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省兵
宋以养兵敝其国，拥百余万之兵，所费居岁入三之二，而不能以一战，稍有识者未尝不尽焉忧之，然而卒莫之能革者。积重之势，非豪杰不足以返之。而当时士大夫习于偷惰，其心力
未有足任此者也。今请先述当时诸贤所论养兵之弊，次乃及荆公省兵之策。（下所录者虽颇冗长，然读此方能知当时法之极敝，不得不变。又以见荆公保甲法与省兵相辅，而攻之者为无理取闹也。）仁宗嘉兴间知谏院范镇上书云：
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
欧阳修亦论之云：
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及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云：
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梃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
年之间，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亦论之云：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
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
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余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舍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于养兵之费，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士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士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过半矣。
又云：
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托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衰老，不过四十余年之间；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余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奕饮酒，不安于家，而后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其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于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呼无赖以自弃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于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
读此则当时养兵之积弊，其万不能以不革也明矣。则范欧苏诸公所建议者，乃即荆公后此所实行者也。而其必有待于荆公者何也？则甚矣言之易而行之难，天下大业，终非坐论者之所能了也。夫仁宗固优柔之主，不可以语于大计矣。若夫神宗则英断天纵，宜若可辅之以行其言。然帝一议及实行，则群臣相率动色，莫敢负此责任矣。其首沮挠者则司马光也，其言曰：
沙汰既多，人情皇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承平，纪纲素张，此属□，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后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可鉴者也。
温公此论，殆可为当时反对党之代表矣。问其理由，则不过虑骄兵之不可制，一省之遂激而为变，而务为姑息以养痈而已。使非有荆公，则此举亦以筑室道谋而废耳。当帝与公议省兵也，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唐建中之变。公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以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今但当断自圣心,详立
条制，以渐推行。帝意遂决。于是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寻又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二年，遂诏废并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总会畸零，各定以常额。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而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云。
夫冗兵之当省，当时夫既尽人而知之，然而不敢发难者，谓惧兵之为变也。然以荆公毅然行之，匕鬯不惊，则其所谓可惧者安在？毋亦诸贤惮于兴作，不肯负责任，不肯贾劳怨，宁坐视国家之凋敝，而终不以己之爵位名誉尝试于成败不可知之数也。夫自为计则得矣。但不知国家果何取乎有此大臣也。治平间之兵，凡一百十六万二千，至熙宁，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元丰稍有增置，亦仅为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盖视前省其半矣。夫以荆公初执政，而能省宫廷费及其他冗费十之四，执政十年，而能次第省冗兵十之五，此其魄力之雄伟果毅，岂复可以测度耶！而其任事之艰贞劳瘁，亦可以想见矣。夫此二者，皆当时言论家所日日鼓舌以谈之者也。谈之而不能行，荆公行焉，则又从而诋之，其可谓无人心者也。而后之论史者，于此伟绩，熟视若无睹焉，其可谓无目者也。荆公所省之兵，宋史兵志，详胪其废并之迹，以建隆以来之制与熙宁以后之制两两比较，学者欲知其细，可以覆视，今弗具也。
第二置将
荆公之省兵，非退婴政策，而进取政策也。宋之兵所以虽多而不可用者，其原因不一，而其最病者，则将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也。艺祖鉴晚唐五季之敝，惧将之能私有其兵也，于是创为更戍之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其以弭悍将骄卒之跋扈，计良得矣。然其敝也，非徒践更旁午，蚀财病民而已。而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之故，而有兵等于无兵。及荆公执政，始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有事而后遣焉，此实宋兵制一大改革也。今考当时将兵之数及其配置之地，列表如下：
（一）拥护京畿之$兵凡三十七$将（熙宁七$年置）河北四路……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
府畿……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
京东……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
京西……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
（二）西北边防之兵凡四十二将（熙宁八年置）
□延……九将
泾原……十一将
环庆……八将
秦凤……五将
熙河……九将
（三）分戍东南之兵凡十三将（元$丰四年置）
淮南东路……第一将$西路……第二将$
两浙西路……第三将$东路……第四将$
江南东路……第五将$西路……第六将$
荆湖北路……第七将$南路潭州……第八将$全邵永州……第九将$
福建路……第十将$
广南东路……第十一将西路桂州……第十二将邕州……第十三将
总天下都为九十二将，而尚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都为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此荆公所定常备兵之编制也。其一将一指挥之下所属之兵数几何，史无明文，今不可考。但知其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而东南路诸将所属兵有在三千人以下者耳。大约各随屯地之险易以为多寡，其额非一定也。
其所谓将者，非将帅之谓，而一团体之名称也。殆有类于今日新军制之所谓镇，有类于日本军制所谓师团。其以第一将第二将等为之记号，亦与今制暗合，而其择全国险要扼塞之地，而分配之各得其宜，则又今之治兵者所未能望其项背也。其第一项之三十七将，所以拥卫京师，且防契丹也。韩琦请撤之以免契丹之疑者即此也。（颜习斋尝斥韩说，即御批通鉴辑览亦不直之。）其第二项之四十二将，所以图西夏也。公之于二虏，处心积虑以图之，故其兵力之集于此者特厚焉。其第三项之十三将，则以保境内之治安而已，故置之远在后，而其兵力亦仅全国五之一也。将兵之制，所以与晚唐五代之制异者，以其悉为禁旋，天子自为大元帅以统之，将官不得私有其兵，故兵权无旁落之患也。其所以与建隆以来之制异者，则将与士相习，有训练之实，而无更戍之烦也。求诸今世，惟德国日本之陆军编制法最近之，若中国现今之制，则犹学焉而未能至者也。呜呼，荆公倜乎远矣！
自元兴推翻新政，将兵之制，虽未尽废，然兼令州县官得统辖兵队，与将官分权，军令不出于一，而兵之偷惰乃日甚。驯至女真长驱，莫之能御，而宋遂以此南渡矣，悲夫！
第三保甲
省兵也，置将也，皆荆公一时权宜之政策，聊救时弊而已。若其根本政策，尚不在是，荆公者盖持国民皆兵之主义者也，欲达此目的，则必废募兵以为征兵，于是乎保甲法兴。
保甲之性质有二，其一则为地方自治体之警察，其一则为后备兵及国民兵也。荆公办保甲之意，本欲以改革兵制，而其下手则先自警察始，请先言警察之保甲。熙宁三年，始颁保甲法，其内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载颇繁，今撮而诠释之。）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其同保不及五家者，附于地保。有自外入保者，则收为同保，俟满十家乃别置焉。
（二）每保置保长一人，每大保置大保长一人，以主户有干力者充之。每都置都保证一人，副一人，以众所服者充之。凡任保正副保长，皆以选举。
（三）每户有两丁以上者，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
（四）凡不在禁内之兵器，许保丁习之。
（五）每一大保，夜轮五人儆盗，凡告捕所获，以赏从事者。
（六）凡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等罪，知而不以告者罚之，但非法律所听纠者，毋得告发。
（七）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以上者，邻保虽不知情，亦科以失觉之罪。
