。而誰能抑制兼並呢？只有國家。王安石想把所有的財權都收歸國家，然後由國家根據情況調度，使全國的百姓受益均衡，使他們都有從事生產的憑借。他在詩中說︰“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他的青苗、均輸、市易等法令，都是根據這個主張提出的。這種主張，近數十年來在歐美兩大洲很興盛，稱為社會主義。這種理論把國家作為大地主、大資本家、大企業家，而人民不能有私財。這就是王安石所說的“賦予皆自我，兼並乃奸回”。那些學者，往往夢想能建立一個大同太平盛世的楷模，而有見識的人則認為這事很大，不經過多少代是不可能做成的。憑歐美今天這樣都沒有能做成，而王安石想在數百年前的中國來實現，怎麼能辦到呢？雖然說他的目的不如人家那麼宏大，他的條目也不如人家的精細，施行程度也不如人家那麼徹底，然而最終還是不能完全適合于王安石所處的時間和環境，這是可斷言的。王安石所被蒙蔽的，只在于此。他常識的精深卓絕，規模的宏大，用心的仁慈，是千古無雙的，司馬光怎麼能了解呢？
社會主義之所以難以施行不是一個原因造成的，作為國家分管財政機關的人，是非常難選擇的，這里集中的權力太多，很容易滋生弊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些倡導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施行于立憲的政治體制確立之後，還覺得難，更何況在專制的時代呢？本意是要抑制豪強，萬一施行得不好，而國家會反而成為兼並最嚴重的，那麼百姓向誰來訴求呢？而奸臣們就勢肥了自己，這就更不說了。因此王安石的政策，他在財政上收到的效果很多，而對國民經濟上收到的成果很少，肯定是因為這些了。
宋代財政的弊病，到宋仁宗晚年達到了極點，前面已經說過了。神宗即位，先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等人籌劃裁減國家經費使用的制度，仍拿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的數目和現在支出的數目分析出來看。過了一些天，司馬光說國家經費不足的原因，是用度太奢侈，賞賜沒有節制，宗室人數繁多，軍隊不精，必須要陛下和兩府大臣以及三司的官吏好好想想糾正弊端的方法，多花些時間，或許能見效，這不是我一朝一夕能裁減下來的。到制置條例司設立，才查三司的賬目，對各項支出裁減的長遠調整進行商討。凡是一年的支出和郊祀費用，都要編成固定的規格，能省下的費用有十分之四（以上都是抄錄《宋史•食貨志》上之六的原文）。財政的弊端已經成了這個樣子，即使不去興利，能節省費用也算可以，司馬光也不是不知道；而還是含糊其辭地說“多花些時間，不能馬上裁減”，而只是想把這難辦的事推給皇帝，有這麼不負責任的嗎？況且司馬光所說不能辦到的，為什麼王安石一下就裁掉了十分之四，而沒有看到其他的變故呢？數十年相沿襲下來每年的費用，現在馬上減去十分之四，這實在是天下最難辦的事了，而制置條例司剛剛設立，就有了這樣的功績，那這個部門的領導者，他辦事的忠實和勤勞，他才識的聰明和機敏，他魄力之堅毅宏偉，是可以想見的（當時所裁減的多數屬于宮廷費，如果不是神宗賢明，王安石也是推行不下去他的政策的）。再看不負責任的司馬光，他做的怎麼這樣不同呢？（據《宋史》，神宗命司馬光討論裁減財政支出是在王安石入相之前，這兩人都是翰林學士，都應當擔當此命。而司馬光以敷衍的態度來回復上命，神宗不願和這樣不負責任的大臣來共商國是，不也是應當的嗎？）而後人評論王安石的，對這樣的功績，隱藏不說，是什麼用心呢？
史書所說的“編著定式”，就是今天立憲國所謂的“預算案”。史書上又說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城每年增加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余緡，監察各州六十八萬九千余緡，省下的錢用來增加官吏的俸祿，這確實是整理行政的根本。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施行的好政策可能更多，史書上缺少因而不可考證，就是這零零碎碎的內容，也已經不是流俗之人所能達到的了。
《文獻通考》二十四引元 元年（公元1086年）甦轍的奏章 ，說熙寧初（公元1068年），在三司取天下所呈報的賬籍來看，甚至有到省三二十年沒有開封的。大概州郡所發來的文賬，隨賬都有賄賂，各有固定的數目。數目足的，都不開封。一旦有不足，就百般問難，至到要足才罷休。現在設立了賬司來核對文賬，而此前財政機關的腐敗，可見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很類似官辦的勸業銀行，是王安石惠民政策的一項。《宋史•食貨志》上之四記載它的緣起說︰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諸路常平倉、廣惠倉錢糧，粗略計算可以達到一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不適當不得法，所以利益不夠大。現在想用現有的糧食，遇糧價高時以適當低于市價的價格出售，遇糧價低時以適當高于市價的價格買進，轉運司所管青苗稅以及錢糧可以通融轉換使用的，也允許兌換使用。另外以現錢依照陝西借貸青苗錢的先例，百姓願預先借貸就貸給他們。隨稅繳納償還糧食，一半在繳納夏稅時償還，一半在繳秋稅時償還，內有借貸糧食償還時糧價貴而願繳納錢的，都听從借貸者的意願。如遇災害欠收，允許推遲到下次納稅豐收時繳納。不但足以消除災荒的患害，而且百姓既借貸到糧食，則兼並之家就不能乘青黃不接借出高利貸收成倍的利息。另外常平倉、廣惠倉的糧食，收藏積蓄停滯，一定等欠收年物價高然後出售，得到好處的不過是城市游手好閑的人，現今一路之內互通有無，糧價高時賣，低時買，用以增加貯蓄，平抑物價，使農民按農時進行農作，而兼並之家不能乘人之危。凡是以上所講都是為了百姓，而國家並不由此得到收入，這也是先王施恩惠興利于民，作為農業補助的意思。擬根據各路錢糧多少，分別派遣官員統管，每州選通判或幕職官一員，負責調撥和貸出追收，另外先從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試行，等待有成果後推廣到各路。廣惠倉糧食除適當留給年老殘疾貧窮的人外，其余一律按常平倉轉移法執行。”下詔可以。不久條例司又上言︰常平、廣惠倉法令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推行，據了解民間多願借貸，請求下令讓全國各路轉運司全面施行。
這是青苗法的大概和它施行的起因。命名為“青苗”，大概是當時陝西轉運使李參，以所管轄的區域兵多而糧食儲備不足，讓百姓自己想辦法來度過青黃不接的時候，先貸給他們錢，等谷熟後把借的錢還給官吏，稱為“青苗錢”。過了幾年，庫里就有了余糧，到現在仿照此法施行，因而沿習了這個名稱。王安石心中有這樣的想法已經很久了，他少年時所作的《寓言詩》，就有了這樣的意思（詩見第六章 ），等做了鄞縣的縣令，又施行而很有效。等他執政，就把這個法令放到天下來推行。我私下想，無論是哪個國家，無論是什麼時候，那些用力種田的人，能一年到頭辛苦勞動的，如果不是有水旱災害，則收入足可以贍養自己；而這樣能持續數年，就肯定有剩余，用來作為冠禮、婚禮、喪事、祭祀的用度。然而往往不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開始時本錢不充足，耕牛種子的投資，以及青黃不接時的需要，不能不向有錢的大戶借貸；如果遇到災害還要借貸，遇到喜事喪事又要借貸；而有錢的大戶乘他們急需而要挾，于是一年的收入，被利息用掉的有一多半，等到來年，又不能不和過去一樣去借貸了。債一天天地多，利息一天天地加，而一年的勤勞，都是為有錢人當牛做馬了。這就是百姓一天天貧窮，國民經濟一天不如一天的原因。在西方的希臘羅馬，富人往往貸金或谷物給貧民，之後貧民負債逐漸增加，無法償還，就賣身為奴。西方古代奴隸多，可能就因此而起。經歷了數千年，這種制度始終沒有改變。西元一千五百年以來，各國政府紛紛用法律來規定索要利息的比率，利息超過規定的有罪，而仍然和過去一樣不能禁止。到近代銀行制度興起，這種弊病才稍為好轉，只是它的效用還不能惠及農民。數十年來，有所謂的勸業銀行、農工銀行、信用組合等，好處逐漸多起來，而也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因而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是數千年來各國都受其害而最終沒能解決的老問題，而要解決它，就非得國家解決它的關鍵才能達到目的。圓滿解決的方法，就如我國古代所說的井田制，如西方近代所說的社會主義，使人民不能有私財。不能圓滿解決的次一些的辦法，就是國家設置借貸的機關把握主動，使有錢人乘人之危的那些伎倆，無法實現。王安石所計劃的就是這樣。我國在王安石之前這樣做的也有，景公在齊、子皮在鄭、司城子罕在宋，都用這種方法取得民心，王安石就是學習他們的用意。
當時甦轍也曾論說道︰“天下的人，做農民沒有田地，做商人沒有本錢，不借貸給他們，不免會死于野外。讓富人借貸給他們，就會用不仁的辦法，收取一大半的利息。無法償還時，也不免將衣物住所當做抵押，百姓受了困，而官府得不到利。周代時官府的做法，是讓要借貸的百姓，和官府商量具體的辦法，而用賦稅作為利息。現在可使郡縣都放貸，而讓當地人充任此事。”按甦轍的這種說法，正和王安石的青苗法相吻合，不知他是不是听到了什麼，還是自己的創見？而甦轍最終因為攻擊青苗法而自求罷官，難道他只是文士的那種只是說、並不是想那樣做的做派嗎？
王安石既然想施行這項法令，然而施行是不能沒有資本的；由國庫撥給資本，又是國庫的力量所達不到的。正好有常平廣惠倉，各路和各州縣都有，而它所儲存的糧食，實際上都沒有什麼用場。王安石于是把這些無用的糧食派上用場，用它來做資本，他用意的周詳，眼光的敏銳，是很令人佩服的。而司馬光卻說︰“常平倉是三代的好規矩，放青苗錢的害處小，廢常平倉的害處大。”然而常平倉沒有什麼實惠能給百姓的，如條例司原來奏書中敘述的，司馬光能為它辯護嗎？即使能也是強詞奪理而已。
青苗法一施行，整個朝廷都議論紛紛，群起攻擊王安石，沒完沒了。這些人和他們所講就不都敘說了，只有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這封信，抄錄下來就可以看到當時議論的一斑，而王安石之所以堅定地施行這個法令的原因也就能看出來了（司馬光給王安石的原信三千多字，多處引用經傳和漢唐遺文，他集中有這封信）。
昨天承蒙您來信指教，我認為和你長期交游相好，卻每每討論問題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是因為我們所持的政見多有不同的緣故。我雖然想強辯，但考慮到怎麼樣也不會被理解，因而只是簡單地回答你，不再一一自辯了。又想到您對我的厚待與重視，因此在來往書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現在我詳細地說一說事情的原委，希望您能夠原諒我。大概儒者所爭論的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名稱與實際的問題了。一旦名稱和實際的問題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您現在用來指教我的觀點是︰認為我侵犯了官員的權力，生事擾民，與人民爭奪財物，拒絕納諫，因此招致了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但我卻認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之上議論法律和制度並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後交給有關部門去執行，不是侵犯官員的權力；運用和施行古代賢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擾民滋事；為天下理財，不是爭奪人民的利益；批評不正確的言論，駁斥小人，不是拒絕納諫。至于怨恨和誹謗很多，那是我事前就已經想到的。人們習慣于因循苟且並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們大都不體恤國情，並且以合于流俗和取悅眾人為行事之道。因此皇上想改變這種情況，而我也不考慮政敵的力量有多麼大，只是想著出力幫助皇上來反抗這種勢力，因此，眾人怎麼會不窮凶極惡地攻擊我呢？盤庚遷都之時，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僅僅是士大夫們。盤庚沒有因為有人埋怨就改變自己的想法，考慮是合乎道義的然後就行動，因此看不到有什麼值得後悔的。如果你責怪我在這個位子上很久了，卻還沒能幫助皇上大有作為，以使人民受到恩澤，那麼，我已經知罪了。如果說現在我們應該什麼事都不做，只是墨守前代的陳規就行了，那麼我就不敢接受了。沒有機會和您見面，但我仍對您十分仰幕。
這封信雖然很短，然而他做事的堅定和忠貞，自信執著的樣子躍然紙上，千載之後讀這篇文章 ，好像能見到王荊公的神采，由此就可見國家會興盛。按當時的制度，借貸青苗錢的，官取二分的利息，因此議論王安石的人把這作為他聚斂的證據，王安石有《答曾公立書》中說︰
來信談到了青苗法的事。正確的治國之道實行後對奸邪的人會不利，一旦奸邪之人提出不同的言論，大批不明事理的聾子就會起來附和他，他們的目的不在法度的合理與否。孟子說過，有利是什麼呢？就是有利于我們的國家和利于我們自己而已。至于富貴之家的豬狗吃人吃的食物就要嚴加禁止，鄉野里有了餓死的人，就要開倉賑濟，這就是所謂國家政府的工作。政府的工作之所以包括財務管理，因為財務管理就是合于道義的事。一部《周禮》，關于理財的內容就佔了一半，難道周公是為了利嗎？奸邪的人，因為現象的相似，就想混淆視听，來蒙弊皇上和人民，他們又是如何理解和對待人們的願望呢？開始的時候，以為農民不會申請青苗的貸款，而後來發現來的人多得不得了，開始以為農民不會交回貸款，可後來交回貸款的人多得很，想不收都不行。大概是因為按照老百姓的利益去使他們有利，就不會不出現這樣的情況了。說到貸款的利息，二分利就不如一分利好，一分利就不如不要利息貸給他們，貸給又不如送給他們。然而為什麼不給了他們而要取二分利呢？是為了使這項工作以後還能繼續下去，如果不能繼續下去，那麼這件事就只是對老百姓的一種恩惠而不是一種政策了，那麼這個政策就不再是既給老百娃好處又不用多少花費的事了，因此一定要貸款給他們。而且還要支付做這件事的官吏的俸祿，再加上運輸費、水旱災害和老鼠麻雀的消耗，所以只有擴大積累才行，這樣才能在他們有了饑荒的時候給予他們，這沒有二分利行嗎？並且二分利是很正常合適的利息，並不高，為什麼還要更改呢？您再和深入了解聖人之道的人去討論這件事就會知道，我所說的事，沒有一個字不合乎法度的，而世人喋喋不休地亂說，是不必理會的。