（八）此法先行诸畿甸，以次推及诸路。
由此观之，则保甲法最初之性质，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明甚。而其警察权，则委诸地方自治之团体者也。警察权当集诸中央乎？抑当分诸地方乎？当以官吏专任其职乎？抑当以人民兼任其职乎？此两者各有利害，至今言政者犹未能断定。而在境宇寥廓之国，中央政府之力，苦难综核以及于微末，则以官吏谋之，良不如使民自为谋。而荆公之保甲法，则地方警察之性质也。荆公之行保甲，非徒以为警察而已，实欲改募兵以为征兵，而借保甲为之造端。当时宋制，有所谓义勇兵者，数颇不少，然其无用亦与禁兵厢兵等。公乃欲用其形式，而变其精神，此立保甲之本意也。草创伊始，廷臣莫或以为然，公与神宗及诸臣反覆辨诘，乃克实行。今据《宋史•兵志》录其辨诘之词如下：
帝谓府兵须与租庸法相须。
安石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驱之就敌，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
安石曰：挑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间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哉！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
帝曰然。
帝又言节财用。
安石曰：减兵最急。
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缓急或阙事。
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设施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
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疆又不可悉减。
安石曰：今更减兵，则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
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
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
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
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足以为虑，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疑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
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
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
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
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土兵乎？
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
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在人主能察识而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当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
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
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
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时有造作谣言，谓朝廷教练保甲，将徙之戍边者。乡民惊扰，或父子聚首号泣，或自残伤以避团。韩维等请暂停以安民。
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愿上番状，然后使之，宜于人情无所惊疑。且今居藏盗贼及为盗贼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观长社一县，捕获府界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见捕于辅郡，其计无聊，专务煽惑。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任其自去来，即孰肯听命？若以法驱之，又非人所愿为。且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置官吏也？今宜遣官先谕上旨，然后以法推行之。
帝一日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
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骃，赵子几使骃验问，乃民因木误斩指，参证者数人。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大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之骄志，且省财费，此国家长久之计也。
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
冯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
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乡，伍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耳。此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其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尚如古制，此所以兵众而强也。近代唯府兵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宪，而乃守五代乱亡之余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也。
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
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后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率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朴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
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
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耳。
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当专务兵强耳。
帝曰：保甲义勇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
安石曰：当减募兵之费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
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
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且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期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必当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
以上皆初设保甲时荆公廷辩之言。所以不惮冗沓而详录之者（所录尚有删节。）一以此法为荆公精神所寄，宜有以传之；一以宋史所载荆公政绩，恒务为简略，无以考见其立法之精意，惟兵志于此事，言之稍详，更不可以不表而出之也。呜呼！吾读此而叹荆公识
见之远，忧国之诚，任事之勇，诚旷古而无其匹矣！夫服兵役者，国民对于国家至大之义务，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故士农工商，举宜为兵，而万不容于士农工商以外，别有所谓兵之一阶级者存。使于士农工商以外别有所谓兵之一阶级者存，则此阶级必为藏垢纳污之所，而其兵未有能用者也。宋以募兵之故，而致兵别为一阶级，彼其积敝，当日诸贤言之既详。然岂必远征诸宋，即以近今之旗兵绿营防勇，其腐败之迹，固已与我辈以共见矣。荆公欲请其病源，乃发明专用乡民农民之义，此曾胡江罗之治湘军所以能有功也。其言曰：农民朴力一心听令，缓急惟民兵足恃。试番曾文正函牍中，其类此之言，不可悉数，盖非实心治事而有经验者，未易能见及此也。而其所以用之之法，则首在奖养之以礼义，而鼓舞之以名誉。夫曾罗诸贤之所以克建大业者，恃此而已。夫日本人所日日自夸炫以为大和魂，遂以屡奏奇捷使天下万国瞠目而相视者，恃此而已。而中国自秦汉以后二千年间所称贤士大夫，其能知之者有几人耶？其能知之而复能行之者更有几人耶？荆公当时所行诸新法中，惟保甲法所注心力尤多，而其受谤贾怨也亦最重。盖其他诸•法，大率专以便民，故非之者惟朝廷意气之徒，民莫或和也。独至保甲法以其与减兵交相为用也，故募兵从而怨之者一矣。以其职司警察以维治安也，则为盗者与藏盗者从而怨之者二矣。然此犹未足以为病也，乃其为法也，举天下成年之壮夫，无贫无富，无贵无贱，而悉劳之以武事，范之以纪律，则夫不愿从事而从而怨之者三矣。夫常人之情，好佚而恶劳，好放纵而恶束缚。况以中国数千年来久惯放任之人民，重以有宋中叶，纪纲荡然，上下习于偷惰，以为成性，乃一旦欲取而衔勒之，劳其筋骨而张其负担，民之以为厉己，固其所耳。故夫当时廷臣耳目所接，谓有斩指以避丁，聚首以号泣者，此实情理所宜有，未必纯为虚构诬罔之词也。虽然，此足以为保甲病乎？予产有孰杀之歌，孔子有悲丧之谤，凡一政党改革之始，则必有多数人大感其苦痛者矣。缘是而遂废法不行，则天下宁复有能革之弊耶？公之言曰：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又曰：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此岂漫为法家专制之言哉？盖政治之大原理，实如是也。夫所恶乎专制者，恶其病民病国而自以为利耳，若夫事之关于国利民福，而总揽主权者强制以执行之，则何恶之有？夫强国民以服兵役之义务，则正国家之所当有事也，其有抗焉，则是对于国家而行叛逆也。而荆公当时对于此辈，曾未尝一惩艾焉，惟反复劝谕，且多为其途以诱导奖劝之使徐以自悟，吾但见其仁心之盎然而已。而议者乃反以为束淫之政，则甚矣群盲之论不足以为是非也。
史记训练保甲以为民兵之次第云：
熙宁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头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碟酒醪为赏犒。
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
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椿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用能者，余赐金帛。
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其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增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
迄熙宁九年，凡义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
此保甲法推行之大略也。
荆公之治保甲，成效卓著。始焉用之为警察，而盗贼大息。前此环畿群盗，攻劫杀掠，岁辄二百起，至是则无复一也。仅长野一县，而捕获近畿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且三十人也。继焉用之为民兵，教阅之初，众论沸腾。教艺既成，乃胜正兵，其劝奖赏赉所需，皆取诸封椿及禁军阙额所省溢者，未尝费户部一钱。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强使保甲置衣装非理骚扰者，皆予处分，故人莫敢不奉法。而奖厉既优，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趋赴也（以上皆节《宋史兵志》语。）由此观之，则荆公与神宗十余年经营之苦心，其亦可谓不负矣。而岂意神宗之骨未寒，而良法美意，遂破坏以尽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知陈州司马光即首上疏乞罢保甲，其言曰：
（前略）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度无法，比户骚扰，不遗一家。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苦劳役，不感恩泽。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边境事征伐，则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抖，决无疑也。（后略）
呜呼！温公之所以难保甲法者，其所持之理由，不过如此而已。吾今试得取而辨之。其谓民不知兵者已百余年，故民兵势不可复。夫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以其学焉而能也，就令前此未尝经见之事，苟国家有以奖教之，则无不可以驯致，而况于百年前之遗迹，湮没未尽者耶？如温公言，则国家之一切教养大政，皆可不举，宁独保甲也？其言耆老不识兵革，见有戎服执兵者，叹息以为不祥，其随义之可笑，抑更甚焉。大臣为国家谋百年大计，而其政策乃取决于乡鄙之耆老，天下事可知矣！夫正惟人民不识兵革，则执政之所以振厉之，愈不容已，此神宗与荆公所为剑及屦及而克期以观武德之成也。如温公言，举国讳兵，而执冰以嬉，其于歌舞太平良得矣，而后此胡骑长驱，百城尽靡，吾又不知其何祥也！其言草创之初，调度无法，比户骚扰。夫事属草创者，未积经验，举措乖方，谅所难免，然亦闻事之当行否耳。苟其当行，则虽累挫失，犹不当戛然止也。况温公建言之时，距熙宁草创十七年矣。吏已习其事，而法已睹其效。追罪往昔，宁得谓平？而况乎昔以民所未习之而兴举之，固为骚扰；今以民所已安者而废坏之，宁得曰非骚扰乎？以暴易暴，犹且不可，而矧于以暴易仁也？其言犒设赏赉，縻费国用，似矣。独不思保甲之所费，咸取诸封椿及省兵之羡饷，未尝动户部一文乎！不观熙宁四年之统计，以改行保甲之故，岁省百六十余万，而保甲与赏犒所需仅百三十余万，两者比较，所省犹不下三十万乎！（此所举者为畿内之统计，合诸全国所省必更多。）夫为保持国家起见，虽费亦不可以已。今世各国，不惜掷数亿万以造船队是也，而况乎其有省于前也！温公此言，得毋亦欲荧人主之听而已。至其最后所论，谓中国之民，虽教之以武事，亦无所用。此言也，对于国民而科以大不敬之罪焉可也。如彼言，则是外国之民，在理宜永为征服者，而中国之民，在理宜永为被征服者也。（参观前叶所引奏议原文。）夫人民既虽教焉而不可以战矣，彼募兵者，独非人民之一分子乎？前此募兵之不可以御侮，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宁以温公而不知者！今但言保甲之不可战而已，而不更求其所以恃为可战者，则推温公之意，岂非以臣妾于北虏为天经地义而莫敢或畔也。呜呼！以当时诸贤所不慊于新法者，其理由乃仅如此，即保甲一端，而他可惟矣！
自元兴废保甲以后，元符二年，虽议恢复而不可果行。至徽宗崇可间，蔡京以反覆小人，托言绍述，乃复倡之，然其精神形式，皆非复荆公之旧矣。善夫高安陈氏汝锜之言也！曰：“宋武衰而积弱之国也，将权释于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军，以戍边备征讨，而王畿之兵弱。招游手而涅刺之，既违
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御之兵弱。以故金虏一讧，陷朔代，围太原，下燕蓟，直捣汴京，有南朝无人之叹。而太后手诏，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废，则训练以时，韬钤日熟，家有干橹，而人皆敌忾，纵胡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数千里，无一城一垒撄其锋者！而又何至纷纷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诏也哉！故吾以为编保甲法习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决鱼烂者，正以保甲之法坏，蒙其名而弃其实，额日广而锐日销，驱病妇弱子，张空以与饿豺狼斗，而立碎于爪吻之下耳。尚介甫之诅且詈乎！”（蔡氏著年谱引。）呜呼，此言可谓先得我心矣！保甲之法既废，将兵之制复坏，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则祸宋者，果荆公乎哉？抑温公乎哉？
第四保马
保马法者，官给民以马，使代养之，且奖厉民自养之，俟有缓急时，则偿其直而收其用也。马为战阵一利器，治兵者不容忽之，故历代皆以马政为国家大政之一，即今世各国亦有然。宋代马极缺乏，前此特置群牧监，常以枢府大臣领之，以重其事。然官马作弊甚多，縻费浩大，而不能收蕃息之效，至荆公而有保马法。
熙宁五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养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又诏司农寺立养马法，于是曾布等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者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袭逐盗贼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输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马户独偿之；社户马毙者，社人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
荆公所创诸新法中，其最不衷于学理者，莫如保马法。盖马者生物，其肥瘠生死，往往不尽由人力，而责民养之，有失则令其赔偿，此非政体也。元兴初政，建议者争言其病民，以理卜之，殆为可信。虽然荆公当时所以行此者，亦自有故。盖荆公所最注重者，为训练民兵，即保甲是也。而练民兵不可以无马，官不给则缺于用，官给之则马无所出，故贷马于民而使之自养，凡以与保甲法相维系而已。然即为此计，亦自有道。保马之法，于其所不宜干涉者而干涉之，斯千虑之一失也。今世各国，所以筹画马政之法颇多，以非关宏旨，不缕述也。
第五 军器监
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军器之重，自昔然矣。宋自仁宗以来，狃于太平，军器皆朽窳不可复用。熙宁五年，崇政殿说书王□上疏曰：
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称技巧工匠，独精于元成之时，是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边患，内虞盗贼，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为用者。臣尝观诸州作院，兵匠乏少，至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而已。武库之吏，计其多寡之数而藏之，未尝贵其实用。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夫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攘内修，未见其可也。
欲弛武备示天下以无事，则金木丝台木筋胶角羽之材，皆民力也。无故聚工以毁之，甚可惜也。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聚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择知工事之臣，使专其职，且募天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上然其言。明年，遂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先是军器领于三司，至是罢之，一总于监。凡知军器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云。
按元泽为荆公爱子，其学行才能皆有大过人者，惜蚤卒不得表见。而后人诋之，不遗余力，即宋史载此奏，亦以为逢迎上意，欲妄更旧制。夫旧制之敝坏，既已若此，即欲不更之，其可得乎？观其所言，与今东西诸国之法正暗合。盖国家而欲强兵，非先利其器不可。而欲利戎器，非设专官以董其事不可。若如宋前此之制，委各州官吏循例供献，即欲求其不朽窳而差堪用，犹不可得，况能改良以日新者哉！夫军器监之设，虽以今日之中国，尚为当务之急，而执政者且未见及也。而元泽于千年前能言之，其识不亦远耶！以宋史兵志所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其发明新式之军器，不一而足。劝工之效，亦可见矣。而元?更张，又一举而废之，还责诸诸路坊作，斯真元泽所谓聚工以毁天地有用之材耳！宋之为宋如此，虽欲不南，安可得也？