這封信差不多可以說是解釋變法用意的信。當時整個朝廷鬧嚷成一片，除了與王安石共事的幾個人外，幾乎沒有一個不對他的青苗法進行攻擊的，多次彈劾他，而王安石不為所動，宋神宗也不為所動的原因，並不只是因為王安石的自信和皇帝對他的信任，實際上是當時的反對者，沒有一句話能批到王安石變法的要害之處。他們只說他聚斂錢財，損害百姓以利朝廷，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正好與他們所說相反。他立法的本意，實際上是要利民，沒有一點借這些法令來幫助國庫斂財的心意。條例司原來上奏的話，沒有修飾，表達的是真意。而評論的人把他們說成是桑弘羊和孔僅的用心，這就是所謂的無的放矢，別說王安石不服，就是宋神宗也只是一笑置之罷了。王安石有關名稱和實際的分辨，不就是說這個的嗎？他說治道的興起，奸邪的人出來反對，而持異議的人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新法。唉！他這真是一語破的，同時言辭中有一種沉痛啊！過去羅馬偉人格力加士為執政時，倡導限民名田的制度，全國人民歡聲雷動，而議院幾乎是全數反對，最後被眾人毆打而死在院中。大概那時也有不利于治道興起的人，而他們的用意也不在法。王安石初執政時，裁去冗費十分之四，那些朝廷大臣們大半是靠這些冗費來吃穿的，他們反對王安石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而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有錢大戶的兼並；而朝廷中的這些大臣們，又都是有錢的大戶，他們的力量都足以進行兼並，他們反對王安石，也是很自然的事。當時鬧著反對王安石的，怎麼能保證他們沒有此私心？即使有兩三個賢明的人，未必有此私心，然而他們也像聾子一樣附和罷了。況且他們所謂的賢者，都是習慣了苟且偷懶的，將生出事由視為大戒，不管事情的善還是惡，有利還是有害，只要有人來添麻煩就起來對他叫嚷恐嚇，他們與王安石與宋神宗格格不入也就很正常了。而數百年後的今天，社會的情形，就和王安石當時的情況一樣，王安石的話，就不止為當時而說的了，悲哀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既然它有這樣的美好願望，那麼它可行嗎？回答是︰“它不一定可行。”好卻不可行，這是為什麼呢？況且王安石在鄞縣時行之有效，為什麼還懷疑它不可行呢？回答是︰“一縣不是全國可比的。一個縣，是王安石可以自己操作的；全國，不是王安石一人可以控制的。因此當時就有禁止強行借貸，而官府把全部借貸出去當做功勞，即使不想強行借貸也做不到。法令中有遇到災年在第二年要補繳所借貸的錢數，而每年是豐收還是災年是無常的，災年的數目還很多，這樣官府就可以玩弄手法，即使不想使借貸的錢累年積壓也不可能。”這兩個弊端，只有韓琦和歐陽修的奏議說的很詳細，他們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諍臣（韓琦、歐陽修的文章 很長，不抄錄在此。這段舉出它的大意）。
問的人說︰“韓琦、歐陽修兩人所說的既然切中它的弊端，而王安石不醒悟，那麼即使說他執拗，怎麼能說為過呢？”回答說︰“不是這樣。” 當時這些人攻擊新法，有弊端的自然攻擊，無弊端的也要攻擊，而無弊端的也攻擊，正像王安石所說，他們的用意不在于法。為王安石打算，只有一件事都不做，靜靜地和那些人同流，這樣才有可能免于被指責，而不管王安石的本意怎樣，這是為什麼呢？況且法既然很好，出現弊端，那麼就不是法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就如青苗法，王安石在鄞縣時能行之有效，李參在陝西能行之有效，如果每個縣都能有像王安石這樣的人來做縣令，那麼每個縣都會和鄞縣一樣；即使不能那樣，如果每一路都能用如李參這樣的人來做轉運使，再加上用考核審計的辦法來督查，那也就每一路都和陝西一樣了。根據條例司所核定，全國共設置提取官四十一人，憑當時這麼多的賢才，想要找如李參這樣的四十一個人，估計不是什麼難事，而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這些君子共事，而無奈這些君子們，一听說王安石要發表意見，就把耳朵掩起來不听，不問他所發表的是什麼見解；見到一封詔書是王安石所起草，就閉目不看，根本不問他所起草的是什麼詔書。要求他們去做事，不是以賢者長者的名義對抗，就是彈劾王安石之後離去。這些君子們既然不屑于幫助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能違背情理一事不辦而向這些君子們賠罪，也不能靠自己把天下的事都做了，而在這些君子之外另求那些能幫助自己的人，又怎麼能得到呢？何況這些君子們非但不幫助王安石，還在一旁煽動、唆使和阻撓，看到新法的弊端滋生，施行沒有成效而幸災樂禍，本來青苗法可以施行沒有弊端的，而因為這些君子們的緣故，想要沒有弊端，怎麼能辦到呢？其他的事也是這樣的啊！
由此來說，我所說的青苗法雖好但不一定可行的道理，就很明顯了。假如縣令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確實可行，而不是這樣，就不可行。退一步說，如果提舉能人，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就還可以施行，否則不可行。再退一步說，如果執政者人人都像王安石那樣，那麼在不可行中還有可能行，如果得不到，那就不可行了。
然而青苗法的弊病，果真如那些君子們所說的嗎？王安石新法的良好用意，而百姓真的一點都沒有得到好處嗎？回答是︰“這又不是那樣。” 歷史寫成于誹謗王安石的人手中，他們的目的是揚惡而隱善，凡是可以表彰王安石功績的，刪除唯恐不盡。即使這樣，還是有些他們沒有刪除的。王安石《與曾公書》中說︰“開始以為人們不會來借貸，而來借貸的擋都擋不住，最後以為他們會不還，而來交還的人都無法推卻”，當時人們歡欣鼓舞的場面是可以想見的。在他的《上五事札子》中說︰（熙寧五年，即公元1072年）“過去貧困的人，從有錢人那里借貸，現在貧困的人，從官府借貸，官府的利息少而百姓得到救濟，這事執行了多年並有成效。”在他的《謝賜元豐敕令格式表》中說︰“在苗頭出現之前創立新法，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績。”可以說在王安石被罷免丞相之後它的效果更加顯著了。然而這還是王安石自己說的不一定可信，請容我用旁觀者的話來證實。河北轉運使王廣廉上奏，說百姓都歡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師，李常見到他，問他︰“你從南方來，百姓認為青苗法怎麼樣？”李定說︰“百姓感到方便，沒有不高興的。”李常說︰“整個朝廷都在爭論這事，你不要這樣說！”李定說︰“我只知道根據實情說，不知京師不讓隨便說話。”說明當時的輿論，有想按住人的舌頭而沒有達到目的的。而還有人說這是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寵信才這樣說的，並不可信，請容我再用反對黨的話來證實。朱熹的《金華社倉記》中說︰“憑我觀察前輩賢人的論述，而用今天的事來說，則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來並不是不善。”程頤曾評論王安石，而不免後悔對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擊青苗法是錯誤的，而朱熹尚且歌頌過它。甦軾《與滕達道書》中說︰“我們這些人在新法施行當初，動不動就抱守偏見，以至有了同黨異黨的說法，雖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憂國之情，而所說的差錯和謬誤，很少符合道理的。當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眾化有了大成果，回顧當時自己所持觀點，越來越覺得有疏漏。”甦軾晚年深深懺悔，而他感嘆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話和王安石所說的“在反對者的聲音落下後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所說的“眾化”，大概是說新法，而青苗法是其中之一。以程頤、甦軾兩人，是當時反對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這樣，如果不是確有成效，而能說這話嗎？以此來推測，與程頤、甦軾的想法一樣，而他們的言論不為後世所流傳的，應當還有。不僅是這些，元 初，新法全被廢除。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廢除青苗法，三月，範純仁以財政費用不足為理由，請求恢復青苗法。八月，司馬光上奏請求散青苗本錢來利民，只是應當禁止強行借貸。這些都是寫在奏折中，記在正史里的。難道司馬光、範純仁不是帶頭攻擊青苗法的人和攻擊最用力的嗎？為什麼在十八年後，又對青苗法如此津津樂道？由此看來，可知當時的青苗法，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而百姓蒙受這種恩惠時間長了，即使強要埋沒它的好處而辦不到。然而當初那些吵吵嚷嚷的人，他們是怎麼做的呢？論語上說︰“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慮開始時的決策，而可以和他們一起享受成果。”而這些君子們，不也成了凡人百姓了。我們這些人現在來討論，還覺得青苗法是那樣的難以施行，而王安石當年施行它，雖說它的弊端不能夠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經很明顯，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無人能及，而詆毀當時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話，我最終也不敢信。