综观荆公之军政，其大体悉衷于学理，与今世各国之军政略相近。而其欲变募兵以为民兵，更经国之远漠。今之中国犹未能行，而非断行之不足以图强者也。但其保甲之法，全仿古制，非徒使人人为兵而已。又欲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夫人人为兵，宜也；人人无时而不为兵，此在古代小国寡民，或可行之，而非可以施诸秦以后泱泱之大国。何也？古代部落，以战争为国家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为供给战争之资。及夫世运日进文明，则以经济为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保护经济之具。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虽曰农隙讲武，而有妨于生产者终不少焉。法之未尽善，此其一也。又古代小国寡民，非尽籍为兵，不足以御侮。后世禹域一家，民数自数千万以增至数万万，使人人无时而不为兵。则国家固无需此多兵，且即尽搜一国之财，亦不足以供其费。法之未尽善，此其二也。故唐府兵之所以变为弓广骑，虽曰执政之无术？然亦势所必至者矣。然曰荆公人人皆兵之主义，竟不能实行乎？曰：是又不然。今世各国之区别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得其道矣。人人皆有执干戈卫社稷之义务，然其服此义务也，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此以往，则散而归农，非有大故，则征调不及也。此各国已然之成法，虽有后圣，亮无以易矣。曰：然则以荆公之学识，胡乃见不及此乎？曰：荆公盖已见及之。曰：既见及则何为不行？曰：是当论其世也。彼荆公执政之时，国家固已有募兵百余万，此即比于各国之常备兵者也。以荆公之计划，固欲尽废之而代以民兵也。然中唐以来数百年之积弊，革之不能骤也，故以渐焉。于一方面减募兵，同时于一方面以民兵补其所省之额，于是乎有所谓上番者。其上番之民兵，即服常备兵之义务者也；其退番之民兵，即服预备兵后备兵之义务者也。孰谓荆公而风不及此也！使无反对党之阻挠，而荆公更久于其位，则安知现今各国通行之军制，我国不于千年前创之，以为世界模范耶！
【译文】
军政第一省兵
宋朝因为养兵而使国家困顿，拥有百万的军队，所花费占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一仗都不能打，稍有见识的人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然而最终没能进行改革，是因为这弊端已经积累很久，若不是豪杰之士不能改变。而当时的士大夫们习惯于偷懒，他们没有谁的心力足以担当此任的。现在先来述说当时的贤人们所论述有关养兵的弊端，然后再说王安石裁撤军队的政策（下面所抄录的虽然很长，然而读了这些才能知道当时旧法的弊病极大，不得不改变。又可以看到王安石的保甲法和裁撤军队相配合，而攻击他的人是无理取闹）。
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1063年）知谏院范镇上书说：
现在土地很多，百姓很少，赋敛很重，国家财政费用很不足的原因，正是因为兵多。议论的人肯定要说这是为防契丹而准备的。契庙五十年不敢南侵的原因，是因为朝廷送给他们的金银等财物更有利。即使他们放弃这种利益而南侵，那么黄河以北，就连妇人女子，都要成为守城的人，城市不依靠田地中耕田的人，又将有什么用呢？只是预先蓄养而使民困顿。从百姓中征兵就会造成民稀，民稀田地就会空闲，田地空闲赋税就会加重，赋税加重民心就会背离；寓兵于民间百姓就会多，百姓多田地就会开辟得多，田地多赋税就会轻，赋税轻民心就会稳固。与其使百姓离心而防备契丹，契丹没有来而民力已经匮乏，不如巩固民心以防备契丹，即使契丹来了民力也有余，国家支出有准备，这其中的利害如看白黑，如数一二一样明白。而现在在此问题上犹豫的人，让我深感迷惑。当年汉武帝因为军事使天下因顿，是他用兵来征匈奴扫平漠北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陛下因为军事使天下困顿，是不用兵养兵以至于此的缘故，并没有达到自己目的，何必要这样来做呢？
欧阳修也论述这事说：
国家从景德年间与辽国议和休战以来，已经有三十三年的时间了。当年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如今已经年老死尽了，而后来当兵的人还没有听见过战斗的锣鼓、见识过战争的场面。出生在太平年代衣食饱暖，滋生骄横懒惰是必然的。现在入京宿卫的士兵，自己不拿甲胄而让别人替他拿，禁军分的口粮，自己不背却雇别人替他背。骄惰到这个样于，又怎么肯吃苦冒险去作战呢！前不久西边的将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遭失败，就是证明。假如士兵真能耐住辛苦参加战斗，只是需要农民的供养，还是可以的，可惜他们空有一个士兵的虚名，其实却是骄惰无用之人。古代的普通百姓成年健壮的都在田里劳动，农闲时教他们作战的本领。现在则大不相同，一遇荒年，州郡的官吏拿着尺子去衡量老百姓，健壮的便被招去当禁兵，另外不够尺度较瘦弱的，都被送去当厢兵。官吏招人多的有赏，而老百姓正当穷困之时，便争着去当兵，因此一遇灾荒，留在家里耕田种地的只有年老体弱的人了。官吏对此却说：不招他们去当兵，恐怕他们去当强盗。唉！仅知道使他们一时不会变为强盗，却不知道他们将因此一生骄横怠惰变成寄生虫。古时成年健壮的人负责耕田种地，老弱的人游手好闲，现在是成年健壮的人游手好闲，而年老体弱的人留下来耕种，怎么这么相反呢？既然百姓尽力耕种，仍不免要吃猪狗之食，而一旦去当和尚、士兵，就会终身安闲，享受美好的食物，那么耕田的人就不得不日益减少了。所以说有诱民之弊，指的就是这个。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使用他们，就称这为暂时借用。那些官兵相互传告说，官吏央求我们了。而调遣军队的公文也称为请求。那赏赐是用来酬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没有劳心劳力的赏赐三年就要有一遍，用款八九百万，官吏不敢延迟一天。兵士得到赏赐，不因为没有功劳而觉得羞愧，而是去称量赏赐的多少，比较赏赐的好与差，稍不如意，就聚集起来呼叫，拿棍棒想攻击朝廷的官吏。没有事情的时候还像这样，因此知道士兵的骄横。兵士敢于骄横的原因，是因为使用他们没有正确的方法，制度没有建立。往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五十三年之间变更了五个姓氏的十二个君王，因为亡国被杀死的有八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余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灭亡了。那些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笨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实行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王的地方，是因为环境和条件的制约。那个时期，东边北汉据山西，西边有前蜀、后蜀据四川等地，北边有契丹，南边有吴据淮南、南唐据江南、闽据福建、南汉据南海、吴越据两浙、楚据湖南、南平据荆南，天下分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环绕。以非常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实行割据，那些统治天下的人，大抵都治理国家的时间短，威望德行没有融洽。强暴的君王勇猛的国君依靠武力实施统治，仅仅能够维持统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孙，不过一两次传位就要陷于败乱。因此养兵就像让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为害怕不敢吃，哪里还谈得上制约！天下的形势就像破屋子，修补内室则墙角坏了，修整椽子则栋梁倾颓，拼命支撑着，勉强存在罢了，哪还有时间制礼作乐，对各方面进行约束，建立健全制度呢？现在宋朝存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息了僭乱，没有能与我们抗衡的敌国；对内削除了藩镇割据，没有强大叛逆的臣子。天下实现了统一，海内平安。建立国家不能说时间不长，天下不能说不广大，可是军队不能够对外震慑却敢骄横国内，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却日益细碎杂乱，一切得过且过，与五代的时候没有差异，这确实太让人叹惜了。
苏轼也论述到：
军队没有事而要吃饭，这样就不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如果集中，就不能让他们只吃饭而没有事做。这两者是相互矛盾而不能并行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有百顷的闲田就足以养马四千匹，而不用花费什么，聚集起四千匹马而运来百顷地上的马草，则它的费用要增加百倍，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过去汉代的制度，有轮流服役的士卒，而没有耕田的士卒，虽然都出身于农夫，而当他们成为士卒后，就不再关心农夫的事，因此郡县里没有经常屯驻的军队，而京师也不过有南北两个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要用虎符调动郡国的军队。到战事完后，军队就休整，各分散到原来的地方。因此它的士兵虽然不离开农业，而天下也不至于有匮乏，这是它不常聚的原因。唐拥有天下后，设置十六个卫府兵，天下驻军有八百余处，而屯在关中的，就有五百处，而他们没有战事时就耕田生产谷物，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增加县里粮食的存储，因此它军队虽然在京师，而天下也不至于困顿的原因，是他们不曾只吃饭而什么事都不做。而现在天下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不从事耕作的有数十万，都要仰仗着县官来养活，有汉唐的祸患，而没有汉唐的好处，选择了它们不好的地方都吸收了，这就是不分辨而将弊端全吸收。天下的财物，近的在淮河流域，远的到吴楚，凡是车船能到达的地方，人力能去的地方，没有不把那里的财物都搜取到京城来的。天下安定无事，而赋税聚敛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地步，而财政部门所掌握的收入，仍苦于不够支出，这弊端都是由不从事耕种的军队在内聚集，而吃四方的贡赋的缘故。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驻在郡县中的。过去建国初，那些分裂的势力，拥有军队而不服，太祖和太宗，亲披战袍，经过奋战而取得那些地方，收降了它们的君主而拥有了它们的疆土。而它们仍然有残余的力量，皇上怕复发，于是派出禁兵戍守在那里，大到蕃镇州府，小到县镇，处处都有京师的军队。由此来看，则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自己来守卫，而这样能长久不变吗？花费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养兵的费用，没有比出征和行进更多的。现在派禁兵来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除了他们每月每年应当供给的外，而每天还要供给他们粮草，三年轮换一次，去的纷纷扰扰，来的接连不断，虽然每批不过数百人，而总共算下来，与数十万兵没有什么区别。三年一出征，农夫之力，怎么能不枯竭？来回运输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现在天下没有战事，武夫和凶悍的士卒，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取得上面的重视，然而都不得不成为闲居无用的士卒，他们以为给天子当兵，就应该吃好的穿好的，开府库，拿出金帛，如果有不尽他们意的，就群起而搅闹。这是做什么呢？天下是一家，已经是数千百年了，百姓拥戴国君，到海边都应是这样，和京城周围没有什么两样，也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只信任禁军。过去四川有均贼，近来贝州之乱，并不一定非要禁兵才可以平定。我认为郡县的士兵，可以慢慢训练而悄悄夺去他们的权利，那么禁兵就可以逐渐不用了。天下武功高的人，非要有固定的场所吗？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各地没有什么不同，以前战国时各地都是要使用的。四川人的怯懦，吴地人的矮小，都曾与大国来抗衡，怎么能只用禁兵呢？现在的士卒，是疲惫、怯懦而振作不起来的，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对待他们很特殊，因此就把自己看成是低等的役夫，这样将吏们也无法使他们听从命令。假如禁兵渐渐减少，而供养他们的钱粮来优待郡县的士兵，那他们肯定会非常高兴，出于意外，他们会感激皇上的恩德，而愿为朝廷效力，又怎么怕他们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天多，禁兵一天天少，除了皇帝的侍卫以及保卫城池外，就不必再用禁军，这样则内部就不再有屯兵聚集供养的费用，外也没有迁徙供应的劳顿，费用的节省，就可以过半了。
又说：（《策别十六》）
三代之兵，不等选择就已经很精，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农民中选择士兵，有固定的数目而没有固定的人；国家有重要的事，每一家出一个士兵，如此而已。这样老年人能得以奉养，有疾病的能得以休息。百姓中被官府所用的，没有不是健壮的子弟的。因此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耕作和打猎，这些用不到老弱的百姓；军队出征而供应粮食，不曾喂养无用的士卒。使他们经历艰险，精于武艺，智慧足以跟随旗鼓的指挥而进退，强大锋利足以攻入坚固之地，守城的人，人人都能够自己保卫自己，这样损失少而取得的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到了后世，兵民既然分开，士卒不再是平民百姓，于是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卒。既然募民而成为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等，都要托付到军队之中，他们的姓名既然已经写到官府的兵籍册中，就行走不能做商人，居住不能做农民，只能依靠官府，到衰老后无家可归，那么他们肯定不愿意离开军营。因此就是那些没有用的兵卒，即使减少他们的粮食和报酬，也都要一辈子靠军营生活。所有人从二十岁往上一直到衰老，不过四十余年，身强力壮，足以上战场拼杀的，也不过二十多年，现在供养他们终身，就是一个士卒共有二十年没有用而却要官府供养。由此可以推断，养兵十万，其中有五万人是可以离开的；屯兵十年，其中有五年是没有益处的花费。现在天下募集的士卒很多，过去陕西那一仗，都靠平民为兵。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旱灾和蝗灾，到近年青州和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日益多起来。查考资料就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募兵的数目，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了，然而都是些老弱没有经过训练的，不能顶上古代士卒的十分之五，而衣食的花费，比古代多百倍。这实在不能长久不变。凡是百姓要当兵的，他们这些人多数不是良民，在他们少壮时，赌博饮酒，不在家安分守己，因此能舍身到军营中，等他们年岁大了，气力不足了，后悔也来不及。我认为五十以上，愿意再恢复为百姓的，应该听从他们。从现在起，百姓愿意当兵的，三十岁以下可以收，限期十年消除他的兵籍。百姓三十而去当兵，十年后回去，他们的精力还足以养小的送老的，还可以为他们的终身打算。在他们应募时，就已经知道在这里不出十年，而要为他这十年而打算，到时候削除了他们的兵籍而没有怨言。用官府终身供养无用的士卒的钱来招募别人，应征的人肯定会多，这样官府就不会有老弱的士卒，而百姓中不能打仗的，也不至于无辜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超过十年就要恢复为平民，就会自爱而不去犯法，也不至于结交一些无赖或自己去做恶人。现在天下的祸患，在于民不了解兵，因此士卒们常常骄横凶悍，而百姓常常害怕，盗贼来攻而不能抵御，外族来抢掠也不能抵抗。现在如果让百姓来代替他们而来当兵，之后还可以恢复为百姓，那么天下了解军队的就多了，而盗贼和外族就会有所忌惮。
读了这些就知道，当时养兵的弊端，是万万不能不改变了。而范、欧阳、苏这些人所建议的，就是后来王安石所施行的。要等到王安石的时候才改，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天下的大业，终究不是那些议论者所能办到的。宋仁宗是优柔寡断之主，不能和他来讨论大计。而神宗则是英明果断的君王，可以辅佐他并施行这些改革。然而皇上一谈到要实际操作，群臣们一个个都变了脸色，谁也不敢负这个责任，首先阻挠的就是司马光，他说：
淘汰的多了，人们惶恐且怀疑，会招来忧愁怨恨，虽然国家太平，法令严密，这种搅扰，也不会怎么样。可是诏书一下，万一有人散布流言，煽动百姓，朝廷到那时想省事，把诏书收还，就会马上失去威严，之后就不能指挥这些骄兵了。如果硬要推行，则众怨难犯。梁朝因分魏博的兵，导致张彦之乱，这事是可以借鉴的。
司马光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当时反对党的代表。问他们理由，不过就是担心骄兵不能控制，怕激惹他们造反，而决心姑息养痈。假如没有王安石，那么这件事也就因为听了别人的意见而废止了。当时皇帝和王安石议论裁兵的事，皇上说：“密院以为肯定要有唐建中的叛乱。”王安石说：“陛下亲身施行德义，勤劳于政事，上下都不相蒙蔽，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建忠叛乱的原因，是因为德宗用卢杞这些人而疏远陆贽，他不亡国，是他的幸运。现在所决断的事都出于皇上，详细定立条例，逐渐来施行。”皇上的决心才下。于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下诏给各路的监司，察州兵中不符合条件的记录下来，不能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任厢军的免为平民。不久又下诏挑选各路年龄四十五岁以下还能打仗的，升一等；五十岁以上愿还为民的，听其自便。旧制兵卒到六十一岁才可退休，有进还不马上允许，这时免为平民的很多，冗兵从此裁减许多。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废除合并各个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数额改为三百人，步兵四百人。之后总兵也进行调换合并，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营，而京城的兵，都和京城周边的各路以及厢军调拨合并，都聚集并取整补零，都规定了人数。从熙宁到元丰，每年废除和合并都很多，而增加武卫军，严格他们的训练方法，不过几年都成为了精兵。
冗兵应该裁减，当时是既然人人都知道的，然而不敢有所动作的原因，就是怕兵变。然而王安石毅然施行，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们所谓的可怕的事在哪里呢？该不是这些贤人们怕惹事，不肯负责任，不肯被埋怨，宁可坐视国家的凋敝，最终也不肯用自己的爵位名誉去尝试那成败不可知的事情。他们自己打算的是很好的，但不知国家要这些大臣们有什么用。治平年间的兵，共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到熙宁，裁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时稍有增加，也仅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四人，比之前裁去了一半。王安石初执政，而能节省宫廷费和其他经费十分之四，执政十年，而能逐渐裁减冗兵十分之五，他魄力的雄伟和果断、刚毅，难道可以衡量吗？他做事的艰苦和辛劳，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两者，都是当时的言论家们每天所谈论的。谈论而不去施行，王安石施行了，而这些人又都来诋毁他，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人心的人。而后的论史者，对这样的伟绩，熟视无睹，他们真可以说是没有长眼睛啊！王安石所裁去的士卒，《宋史•兵志》详细记录了他废除和合并的过程，将建隆以来的制度与熙宁以后的制度两相比较，学者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事，可以核查，这里就不抄录了。
第二置将
王安石裁减军队，不是退缩的政策，而是进取的政策。宋代的军队虽多而不能用，原因很多，而最严重的，就是将和兵不认识，兵和将不熟悉。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的弊病，怕有能力的将领拥有自己的武装，于是创立了更戍的方法，分派禁军去守卫边城。这可以阻挡那里悍将骄卒的跋扈之气，这办法很好；而也有它的坏处，不仅士卒轮换频繁，劳民伤财，还因为将不了解士卒，士卒不认识将领，使有兵等于无兵。到王安石执政，才派遣了一些将领到各路领兵，总管禁军，使兵认识将，将训练兵，平时有严厉的训练，而没有轮番调换的劳苦，有事再派遣，这实在是宋朝兵制的一大改革。现在考查当时将领的人数和他们所在的地点，列表如下页：
天下共有都为九十二将，还有马步军十三个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都为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这是王安石所定立的常备兵的编制。一个将领一个指挥之下所管辖多少士卒，史书上没有说明，今已不可考；但知道忠果十指挥是各领五百人，而东南各路诸将所属的士卒有在三千以下的。大约各随屯驻地的险要程度来定数额的多少，数额不是一定的。