再平心來討論一下，青苗法，不過是一個銀行業罷了，想要靠它來抑制兼並，它的作用可以說是很小的。而銀行作為一個行業，它的性質適于民辦，而不適于官辦，但如果國家為它詳細制訂條例，使放貸者和借貸者都能受利而不是相互禍害，而國家再設立一個國家銀行，作為各私立銀行的樞紐，而不必和人民直接借貸，那麼這樣的方法就能行得通了。王安石所做的，是代替匠人來砍削，很容易傷了自己的手。即使如此，這只是立足于現在來說的。如果在當時，人民既沒有設立銀行的能力，全國也沒有一個金融機關，百業因此而凋敝，王安石能察覺產生這一切的原因，而創立此法來救治它，沒有過人的見識而能做到嗎？中國人知道金融機關是國民經濟命脈的，自古至今，只有王安石一人罷了。
後來有暗地竊取青苗法的實際而明著又避開它的名稱的，就是朱熹的社倉。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貸，冬天收回來，這與青苗法有什麼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縣施行後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樣。朱熹平日本來是非常詆毀王安石的，說他是急于得到財利，使天下攪擾不堪，鬧得人都不想活了。等他倡導社倉，有反對他的，他奮然說︰“王安石就只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對的！”（都見于《朱子語類》）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財利嗎？王安石所做正確的事，果然只有青苗法這一件事嗎？也不過是他的說法罷了。
第三均輸法
均輸法，是用來流通天下貨物的方法，其中規定了物資買進和賣出的方法，使運輸者方便，而有的和沒有的人之間可以貿易，也是一種惠民的政策。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上書說︰（按︰此文是王安石自撰，《宋史•食貨志》所錄刪去了其中許多主要語句，今根據《本集》全抄錄在此）
我觀察先王的法令，在京畿之內，賦稅按照精粗，以一百里為差距，而京畿之外的各個諸侯國，各自拿出自己的出產進貢，又制訂了經用通財的辦法，根據貿易不斷遷移。管理市場上的財物，讓沒有的人擁有，為害者要除去；在集市上售不出去，貨物積壓阻礙了百姓的使用，官吏把這些貨物收集起來，等待其他時候來購買的人，像這些都不是專利。聚集天下人，不能沒有財物；管理天下的財物不能不講道義。通過道義管理天下的財物，輾轉運輸時的辛勞或安逸，不能不保持平均，用度的多少不能不全盤掌握，貨物的有無不能不加制約，而輕重聚散的權利不能沒有方法使用。如今天下的財物用度困窘急迫沒有余額，主管的官員受到蹩腳法律的限制，內外不能互相了解，充盈空虛不能互相補充。各路供應的東西每年都有限定的數額，豐收的年代和方便的地區可以多進貢，又不敢不留剩余；年成不好物價變貴，難以供應完備，卻又不敢不供給充足。遠方運輸是兩倍五倍的成本，在京城只能按半價出售。三司轉運使按照文書催促到期聚會而已，在中間對于貨物增損不置可否。等遇到軍國祭祀大事花費巨大，就派人鏟除粉刷，幾乎不再有多余的儲備，各部門財政用度往往自我掩飾，不敢說實話以防備有急事。又擔心年度預算不足，就多方拆挪變賣，從百姓手中收取，繳納的租稅甚至超過成本一倍。而朝廷所用的，往往要求進貢不出產的東西，而且不按季節索要，富有的大商人趁著公私的急難，掌握了輕重聚散的大權。我們認為發運使總管六路的賦稅收入，但他的職責只是管理茶、鹽、礬的稅收，軍事儲備和國家用度都依賴他，應該借給他錢財貨物，補充他的用度不足，使他普遍了解六路財稅的有無，再調配使用。凡是購買進貢的物品都要買賤的不買貴的，用近處的不用遠處的，命令在京城倉庫中收藏和每年定量支出的應當供辦的數額，能夠在方便的時候變賣，以等待上面的命令。逐漸收回輕重聚散物資的職權，歸入官家，而是制約有無以便輾轉運輸，省去勞務費用，去除沉重的賦稅，使農民寬松，差不多國家用度充足，百姓的財力不會匱乏。所有本司都應該設立下屬。允許他們舉薦，等有了應該執行的事情，令他們根據條例上奏，皇上再下令命制置司參照執行。
《宋史•食貨志》記載均輸法施行的始末大略如下︰
詔令發運司擬定實施方案上報，而命令發運使薛向負責均輸平準事務，擬給內藏庫錢五百萬貫、上繳的米為三百萬石。當時議論者顧慮實行均輸法會造成麻煩，多認為不妥。薛向既然主管此事，便請求設機構委任官員，神宗讓他自己委任官員，薛向于是舉薦劉恍、衛琪、孫 、張穆之、陳倩為下屬官員，又請求有關部門提供六路每年應當上繳的數目、京城每年耗用物品及現存物品估計能滿足供應的時間，總共應當置辦的有多少等，都預先下達給有關部門。神宗同意他的請求。之後侍御史劉琦、侍御史里行錢 、條例司檢詳文字甦轍、知諫院範純仁、諫官李常等多次上書說這法不應施行，並彈劾薛向。神宗一律不听，還下詔獎勵薛向，可均輸法最終也沒有施行成功。
均輸法，開始于漢代的桑弘羊，到唐代劉晏而更加完善，王安石實際上是學習了他們的制度，並不是自己的創造。古代貨幣的使用不完備，百姓用實物來交換，國家征租稅，也是用實物，因為道路的遠近，輸送的辛勞和閑逸不均衡；因為年景的不同，供求的關系也不相同，下面的百姓大受其害，而朝廷也得不到利益，確實有條例司所上奏的情況。因而桑弘羊和劉晏施行均輸法，不加賦稅而國家的開支充足了，史家贊揚他們，並不是沒有理由。現代交通的便利大開，貨幣使用也很廣泛，我們讀歷史，只看到他們不怕煩瑣，苦苦尋求解決的辦法，而不知當時治理國家的人的苦心孤詣，是我們遠遠地趕不上啊（看現在的漕運，就可以知道均輸的妙用。如果能把商運供應京城的米都折合成南方的糧食，那麼國庫與人民所收到的利益，每年不也以千萬來計算嗎？均輸的意思也是這樣。漕米也是用實物來充租稅，是古代拙劣的方法到今天還蛻化完畢）。而當時轟然群起攻擊新法是為什麼呢？史書上說它最終不能成功，它不成的原因並沒有說，難道是因為攻擊它的人多才終止的嗎？
第四市易法
市易法，本是漢代的平準法，是用來平抑物價而使貨物流通的，實際上是一種專賣法。這里記錄它興起的原因和內容如下︰
（《宋史•食貨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保平軍節度使推官王韶首先提倡沿邊界地區實行市易法的方案，請求借官錢做成本。詔令秦鳳路經略司用四川交子買貨物撥給他，于是任命王韶為本路帥司擔當公事兼管市易事。當時想把公署遷移到古渭城，李若愚等認為聚集很多貨物會誘發戎人奪搶之心，又妨礙秦州、小馬、大馬的民間貿易，不同意。文彥博、曾公亮、馮京、韓絳、陳升之都心存疑慮。王安石于是說︰“現在蕃族人富裕的，往往儲蓄現錢二三百貫，他們尚且不怕搶劫，難道朝廷威望，反而衰弱到怕人搶奪的地步？現在想聯合生羌（羌，古代居住在中國西部的部族），則形勢應當擴張，接應應當靠近羌族。古渭邊寨，便于接應聯絡，商人聚集，居民越來越多，以此立為軍，增駐兵馬，選擇將領把守，則形勢就擴張了。而且蕃族能與官方貿易，邊境百姓不再有欠賬，足以使蕃族有歸向之心，以貿易取利來補助軍費，再開闢荒地，將來可以聚集軍隊。”