这里所说的将，并不是将帅的将，而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大概类似于今天新军制中所说的“镇”，也类似日本军制中所谓的“师团”。它以第一将第二将等作为它的记号，也与现在的军制暗合。而选择全国险要的地方，而分配使他们各有各的位置，这又是今天管军事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它第一项中的三十七将，是保卫京师的，并防契丹的。韩琦请求撤除以免契丹生疑所指的就是这些（颜习斋曾驳斥韩琦的说法，即使是御批《通鉴辑览》也不支持他的说法）。第二项的四十二将，是用来图谋西夏的。王安石对于这两个外敌，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它们，因此他把兵力布置在这方面特别多。他第三项的十三将，是用来保境内治安的，因此安排在后方，而它的兵力也只是全国的五分之一。
将兵的制度，之所以和晚唐五代的制度不同，是因为它都是禁军，天子自己任命大元帅来统领，将官不可私自有自己的士兵，因此兵权没有旁落的祸患。这种制度之所以和建隆以来的制度不同，是将领与士卒相互认识，有训练的过程，而没有换防的烦扰。和当今相比，只有德国和日本的陆军编制法和它类似。像中国现在的编制，就是学习也是达不到。唉！王安石离我们太远了。
自从元祐年间推翻新政，将兵这种制度，虽然没有全部废止，然而让州官、县官兼管军队，与将官分权，军令不出于一处，造成士卒日益偷闲懒惰，等到女真人长驱直入，没有人能抵御，而宋朝也由此南渡了，悲哀啊！
第三保甲
裁判军队，设置将兵，这都是王安石一时权宜的政策，暂时救时弊而已。如果说他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还不在这里。王安石，大概是个全民皆兵主义者，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废除募兵改为征兵，于是保甲法兴起。
保甲的性质有两个：一是地方自治体的警察，另一是后备兵和民兵。王安石办保甲的用意，本想来改革兵制，而他下手是从警察开始的。这里先说警察的保甲。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开始颁布保甲法，它的内容如下：（《宋史》原文所载很烦琐，这里综合一下并加以诠释）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同保不到五家的，归到地保。有从外入保的，就收为同保，等满十家才另设置为保。
（二）每保设置保长一人，每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让主户有能力的人充当。每都设置都保正一人，副都保正一人，让众人所服从的人充任。凡任保正的正副保长，都要通过选举。
（三）每户有两个男子以上的，先由一个人为保丁，附保两个男子以上，有其他的男子而且健壮英勇的也附在其中。
（四）凡不在禁止范围内的兵器，都允许保丁使用。
（五）每一大保，每夜轮五人防盗，凡是抓捕所缴获，赏给抓捕者。
（六）凡是同保中有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抢夺人口、传布妖教、制造存放毒药等罪的，知情不告的罚。但不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不能告发。
（七）有窝藏强盗三人以上，经过三日以上的，邻保即使不知情，也要给予失查的罪名。
（八）此法先在京城地区施行，以后再推广到其他各路。
由此看来，保甲法最初的性质，和今天所谓警察正相类似，这是很明显的。而它的警察权，委托给地方自治的团体了。警察权应当集中在中央，还是应当分到地方呢？应当用官吏来任这职务，还是以百姓来兼任这职务？这两者各有利弊，至今讨论政治的人也没能断定。而在地域广阔的国家，中央政府的力量，苦于不能全面顾及各个角落，那么使用官吏来做，还不如让百姓自己来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就是地方警察的性质。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并不是将它作为警察就完了，实际是想要改募兵为征兵，而借保甲为开端。当时宋的制度，有称为“义勇兵”的，数额不少，而他们的无用，也和禁兵、厢兵差不多。王安石是想用它的形式，而改变它的精神，这是立保甲的本意。开始创立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认为它正确。王安石与神宗以及大臣们反复辩论，才最终施行。今据《宋史•兵志》抄录他们辩论的词句如下：
皇帝认为府兵要与租庸法互相配合。
王安石却说：“如今义勇、士军轮番服役，已经有了粮饷，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内保卫外出戍守，即使没有租庸调法，也自然可以去做。只是义勇都是善良百姓，应当按照礼法道义奖励培养。如今颠倒的做法是将他们的手背刺字涂墨，训练而耗费，让他们转运粮食。这三方面是人们所不乐意的，如果再驱使他们迎敌，使得他们遭受杀戮，尤其是人们畏惧。”
冯京说：“义勇也有因拉硬弓得以应试领受恩典的人。”
王安石说：“拉硬弓却力量不够，就停止进取，这样朝廷有施恩过当的地方，并不是当初奖励让人从事军事的用意啊。如今想要处置安排义勇全都应当与此相反，使得害处在于不做义勇，而利益在于充当义勇，那么风俗能够改变而众人的武艺可以练成。臣希望选择乡里豪杰作为将校，稍稍加以奖励提拔，那么人们自会心悦诚服。假使如今招募士兵担任警卫，已经有累官至刺史以上的人，移此与彼，本来就没有不可以，况且不至于像这样耗费国家俸禄，已经足够让人们乐意去做了。陛下真能慎重选择，身边大臣都有行政的才干，那么将来可以让他们分头率领这样的军队了。如今招募的士兵是出于没有本事的人，还能够担任军厢主，那么身边大臣以上难道比不上这种人？这是先代帝王既有的法令，是国家社稷的长久计策。”
皇帝认为他说的很对。
皇帝又提到节约财政费用。
王安石回答说：“裁军是最重要的。”
皇帝又说：“比照庆历时的数量已经减少很多了。”便举出河北、陕西的军队人数，忧虑招募的士兵太少，又训练选拔不精良，遇上紧急情况有时误事。
王安石却说：“精加训练招募的士兵，而且鼓励三路的百姓学习军事，那么军队能够减省。为臣多次说过，河北从前被军人割据，内部对抗朝廷，外部与四邻为敌，也有抵御奚、契丹的，军队储备不必向外部寻求就足够了。如今河北人口繁殖增多，又拿着全国的物资去送给它，还常常好像不够，用来抵挡一面的敌对势力，那些设施竟然比不上军人割据的时候。那么三路的事情有应当议论和筹划的，只在于专一使用那些百姓罢了。”
皇帝又说边疆部队不够用来守卫。白白耗费衣物粮食，但是巩固边境又不能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如今再裁军，就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来对付紧急情况的了，不裁减，那么耗费财物使得国家窘困就没有停止的时候。臣认为如果不能够治理军队，恢复古代制度，那么我国就没有富强的可能。”
皇帝说：“唐朝定都长安，府兵大多在关中，目的是加强根本。如今定都关东则是府兵强大，那么京城反而不足以对付四方。”
王安石说：“府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排，又可以命令他们进京保卫，那么不用担心根基不强大。”
韩绛、吕公弼都认为进京保卫是困难的。
文彦博说：“像曹、濮人专门当强盗，难道让他们进京保卫？”
王安石说：“曹、濮人难道没有响应招募的，全都是强横狡猾奸刁的人？还不值得担心。义勇全都是善良百姓，又派有财力物力的人户担任将校，难道又应该认为值得担心吗？”
陈升之想要让义勇逐渐戍守靠近京城的州郡。
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想要去除几百年招募军队的弊端，那就应该毅然决断，详细定立法制，使得它主次前后全都齐备。不这样的话，是没有补益的。”
皇帝说：“控制并使用他们，在法令上应当事先制定条令，逐渐地推行。”
文彦博等人又认为士兵很难派他们到千里以外的地方戍守。
王安石说：“以前的朝代出征流求，讨伐党项，难道不是府兵吗？”
皇帝说：“招募的士兵擅长作战守御，所以可以依靠，至于民兵，却是军事和农作的事业各有一半，可以依仗来作战和守御吗？”
王安石说：“唐代以前没有刺字的士兵，然而也可以用来作战守御，臣认为招募的民兵和士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看所任用的将帅怎么样罢了。将帅并不难找，只要君主能察觉发现百官的真假，善于驾驭控制他们，那么人才涌现且被我所使用，不怕没有将帅；有了将帅，那么就不怕民兵不为我所用。
皇帝说：“治理边远地区的策略，一定要将那里的百姓编成什伍，开支节省而士兵众多，并且同招募的军队一起，互相参用了。”
王安石回答说：“想要公私两方财物都不匮乏，替国家社稷长久存在考虑，招募军队的法令确实应当变革。”
皇帝说：“枢密院认为肯定会发生建中那样的变故。”
王安石说：“陛下亲身实践仁义，为政务忧愁劳苦，上下不相欺，肯定没有这种事情。建中之所以引起变故，是因为唐德宗重用卢杞这种人却疏远陆贽，他没有亡国算是很侥幸的了。”
当时有散布谣言的，说朝廷教练保甲，将征发人去戍边，于是乡民惊扰，有父子抱头痛哭的，也有为了免于征发而自残的。韩维等人向上请求暂停施行保甲以安民。
王安石说：“往日保甲，要得到他们自愿值勤的状子，然后才役使他们，大概对于人心来说没有什么惊惧的。况且如今窝藏强盗以及充当强盗的人，本来就认为新法对他们不利。陛下观察长社一县，所捕获的开封府地区大盗被保甲驱赶到外面的人到了三十名，这些人既不被京城地区所容纳，又被周围州郡剿捕，他们想想无以为生了，就专门进行煽动蛊惑。最近听说带头煽动蛊惑的人已经被捕，但是送到京城的也只有二十名左右。凭着十七县十多万家，而被煽动蛊惑的人只有二十名左右，不可以说很多。自古以来兴办事业，没有不用权威领导众人而能让上下一致的。如今联结十几万人成为保甲，又等到他们响应招募才派他们轮番值勤，这是因为陛下体恤他们到极点了。命令保甲轮流值勤捉捕强盗，如果听任他们自由来去，那么谁肯听从命令？如果用法律驱使他们，又不是人们所情愿的。况且统治天下的人，如果只是想听任民心所情愿就够了，那么有什么必要设立君主而且为他们设置安排官吏呢？如今周围州郡保甲，应该预先派遣官员宣示皇上旨意，然后按照法令推行它。”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说，百姓中有砍掉手指抗议保甲的人。”
王安石说：“这件中是从蔡骃那儿得知的。赵子几派蔡骃查问，原来是百姓因为砍树误断手指，作证的有好几个人。大概保甲法，上从执政大臣，中间则是内外两制，下面则是强盗以及窝藏强盗的人，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可是臣召来乡民询问他们，都认为便利。那么即使有砍掉手指逃避丁役的人，也不全都是这样的。况且保甲不只是铲除强盗，原本就可以训习当兵。人们既然都能射击，又建树旗鼓变换他们的视听，并且约定用免除赋税以值勤代替巡检士兵；又从正长以上，能捉拿强盗的人将官阶奖励给他们，那么人们竞相受到鼓励。然后让他们和招募的士兵互相参用，就能够消除募兵的傲气，而且节省财政费用，这是宗庙社稷长久的策略。”
皇帝于是改变三路义勇同开封府地区保甲法一样。
冯京说：“义勇已经有指挥使，指挥使就是那些乡里豪杰，如今又建保甲，叫什么人做大保长？”
王安石说：“古时候百姓住的地方就是乡，五家组成比，比有比长，等到打仗，就用五人组成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组成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组成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只是根据事情起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是上古三代六乡六军遗留下来的办法。此办法记载在《书》上，从夏朝以来到周朝都没有改变。秦朝虽然分割田界，可仍将他们组成什伍，还是按照古代的制度，这就是军队众多而且强大的原因啊。近代只有府兵是近似于它的。如果舍弃已有的既定法规，却竟然遵守五代动乱亡国那样的残留法规，不足以带来安定富强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人们都很安逸不认为因循守旧是值得忧虑的，这是见识短浅。”
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值勤。”
王安石说：“等到他们演习熟练，然后值勤。可是东边部队的武艺也不比义勇、保甲优异，臣观察广勇、虎翼士兵就是这样。如今充当募兵的，大都是偷懒刁滑不能自我振作的人，从事农业的，都是淳朴出力一心听从命令的人，那么紧急时就不如民兵能够派上用场。”
冯京说：“太祖征伐天下，难道用的是农人士兵？”
王安石说：“太祖的时代紧接着五代，百姓极其穷困，豪杰大多认为当兵有利。如今百姓安于本业以生为乐，而且军队中不再有像从前能提拔做公侯的人，豪杰不会再在军队中，而响应招募的人大多是偷懒不能够自我振作的人而已。”
文彦博说：“用道义辅佐君主的人不凭借军队称强于天下。”
王安石说：“用军队称强于天下的不合道义，然而有道德的人原本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正因为他能刚强，必定不至于柔弱。扩大六军，本来就是前代君主所崇尚的，只是不应当专事兵强而已。”
皇帝说：“保甲、义勇粮草的开支，应当预先替他们打算。”王安石说：“应当减少招募军队的费用来供应他们，所供应保甲的费用，只不过是豢养军队的十分之一二。”皇帝说：“京城地区募兵的人数已经比从前减少了。加强根本的威势，不可以全部裁减。”
王安石说：“已经有保甲代替他们服役，就不需要招募军队。如今京城招募士兵，逃跑死亡停免释放，一个季度有几千人，只要不招补，就是能够减少。然而如今厢军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臣希望尽早训练民兵。民兵训练完成，那募兵就应当减少了。况且如今保甲考核武艺分为八等，奖励极为优厚，人们竞相私自练习，不一定值勤以后再进行学习。臣希望用几年时间，他们的武艺不只是超过义勇，一定会超过正规军。正规军练习武艺，只不过应和官府法令而已，不像保甲人人有努力的想法。”
以上都是初设保甲时王安石在朝廷上与人辩解的言辞，之所以要不怕拖沓而详细列出（所录还有删节），一是因为此法是王安石精神的寄托，应该传下去；一是因为《宋史》所记述王安石的政绩，一直是力求简略，无法从中考察他立法的用意，只有兵志中对此事，说得稍为详细一些，更不能不表述出来了。唉！我读这些而感叹王安石见识的高远，忧国的忠诚，做事的勇敢，实在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的。服兵役，是国民对国家最大的义务，是无法逃于天地之间的。因此士农工商，都应当为兵，而万万不能在士农工商以外，还有一个兵的阶级存在。假使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必定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而它的兵也不可用的。宋朝因为募兵的原因，而使兵另成一个阶级，它的积弊，当日的贤人们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而且不必非要到遥远的宋代去求证，就是我们现在的旗兵绿营防勇，他们腐败的劣迹，本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王安石想清除病源，于是发明了专用乡民农民的义理，这是曾、胡、江、罗他们治理湘军能有功勋的原因。他们说：“农民淳朴，一心听令，有了急事民兵足可以依靠。”在曾国藩的书信中，类似这样的话，数都数不清，如果不是真心做事而有经验的，不一定能想到这些。而之所以能使用他们的方法，就是首先对他们进行礼义的教育，而用名誉来鼓舞他们。曾国藩这些人之所以能建立大业，靠的就是这些；日本人每天自夸炫耀大和魂，于是屡次取得胜利，使世界各国对它瞠目相看，也是靠此罢了。而中国自秦汉之后二千年间所称的贤士大夫，能理解这一点的有几人呢？能知道而又能付之于行动的又有几人呢？在王安石当时所施行的新法中，就是于保甲法所注入的心力最多，而因此招致的诽谤和怨恨也最深重。其他的新法，大体上专门是为便民的，因此反对王安石的只有朝廷那些因意气而作对的人，百姓没有几人附和的，只是到了保甲法，因为它与裁减军队交互施行，募兵因此怨恨他，这是一点；因为保甲法中的职责如警察以维持治安，那些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也怨恨他，这是第二点；然而这还不够，全天下的成年壮士，无论贵贱、贫富，都要从事武力之事，都要用纪律约束，那些不愿意的怨恨他，这是第三点。常人一般都好逸恶劳，喜欢放纵而不愿被束缚，况且凭中国数千年来已经习惯放任的人民，尤其到宋的中叶，纪纲茫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于愉闲懒惰，已经成为习惯，现在忽然想束缚住他，使他的筋骨疲劳，使他的负担加重，百姓会认为是害自己，反对新法也就很正常了。因此当时朝廷的耳目所看到的，说有斩断手指来逃避出丁、抱在一起痛哭的，这是情理中应当有的事，未必就是诬陷诽谤之词。即使这样，这足以成为保甲法的弊端吗？子产有“孰杀”之歌（子产是春秋时政治家，改革不被理解，有歌谣唱：“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孔子有“麛裘”的诽谤（孔子始用于鲁国，有人作诗讽刺他说：“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得到的地位和权力是不相称的。），凡一个政策在改革的开始，必定有多数人会感到非常苦痛。因为这个就废除法令不施行，那天下还有什么弊端能革除呢？王安石说：“自古做事，没有不使用权势率领众人而使上下如一的。”又说：“如果只听凭民情的愿望罢了，何必要立国君？”这难道是法家专制的言论吗？政治的原理，确实就是这样。痛恨专制，是痛恨专制的人害国害民而自己从中取利。如果事情是关乎国家利益和百姓幸福的，而由主权者强制来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可痛恨的呢？强迫国民去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一个国家应当有的；如果有违抗，就是对国家进行叛逆了。而王安石当时对于这些人，未曾进行过惩治，只是反复劝谕，而且为他们多方面想办法，诱导奖励他们，使他们自己逐渐醒悟，我只看到了他的仁心；而议论他的人反将他的法令看成苛刻的政令，这些盲人的言论是不足以辨别是非的。
《宋史》中有关训练保甲为民兵的记述如下：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开始设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用王中正、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合二十二县建设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共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学习一种武艺，设教头一名。总共禁军教头二百七十名，都教头三十名。使臣十名。弓按八斗、九斗、一石分为三等，弩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分成三等，骑马射击按九斗、八斗分成二等，那些勇力超群的人作为超等。遇上教练的时候，每月供应钱三千，每日提供粮食，官府给予兵器、战袍，又准备好银碟、浊酒作为犒赏。
三年，大保长武艺学成，便建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练保丁。凡是一都保相近的分成五个团，靠近该团都副保正所住的空地集合训练他们。用大保长中武艺学成的十人连续教练，五天轮一遍。将他们的壮丁分成五部分，用其中之一作为骑兵，二部分是弓，三部分是弩。
府界法修成，便推广到三路，各设文武官员一名提举，河北就是狄谘、刘定，陕西就是张山甫，河东就是黄廉、王崇拯，用储备库藏豢养义勇保甲的钱粮供给他们的费用。这年，引导府界武艺学成的保甲，由皇帝亲自检阅，录用能干的人，其余的赏赐钱帛。
四年，将五路义勇改成保甲。那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联合考核保甲，都保一共三千二百六十六人，正长、壮丁一共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比过去的费用节省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每年耗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集中训练的赏赐钱一百多万不算在内。
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义勇、保甲以及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零二十八人。
这是保甲法推行的大略情况。
王安石施行保甲法，成效显著，开始时将保甲用做警察，而盗贼都没有了。之前在京城周围的群盗，抢劫杀掠，每年动不动就有二百起，到这时就一个也没有了。仅长野一县，捕获到京城附近被保甲驱逐出来的大贼，就有三十人。接着是用他们做民兵，才开始训练时，人们的议论沸腾，当教授的技艺学成后，竟能超过正规军队。奖赏所需要的钱，都是从往年的财政结余以及禁军缺额所节省出的钱中支出的，没有费户部一点钱。司农官亲自参与这事，督察检查极为精细。县令有人强迫保甲买服装的，都予以处分，因此人们没有敢不奉法的。奖励既然丰厚，仕宦和有人力的家庭，子弟们都高高兴兴的前去（以上都节录自《宋史•兵志》）。由此来看，王安石和宋神宗十余年经营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辜负；谁能想到宋神宗尸骨未寒，良法的美意就被破坏殆尽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哲宗继位，当时知陈州的司马光就第一个上书请求废除保甲法，他写到：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以来，民兵之法被破坏，戍守战攻，全都招募长期作战的士兵，民间哪曾练过兵？国家治平相承有一百多年，满头白发的老人不认识兵器，有朝一日田间的百姓都穿上军服拿起兵器，满地奔跑，老人叹气认为不吉祥。事情初创，调遣缺乏法度，挨家挨户骚扰，一家也不遗漏。而且朝廷常常派遣使者，到处巡行按察，所到之地犒劳赏赐，浪费金帛，以巨万计数。这些都是鞭挞平民百姓，一铢一两一丈一尺地收刮他们，一旦使用起来就如粪土一般。可是乡村的百姓，只是苦于劳役，并不感戴恩德。农民的劳苦已经那样，国家的开支又像这样，到底用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让他们搜捕强盗，保卫乡村，那么有什么必要这样多呢？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而那些边远地方的百姓，以骑马射箭作为本业，将进攻作战作为习俗，从小到大，再没有其他的事情；中原的百姓，大半从事种田努力耕作，即使再交给他们武器，教他们攻击刺杀，在教场当中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好像很整肃，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同敌人相遇，咚咚敲起鼓来，响箭开始交接，他们败逃溃散可以预料，是必定无疑的。（后略）