由此看來，市易法的施行，本出于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在邊境沒有開發的地方，而想用人力使它發展，使它繁盛，必然要從商務下手，然而本地上不開放，商人們就不來，如果不以國力施行，就達不到目的。這就是王安石力排眾議所施行的。後來這種辦法有了成效，就推廣到內地。
（《宋史•食貨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便詔令撥給內庫錢帛，在京城設市易務。在此之前，有個叫魏繼宗的，自稱平民百姓，上書說︰“京城百貨沒有固定的價格，現在的富人大姓，趁百姓有急需，取好幾倍的利息，財利既聚集于少數人手中，國家經費也來源不足。請求借給榷貨務錢，設常平市易司，選擇精通財務的官員負責，找來好的商人經營貿易。讓他們確切地掌握市場貨物的價格，賤則提價購買，貴則減價出賣，從中取利，以供給公家需要。”于是中書上奏在京城設立市易務官。凡是貨物可以交易以及積壓于民而不能售出的，以平價收購，願意換官方貨物的準許。如果向官方購買，則根據他抵押財產數量貸給他錢，限期讓他償還，半年交利息十分之一，到一周年加倍。凡各部門購買物品，全都靠市易務供給 之後各州都設立了市易務。
我私下懷疑當時的均輸法，怎麼能施行的時候緩慢而廢除時那麼快，宋神宗和王安石，絕不是能被人所左右的人。原因是市易法的施行而使均輸法被廢。市易法和均輸法，它們建立的用意差不多，只是均輸法所涉及的，僅是定額的租稅，而市易法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商務，因而它們的範圍有廣闊和狹窄的分別。既然已經有了市易法，則均輸法就可以並到市易法之中了。考查王安石之所以要施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概有兩點︰一是針對經濟學上所謂的分配這一方面，用來抑制豪富，保護貧民。 小農小工這些人，能夠制造財物的，到市場上出售，往往被富豪們聯手抑制和勒索，不給他們應有的價格，使貧民中的生產者受害；豪強商人用賤價買到，等他們轉賣，又聯手提高價錢，于是貧民的消費者又受害。王安石考慮救濟他們的方法，所以在這法令中，遇到客人的貨物，不能出賣而願意賣給官家的，允許到相關部門出賣，行人、中間人和客人們用平價來買；出賣時也隨時間而估價，不能過分要價，這都是求得分配的均等。一來是更注意經濟學上所謂生產的一方面，使金融機關能得以流通，本錢的使用越來越廣。 小農小工從事生產的人，他們的資本大都很有限，必須等所生產的貨物賣完了，才能收回本錢再來從事生產，這中間往往中斷而跟不上，生產力也就因此而萎縮。王安石思考改變這種情況的辦法，因此在這法令中，凡平民能有五人以上作保證的，或者以金銀抵押的，官府可以貸給錢（當時以銅錢和絹布為貨幣，而金銀不是貨幣，因此可以充做抵押品），而根據所借期限的長短，而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利息，這些用來增加生產的資本。
市易法的本意是這樣，王安石對民事的盡心，也可以說是到了極點。然而這法可行嗎？回答是︰依我來看，王安石諸多新法中最不可行的，沒有超過這個的了。讓我說出它的原因︰從後面的那種說法，則市易這個業務實際上是一個銀行（青苗和市易二法都和今天銀行經營的業務相近，青苗法是農業銀行的性質，市易法是商業銀行的性質）。憑王安石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銀行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機關，他的見識可以說是千古卓絕，即使這樣，銀行這一存在，它的性質適宜民辦而不適宜官辦。即使現在的各國中央銀行，還都是集股資而建成，不過是政府進行了嚴格的監督罷了，而其他的大小銀行，無一個不是讓百姓來辦的，這更不用說了。現在一一都讓政府親自來辦，還任命官吏來管理，不說它是怎麼的瑣碎，並不是治理的機關，這些人又肯定不擅長做些事，這是歐洲各國都嘗試過而受不了它的弊端的。由前面的說法，這是一種專賣制度。他立法的本意，不過是貨賣不出去的，官府來收購。而最終的結果，是把天下所有的貨物，都由官府來買賣。即使不是這樣，也要由官府來估量它的價值，不這樣他所說的平抑物價的目的就會達不到。收集天下的貨物而讓官吏來管理，這是近代社會主義派所主張的條理之一，只是它有與之相輔相成的內容。如果按這種說法，那麼國家就成了唯一的資本家，成了唯一的企業家，更沒有第二個和他競爭的，這可以施行，而它的結果怎麼樣，還是不敢斷定的。如果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下，想要施行這種制度，怎麼不可以？現在的經濟社會，只要听從它供求之間的相互調濟，而自然會達到平等，所謂的自由競爭，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現在想要把營運的職責，都讓國家來承擔，別說它達不到，如果能辦到，而它的危險，也將越來越厲害。大概它最初的本意是抑制兼並，而它的結果，勢必會使國家自己成為兼並者。兼並者對百姓是非常有害的，而一個兼並者出現，而不能禁止其他的兼並者不起來與他競爭，競爭的結果就是逐漸達到平等。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兼並者，而沒有人與它抗爭，則百姓的窮困，怎麼能夠得到解救呢？這都是市易法不可施行的理由。況且還有一種說法︰王安石想要用這一個市易法來達到前面所說的兩個目的，而不知道這兩個目的是不能用一個手段來達到的。銀行的性質，最不適于兼營其他的商務，而普通的商業，又最忌諱用抵押典當而貸出它的資本。現在的市易法兼有這兩種矛盾的營業性質，結果會兩敗俱傷。因而當時的新法中，只有這種是傷害百姓，國庫從中得到的好處也最少，王安石的用意雖好，只是沒有找到解決辦法。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改變當時最害民的差役法制度而成為募役制，讓百姓出代替勞役的稅款來充當募兵的資本，這近似于一種人身稅，而它的辦法和當今文明國家的所得稅很類似。 這是王安石救時惠民的第一好政策。我們生在當今這個時代，自本朝康熙、雍正年間實行一條鞭法之後，政府從來不再有役使百姓的事，說到役法，人們往往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而怎麼能想到數千年來，國民宛轉死于這役法上面的不知有多少人，自從大政治家王安石出現，才打開了它求生的路，今天我們仍然得到它的好處。
考證差役法，它的源頭很遠，經書上說有“力役之征”，說的就是先王的政策，也只說用民力每年不超過三天。如果這種說法可信，那麼從民間征力役，即使是三代之前，也不曾避免。大概古代租稅制度不完備，國家財政很可憐，有一些事情的時候，不得不使用民力。就人民對國家的義務來說，這也不能說嚴重；然而君主經常濫用它而沒有節制，因此孟子說它影響了百姓按時耕種以至于凍餓離散，這種水深火熱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自秦漢以來，延續下來而沒有改變，到宋時它的弊端更加嚴重。現在抄錄當時士大夫們所記的事實和建議，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順應了時勢的要求，不能不這樣了；而這項法令的完善和周密，也可以印證前面這些人的議論。
仁宗皇 年間（公元1049年~1053年）知並州韓琦上疏說︰“州縣百姓的痛苦，沒有比里正衙前更深重的了。有的寡母改嫁，親族分居，有的放棄田產給別人，以避免為上等戶，有的無病無禍求死，以使親人成為單丁戶，千方百計用盡心思，以求避免慘死溝壑的禍患。每鄉被差役的疏密，與財力高低不公平。假如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資財有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資財有五十萬；輪番休息及服役，則甲鄉十五年輪一遍，乙鄉五年輪一遍。富的休息有余，窮的一個接一個地敗家破產，這難道是朝廷為民父母的本意？宋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說︰“設置鄉戶衙前以來，百姓更困乏，什麼都不敢經營，富有的人還不如貧民，貧窮的人不敢求富。我曾在村落中行走，見到百姓賴以生存的東西很少，問他們原因，都說什麼都不敢做。”今天想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兩年的糧食，存十匹帛，鄰里已經看做是富戶了，指定他到衙前，何況敢于增加田地修蓋房屋的呢？我听到這事，心中很傷痛。怎麼會有聖明的君主在上，四方沒有戰事，而設立法令使百姓不敢做長久生存的打算呢？
到神宗即位，知諫院吳充也上書說︰衙前被差的日子，官吏到門前，就連杯子、舂米的木棒、羹匙和筷子，都計入資產中，定為分數，來應需求。有人家里的東西都沒有了，還有拖欠的賦稅沒有交完；子孫都死了，而鄰居和保人仍然被逮。因此民間逃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免增加丁等，骨肉不敢聚在一處而怕人多了無法生存。希望早定鄉間差役的新規定，早日施行。
三司使韓絳也說︰傷害農民的弊端，沒有比差役更厲害的了。重的是衙前，大多都導致破產；次等的是州役，也要重重的花費。過去听說京東有父子二人，將要被征為衙前，父親告訴兒子說︰“我要自殺，使你免于凍餓之苦。”于是上吊自殺而死。又听說江南有將祖母嫁出和與母親分開居住以逃避差役的，這是違背人倫，讓人不忍听說。又有賣田產給富戶，田地都到了不用服役的人家，而差役都增加給了本等戶。其他迫害農民的，都數不過來。希望朝中朝外的大臣，把差役的利害羅列清，送給相關的部門去商議，考查古代制度的辦法，使百姓服勞役沒有偏重的禍患，那樣百姓就能想辦法謀生，能安居樂業。
這里所敘述，總共不到實情的十分之一，而千年之後來讀，還使人渾身顫抖，鼻酸淚流不止，那麼當時親身遭此厄運的人，活得還像人一樣嗎？這里所說的衙前，不過是差役中最苦最累的一種，其他的名目，數不勝數。大概衙前是看管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是征收賦稅的；耆長、弓手、壯丁是追捕盜賊的；承符、人力、手力、散從是供官府使喚的。從縣曹司到押錄，從州曹司到孔目官，下到雜職，虞侯、揀掏等，不能都記下來，都以鄉戶和等次定差，而命官、將、吏、僧、道，都可以復役（復役就是免役）。狡猾的人有的投靠那些人，他們做佣奴，也得以免除差役。百姓得到度牒出家可脫離苦難，度牒的價值，比地契還高，而普通的百姓賤民，服役越多生活就起窮困。看前面所抄錄的奏議，則當時國民經濟的困頓情況，一天到晚岌岌可危的情況可以想見。而史家還說仁宗時家給人足，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都相信書上寫的，就不如無書”的感嘆啊。而造成這種弊端的根源，沒有比役法再狠的了。在此之前範仲淹說天下的縣多，因而差役多而百姓貧瘠，于是首先廢除了河南省的一些縣，都並到了其他的州（然而已經被舊黨攻擊，所廢除的縣不久就恢復了）。韓琦想要衡量每個縣的大小、差役的疏密而使它平均，而這都是彌補事情的漏洞，對從根本上救治沒有什麼作用。司馬光說衙前應當招募百姓來充任，其它各種勞役由農民來做，這也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關系。而募人必定要有酬勞，酬勞的費用從哪里出呢？司馬光沒來得及想。到神宗即位，王安石為相，才大刀闊斧地進行革新，提出了募役法。《文獻通考》卷二記載事情的大略說︰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下詔讓制置條例司籌備立役法，條例司說︰綜合眾人的意見，都認為讓百姓出錢雇使差役為好，就是先王之法中用百姓的財物來供養在官的平民的用意。希望把法令條目派人送到天下各處，盡量廣泛听取意見。奏請的事被允許。于是給各路發文說︰衙前這一職務，是繁重和艱難的，凡酒坊所抽的稅，原來用以酬勞衙前的，讓官府自己賣，用這錢和役錢分給衙前；鹽鐵的專賣機構，過去酬勞獎勵衙前不讓百姓出售的，就用過去所定的數額作為報名為衙前的人酬勞。在水陸運、驛站、鹽鐵、倉庫等地方的衙前，過去因被攪擾而要預備的，現在當省去不再花費。承符、散從等過去苦重差役還沒有償還的，現在應當改變法令消除弊端使他們不再為難。凡是有產業物力而過去沒有勞役的，現在應當出錢來助役。這都是其中的條目。過了一段時間，司農寺說︰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利益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能使人為他們說話的人，如果法令一定，那麼衙司、縣吏這些人，就無法施行取巧舞弊的勾當，因此新法的施行，尤其不方便。盲目听從別人的，難以取得成就。想要從司農講明所要頒布的條令，先從一兩個州開始，等他們成功後，再讓各路都仿效施行。如果他們的法令果真方便百姓，應當特別獎勵。上面允許這樣做。于是提點府界公中趙子幾把他府界所施行的條目奏上，皇上將此下達到司農寺，讓判寺鄧綰、曾布再商量。鄧綰上奏說︰京畿內的鄉戶按產業家資如貧富的不同分為五等，每年在夏秋，按等交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交。兩縣有產業的，上等各隨縣中等並到一縣上交，分家的隨所分戶而升降等次。像官戶、女戶、寺觀、沒有成丁的都減半交，都用這些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根據差役的輕重決定祿數。開封縣有戶二萬二千六百多，每年交錢一萬二千九百緡，以一萬零二百為差役的祿錢，余下二千七百防備凶荒欠收的年景。其他的縣也模仿來施行。然而交錢是按戶等的高下來區別的，而戶等的判斷，過去因為有人弄巧而失實，于是下詔責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在農閉時聚集眾人，核查百姓的物業，考查他們的貧富，察出他們的欺詐和偽裝，將戶等升降。如果故意改變等級的，以違制論處。募法是三人互相作保，衙前仍然將物產作為抵押。弓手試武藝，典史試書法和計算，三年或二年更換一次。法令編寫成後，公布了一個月，百姓沒有反對的，就修著為令，于是頒布天下。天下各地風俗不同，差役的輕重不一樣，百姓的貧富也不等，都根據其不同而形成法令。凡應當派差役的戶根據戶等出錢，稱為“免役錢”。坊郭等級的戶，以及成丁單女戶、寺觀、有品級的官吏之家，過去沒有差役而要出錢的，稱為“助役錢”。凡要收錢，先要看州或縣應該雇用多少人，而隨戶等均取。雇人的錢數夠用後，又按這個數增加二分，以防備水旱欠缺之年，即使增加也不得超過二分，叫做“免役寬剩錢”。
唉！我看條例司和司農寺所草擬的役法條目，而感嘆王安石和他的僚屬們，而所謂體大思精，可以做立法家的楷模了！差役對百姓的傷害，既然已經是那樣的厲害，就不能不改變。而之前的差役，固然有的煩瑣苛刻而可以直接除去的，也有是國家必需的而不能除去的，現在的熙寧新法，對可以除去的都已經除去了（即條例司原議中所說的如部水陸運以下，現在當省去不再有費用所指的就是這些），那些不可以除去的，既然不能再讓百姓服役，而又不能因為不可役使百姓而廢了事情，就不得不由國家招募百姓願意充當的來充任，這道理是很容易看明白的。然而既然是招募，就改變服義務的性質為合同契約的性質，沒有報酬，而誰肯來呢？而國家並不像私人的私有財產，它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從百姓那里取得的。而這些義務，人民本來已經負擔了數十年，只因為立法不善，使淳樸而貧弱的更加窮困，狡猾而豪強的得以幸免。現在根據它本來應有的義務來闡明，變征徭役的性質為賦稅的性質，比之前沒有增加。這就是免役錢合乎道理的原因。而在征收的時候，根據財產的多少分為等級，富有的人所征收的較多，貧窮的人所征收的越來越少，那些特別貧困的，就全部免除，這與當今各文明國收所得稅的法律正相同。各國收所得稅，凡是人民收入少而僅夠維持生活的不交稅，那些有余的就收稅（日本的法律，所得在三百圓以下的不交稅，以上的交稅。各國所定的數額不同，大意都差不多）。而收稅時，核定等級，按比例進行累加（日本的法律，所得三百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百圓以上的，交百分之十二的稅，一千圓以上的交千分之十五的稅，如此分為十一等，至到十萬圓以上的交千分之五十五的稅。這是它的大概，其他國家大體也是這樣）。這實際是極為均衡公平的課稅方法，也是各國財政學家所稱道的。王安石在數百年前，在各國還沒有發明此法的時候，所定的法度和他們的暗暗相合。所謂的按產業如家資的貧富上下分等級，根據戶等交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不用交錢的辦法，就是這樣。豪族和僧侶，不用服役，而國家一切負擔，全都由弱小而無力的平民負擔，這是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的弊政。而法國的大革命，和近百年來歐洲各國的革命，其動機的大半，都是因為這個。王安石痛心疾首于這些不公平的政策，不怕得罪于豪強大戶，而毅然去向他們要助役錢，這是歐洲各國流億萬人的血才得到的結果。而王安石在廟堂中籌劃一番，頃刻間指揮若定。他立法的完善和周備，既然是這樣，還不敢自信，于是公示了一月，百姓沒有反對，然後才寫成命令。而施行時，也不敢急促，先在一兩個州施行，等它的結果，才把它推廣到其他各州。所說的謙虛恭敬的君子最終有好的結果，難道不是嗎？自從此法施行，後來又多次變遷，而最終也不能廢，直到今日。而人民不知道有徭役這件事，就是說出它的名字來也常常不理解，這是誰的恩賜呢？是王安石的恩賜。王安石此舉，將堯舜三代以來的弊政一掃而去，在國史上、世界史上是最有名的社會革命。我們這些人生在當今，已經將這些淡忘很久了，試著看一看當時的一些人所講述的舊社會顛沛流離的情形，再考查一番中世紀歐洲的歷史，看一看封建時代的豪族僧侶剝削平民的事實，兩兩相印證，則對于王安石，應該對他怎樣地頂禮膜拜？數百年來，，一只狗見到影子而叫，百只狗听聲而叫，直到今天還說王安石迂闊、執拗、苛刻、冷酷，甚至說他營私、斂財。唉！我國國民的不善于報恩，真使人感慨。
當時立法的人說︰現在所得到實惠的，都是鄉村中不能向上面傳達心意的窮困百姓，所裁取的，是做官和有錢之家，知道新法的執行，不利于那些人，而阻撓的人必定很多。果然當時所謂的士君子們相繼起來攻擊新法，而他們所持的理由，也不外乎自利。現在略舉一二︰
甦轍說︰“差役不能不用鄉戶，就像官吏不能不用士人。”
甦軾說︰“自古差役一定要用鄉戶，就像吃東西一定要吃五谷，穿衣一定要用絲麻，過江河一定要用舟船，在地上行走要用牛馬，雖然有時會用其他的東西充當，但終究不是天下所常行的。”又說︰“士大夫放下親人到遠方做官，在出力之余，也應當得到歡樂，這是人之常情。如果像廚子那樣可憐，那就如同瀕臨危亡的國家的風俗，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應當看到的。”
宋神宗曾與近臣說起免役法的好處，文彥博說︰“祖宗法制都在，不應改變從而失去人心。”皇上說︰“變更法制，士大夫們確實是不高興，然而對百姓有什麼不方便的呢？”文彥博說︰“皇上與士大夫們共同治理天下，並不是與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唉！當時攻擊新法的人，他們的肺肝如同見到一般。如二甦所說，讓鄉民服役，是天經地義而不可去除的，這就陷入了階級制度的丑陋習俗，以為天下的人民生來就有貴賤之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貴族，俄國現代的貴族，都持這樣的論調來維護他們不正當的權利，想不到我國的所謂賢者也都是這樣。凡在今天，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都無所謂役使別人，無所謂用鄉戶，難道就是不用五谷而能吃飯、不用絲麻而能得到衣服嗎？甦東坡見到這種情況，他將說什麼呢；況且甦東坡是痛恨免役的，只說“如廚夫般可憐，無法使在四方做官的人來取樂”這種話，如果真是那樣，用這來粉飾太平盛世，就不曾想到百姓因此而孀母改嫁，新族分家，把田地送給別人以免成為上等，非正常地去死以求得能成為單丁家庭這些事嗎？就不記得百姓因此而不敢于多種一棵桑樹，多買一頭牛，存二年的糧食，藏十匹的帛嗎？就因為少數官吏取樂的原因，而使多數百姓分崩離析、凍餓、求死唯恐不及，這簡直是飲人的血來取樂啊，這是豺狼的言論啊，稍有人心的怎麼能忍心說出口？想不到號稱賢士大夫的人，恬然說了出來，而數百年的賢士大夫們都相附和，而把矛頭指向為民請命開闢新局面的一代宰相，我從這就看出中國沒有公論已經很久了。至于像文彥博所說，尤其有令人深為驚駭的，他說︰“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如果確實如他所說，那麼把百姓的生命財產全都殺害奪取，以示是取悅于士大夫，難道不是大治的極點嗎？我請正告天下後世讀史的人︰王安石當時所推行的新法，沒有一件事不利于百姓的，也沒有一件事是利于士大夫；那些士大夫們的利害和百姓的利害本來就是相沖突的。今天我們能考查到的，只是當時士大夫們所說的話；而百姓所說的，沒有一點是可以考查到的。而想拿一面之詞而成為確鑿的材料，那其中的冤屈難道只如莫須有這樣簡單嗎？免役只是其中的一項罷了。
當時制造言論對王安石進行誹謗的不能都記下來。據《文獻通考》記載，有同判司寺曾布上奏他們辨論情況的文章 ，其中誹謗者虛構誣蔑和不審核實情而妄加揣測的言論，都可以看到。這里抄錄它的大略︰
京城地區上等戶完全免除往日衙前役，所以現在所繳的錢比舊日服役時，其花費減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戶過去充當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現在讓上等戶以及坊郭戶、寺觀、單丁戶、官戶都出錢助役，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六七；下等戶完全免除以前繁雜役種，而專充壯丁，而且不繳一錢，所以他們的花費減少十分之八九。大抵上等戶所減的花費少，下等戶所減的花費多。上言的人講優待上等戶而虐待了下等戶，誹謗新役法是聚斂錢財，這是我所不明白的。提舉司因為各縣戶等劃定得與事實不符，所以首先制定衡量升降的辦法，開封府、司農寺初上奏議定方案時，大約不知己曾增減舊日數額。然而舊日敕書規定每三年一次造戶簿，戶等曾有升降，則現在衡量升降戶等也不為錯；又況且立即向民戶公布說明，假如有不適當的地方，都可以改正，則所講戶等升降，實際尚未曾實行。批評的人則因此講衡量確定戶等的事，大抵是想多收雇役錢，提升一些戶為上等戶是為了補足役錢的數目。至于祥符縣等，將許多上等戶都減低為下等戶，卻偏偏掩蓋不講，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凡州縣徭役，沒有不能雇募人的道理。現在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管理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役法都許雇人，實行很久了；僅有耆長、壯丁，按照今天所規定的役法是最輕的役，所以僅輪流指派鄉戶充當，不再雇募人。批評者則因此講衙前雇人，就會損壞流失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以消除；又因此講靠近邊境有奸細應募，則會焚燒倉庫，或者把守城門，則恐怕暗地里通外國，這些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或者繳現錢，或者繳糧食，都听從百姓方便，制定役法到這種地步，也可算想得很周全了。批評者則講直接讓百姓繳錢，則絲帛粟麥必定跌價，如果用別的物品計價折錢，則又挑揀拒收敲詐勒索，必將危害百姓。如此說來則應當怎樣施行？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過去徭役都是百姓所承擔，即使是災荒饑餓，也未嘗停止服役；現在役錢必須要稍有盈余，是為了作為災年減免的後備，其余又專門用以興修農田水利、增加吏人俸祿。批評者則因此講助役錢不像賦稅那樣有擱置不征和減免的時候，我不知道過去的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也曾擱置減免嗎？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余萬，所繳役錢七十萬貫罷了；而京城地區內戶十六萬，役錢也是十六萬貫。就是說兩浙路百姓每戶平均所繳役錢是京城地區內百姓的一半，然而京城地區內所征役錢用以雇募服役者，所余也沒有多少。批評者則因此講官吏利用新役法，多算雇募支出增收役錢，如兩浙路，想用結余的錢討好上司以求獎賞，司農寺想用結余來邀功，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這些就知道當時的誹謗者，都是力求揚惡而隱善，又對變法前的利弊和變法後的利弊，不曾比較而權衡輕重，他們所說的都是為私利的意氣之語，而不是為公眾，免役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到宋神宗駕崩，司馬光執政，首先去掉的就是募役法，恢復差役法，而之攻擊新法最用力的範堯夫，則說差役的事應當仔細商量，不然，將滋生為民害了。原來把差用鄉戶比為絲麻五谷的甦軾，又極力說差役可雇不可差，即使聖人再出現也不能更改，而且說農民應差，官吏百般誅殺敲詐，比雇役苦又多十倍。同一人，而前後十余年，他的言論如此相反，難道不是開始時他害怕看到他沒有見過的東西，等成效卓著，就開始不得不從心里折服嗎？古語說︰“不平常的措施，百姓害怕。”又說︰“百姓可與他們共享成果，不能與他們去策劃。”以範堯夫、甦軾的賢能，而他們的見識不過與平民百姓同等水平，那麼王安石把他們一概看做是流俗，難道是“誣蔑”他們嗎？然而範堯夫、甦軾，悟出原來的錯誤而翻然醒悟，最終不失為君子所犯的過錯。只怪司馬光，在王安石還沒有行這法令的時候，已經極力言說差役的弊端，首先倡導募役的設想，等到他繼為丞相，于是听從這個反復無常的蔡京，將原丞相的所作所為全反轉過來，而且放棄了自己當初所持論點，難道他不是恨功名不是自己所建，而有把別人弄倒才感到快樂的私心嗎？憑司馬光的賢德，我本不敢這樣來懷疑，然而除了這個以外，我又不能知道他的居心到底何在。
第六其他關于民政財政的新法
以上青苗、均輸、市易、募役四法，都是當時王安石創設的有關民政財政的法（保甲法也是民政的重要法令，因為王安石施行保甲法的用意在于整頓軍政，因此放入下一章 ），其他就舊法而整頓改良的還有很多，今略論如下︰
（甲）農田水利
王安石才執政，就分別派遣各路常平官使專門領導管理農田水利，使官吏百姓能知土地種植的方法，池塘、堤岸、圩壩、溝渠的利與弊都要親自說明，行之有效，根據功勞的大小酬賞。之後在位之日，始終積極地在這方面盡心盡力。史書上說自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至九年（公元1076年），京城所轄以及其他各路所興修水利田共一萬七百九十三處，造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
王安石所開水利，不能數清，大的如疏通黃河、清汴河。王安石提到疏通黃河，說︰“向北流不通，加上水到處漫流，時間長了就沉澱堵塞。去年修了兩條渠，花費很少，而公私的田都露出來。原來淹沒的地方，都成了肥沃的土地。”當時司馬光、歐陽修兩人都阻止他。歐陽修說︰“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費民力，不如不開。”王安石說︰“勞民以除害，就是所說的治理天下，百姓跟隨。”就這兩種說法，一是偷安，是一任勞，誰更有賢德就很容易看出了。有關清汴河的議論，王安石是早就倡導了，直到乞求退休後，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才開始施行，共用四十五日而完成。這兩件事，是利是害我不能說。重要的是這足以證明王安石盡心于民事罷了。而當時甦軾上書詆毀這事，說“天下久平，百姓的物資滋生，四方的遺利已經用盡，現在想鑿空尋求水利，必將生出大的煩擾”。這都是以一切不事事為主義的，當時的士風就是這樣。中國直到今天，遺失的利益遍地都是，況且宋代剛處于大亂之後，而真宗、仁宗年間的凋敝，又如前面所敘述，說沒有了遺利，這是欺騙誰呢？
（乙）方田均稅
方田均稅，是王安石整理田賦的政策，《宋史》記錄它的始末如下︰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詔令司農將《方田均稅條約並式》頒布全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相當于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作為一方；每年九月，縣委任令、佐分地計算丈量，隨坡地平原沼澤而確定這些土地的土質，按紅色淤地黑色堅硬的土地分辨土地的顏色。丈量結束，按土質和顏色參考確定肥瘠而分為五等，用以訂立稅收規章 。到第二年三月結束，張榜告示百姓，一個季度沒有引起訴訟，就寫在戶帖上，和莊賬一起付給他們，作為土地憑證。均稅的辦法，每縣各自以其租額稅數為限，以前曾經將零數按整數征收，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絹不滿十分便按一寸收之類，現在不許按這樣的數額平均攤派增加，致使超過原來的數額，凡是超過定額增加數量的都禁止。如果是貧瘠鹽堿不毛之地，以及百姓受益的山林、池塘、溝路、墳墓，都不定稅。凡是方田的角上，堆上土堆，種植其土壤適宜種的樹木來封住。有方賬，有莊賬，有甲帖，有戶帖，凡是分家析產、典賣割讓轉移，官府給地契，縣襄作賬簿，都按現在丈量的土地為準。法令已經具備，于是令濟州巨野尉王曼為指導官，先從京東路推行，各路效法。
這是當時調查土地，整頓賦稅的一項政策，雖然不是王安石所獨創，然而也是理財的人所首先應當做的事。方田法大概如近世所謂的土地台賬法，講地稅的人稱贊這種法是最好的，但它每年要定一次，未免太煩瑣，不能堅持持久。先發榜以示民，一季度沒有人提出意見，才形成公文，這又是最仁德的行政了。方賬、莊賬、甲帖、戶帖，雖說它們的內容今天不可考，而這些與現代文明國的法度，大概有很多相同之處。嚴禁超額增加數目，豁免貧瘠鹽堿的不毛和用于公利的土地，惠民的用意很多，誰說王安石的法令損下益上呢？
（丙）漕運
歷朝建都北部而靠東南方的糧食，因此漕運實為國家的一件大事，北宋時尤其是這樣。這之前的漕運吏卒，上下一起盜取貿易，嚴重的甚至借風水沉沒來滅跡，官府的貨物丟失折損，每年不下二十萬斛。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舉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開始招募私人的船只和官船分運貨物，互相檢察，舊的弊病才得以消除。每年要運的貨物足數，招募的商船運到京城的糧食，有二十六萬余石而不止。這在王安石的政績中很是微小，但他知人善任，考核官吏名實的效果，差不多是可以看出的。
以上所列，都是王安石變法中有關民政財政的大的方面，相關的條目都可考證，他的本意沒有一個不是出于利民，哪里有所謂的損下益上，如俗吏聚斂財物的所作所為呢？雖然當時有施行不到位，致使有和立法者的本意相違背的，而收效也不如所期望，這也是有的。然而我已經說過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想要用干涉的政策來治理大的國家，那是非常困難的。然而這也不足以成為王安石的罪過。況且當時所謂廉潔的君子，沒有肯幫助他的，那麼雖然用人不當，那麼這責任應當是那些所謂的君子承擔。我因此用上面詳細的篇幅來敘述當時財政的真相，待後來的讀史者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