唉！司马光用来反对保甲法的理由，不过如此而已。我这里试着辩驳他：他说民不了解军事已经百余年，因此民兵是不可以恢复的。人之所以贵于万物，是因为他们有学习的能力，即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事，如果国家鼓励，就没有做不到的，而何况是百年前已经有，还没有完全被消失的呢？如果像司马光所说，那么国家一切教育培训的政策都不能施行，难道只是保甲吗？他说“老人们不认识兵器，见有穿军服拿兵刃的，就叹息认为是不祥之兆”。他说话随意到可笑的程度，或者更厉害。如果大臣为国家谋求百年大计，而他们的政策却取决于乡间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知道了。正因为百姓不认识兵器，政府才应该使他们振作起来，更不能停止了。宋神宗与王安石所作果断迅速，在规定的期限内就看到了训练的成果。假如像司马光所说，全国忌讳谈军事，而只是以手拿冰来嬉戏，这对歌舞太平确实合适，而之后敌人的战马长驱直入，百城投降，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祥兆呢？他说：“保甲法草创之时，调度无法，每户百姓都被骚扰。”凡是属于草创的事情，没有积累经验，举措有失当之处，在所难免，然而也要看事情是不是应当施行。如果是应当施行的，即使有许多措施失当的地方，也不能马上停止。何况司马光提出这种问题的时候，距离熙宁保甲法的草创已经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习了此法，而这法也已经看到了效果。追究过去的罪过，这难道说公正吗？而何况过去因为百姓不熟悉而施行，本就会有骚扰，现在百姓已经熟悉了而要废止，难道说不是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不可，就更别说以暴易仁了。他说“犒赏的费用，浪费国家的财政”，似乎是这样，难道他不知道保甲所花费的，都是从财政或者裁撤军队的盈余中取得的，而没有动用户部的一文钱吗？不看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统计，因为改行保甲法的缘故，每年省六十余万的费用，而保甲和犒赏所需要的仅为三十余万，两者进行比较，所省的不也下不了三十万吗？（这里所举的是京城周边的统计，汇总全国的数字，会更多）为保护国家的安全，即使是多花费了，也是不可以停止的。现代的各国，不惜数亿万资金来建造舰队就是这个道理，更何况比以前有所节省呢？司马光的这些话，恐怕是要迷惑皇上啊。至于他最后所论，说中国的百姓，即使教给他们军事，也没有什么用途。他这样说，给他加个对百姓大不敬的罪名都是可以的。如果像他所说，那么外国人，理应永远是征服者，而中国的百姓，理应永远是被征服者（参见前面奏议的原文）。人民即使经过了训练而仍不能战，那些募兵，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一分子吗？那些募兵不能抵御外侮，就连五尺的儿童都知道，难道司马光不知道吗？现在只管说保甲不可参加战役罢了，而更不能依靠他们来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根据司马光的用意，难道不是以臣民的身份屈于北方异族天经地义而不敢背叛吗？唉！当时的那些贤人不满于新法，他们的理由仅是如此，从保甲法这一项，就可以看到其他了。
自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保甲法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虽然议论恢复而没有真的施行。到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托言绍述时的事，又重新倡导。但它的精神和形式，已经不再是王安石所施行的旧样子了。高安的陈汝锜说的多好啊！他说：“宋朝，是由武力衰败而衰弱的国家。将权被释于杯酒，而各地方的兵也就弱了；天子的禁军，都去守卫边境以备征讨，而京城周围的兵也就弱了；招揽一些游手好闲之人给他们刺上字而成为士卒，既搅扰当地百姓，还因供养他们而使百姓困顿，他们所在地方的防御力量就弱了。因此金国一作乱，攻下了朔代，围困太原，取得燕蓟，直接打到汴京，有南朝无人的感叹。而太后的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之恨。假如保甲不废，又能按时训练，号令一天天熟悉，家家有武器，人人同仇敌忾，纵然胡人入侵，又何至于一甩膀子就纵行数千里，没有哪个地方能阻挡他们的锋芒！而又何至于纷纷召集，颁下哀痛的勤王诏书啊！因此我认为编保甲法，训练民兵，已经预知将来必定有靖康之耻；而靖康时之所以河决鱼烂，正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了。顶着它的名义而放弃了它的实际，用度一天天多，而锐气一天天少，驱赶病残儿童赤手空拳与饥饿的豺狼搏斗，自然马上就死于利爪之下，这样还会去骂王安石吗？”（蔡上翔《年谱》中引）唉！这话真是说到了我心上。保甲法既然废除，将兵的制度也破坏，宋要想不南迁，怎么能够呢？然而给宋带来祸患的，真的是王安石吗？还是司马光呢？
第四保马
保马法，就是官府给百姓马，让百姓来代养，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等有急用时，就给他们钱然后拉去用。马是战阵的利器，于军事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历代都把马政当做国家的大政之一，就是今天各国也是这样。宋代的马极缺乏，在这之前设置有群牧监，常以枢府大臣为主管，用以增加它的分量。然而官马作弊很多，耗费很大，而不能收到应用的效果，到王安石时才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可自愿牧马，将陕西所购马匹挑选给他们。熙宁六年，又颁诏让司农寺立《养马法》，于是曾布等按诏令呈上规定：凡是五路义勇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有财力愿意养两匹的也可以。全都由监牧司现有马匹提供。或者官府给出马价让自己购买，不要强迫。开封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能超过五千匹。除了追捕强盗之外，骑马超过三百里都是被禁止的。在府界的，免除收买粮草二百五十束，增加供给钱币。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抵交纳钱。三等以上，十户组成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组成一社，以应付病死赔偿。保户马匹死亡，保户独立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户赔偿一半。每年检查一次肥瘦，禁止扣留。一共十四条，先从府界施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州县推行。
王安石所创的各个法中，最不合理的，要算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要求百姓来养，有损失就让他们赔偿，这不是施政的方法。元祐初施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它有伤百姓，按理来说，这话差不多是可信的。即使这样，王安石当时施行这项法令，也是有原因的。王安石所最关注的，是训练民兵，也就是保甲。而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官府不给就没有用的，官府给却又没有，因此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自己养，这只是与保甲法相关联而已。然而既然用这种法令，也应该有它的方法。保马法，是他在不应该干涉的地方干涉了，这是千虑中的一失。现代的各国，用来筹划马政的方法很多，这不关大局，就不细说了。
第五军器监
兵器不精，等于把士卒送给敌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就是这样。宋代从仁宗以来，拘泥于太平，兵器都腐朽锈蚀得不能再用了。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崇政殿说书王雱上疏说：
汉宣帝号称中兴贤明君主，可是历史上所说的能工巧匠，偏偏在汉元帝、汉成帝时期最精绝。这虽然是有关官吏的事，却关系到朝廷的政事。当今对外防御边疆祸患，对内戒备盗贼，可是全国每年征收弓弩、甲胄充实军库的按千万计数，竟没有一件坚固完好精巧锐利确实能够作为防备的武器。为臣曾经看到各州作院兵匠缺少，以至于拘捕市民来服役，所制作的兵器，仅仅是外表而已。武器库的官吏，计算兵器多少储藏，不要求有实用价值，所以积聚的虽然众多，但大都破旧粗劣。治政像这个样子，想要抗敌决胜，抗外治内，确实不行。如想精简军备，对天下表示太平无事，金属木料、丝麻、筋胶、兽角、鸟羽这些材料，都是百姓的财力，无缘无故聚集工匠而毁坏，非常可惜。不如另行制定法规，收聚几州的作院集合在一个地方，就像现在的钱监那样，选择懂得工艺的官员专管这些事务。并且招募全国的好工匠分散担任匠师，而在朝廷内设工官来总管这些事，察看所造兵器的精细和粗劣然后奖赏或惩罚，那样人人尽量想要做好，不加苛求就全都精良了。
皇帝听从了他所说的，第二年，设立军器监，总管内外兵器的政务，设判一名、同判一名。下属有丞，有主簿，有管当公事。在此之前，武器被三司所掌管，到这时废止，全部归军器监总管。凡是懂得兵器利弊的人，听任到军器监陈说，这时官民进献兵器制造方法的人非常的多。
（按）元泽是王安石的爱子，他的学问才能都有过人之处，可惜死得早而没有表现出来，而后人诋毁他不遗余力，即使是《宋史》记载的这奏章 ，也以为是逢迎皇上的意思，想要变更旧制。旧制度的弊端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想不更正，能够做到吗？看他所说的话，和现在东西各国的做法正暗合。国家要想强兵，非使武器精良不可；而想使武器精良，非得设置专门的官吏来主持这事情不可。如果还像宋朝以前的制度，让各州官吏按照旧例贡献，就是想让武器不朽坏而凑合着用也不可能，何况指望加以改良而更新呢？设置军器监，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当务之急，而执政的人神志不清，不曾提及，而元泽在千年前能说出来，他的见识不是很高远吗？按《宋史•兵志》所记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它所发明的新式军器，不一而足，督促的效果，就可以看到了。而元祐年间的改革，又全都废止了，仍让各路的作坊去制造，这真是元泽所说的聚集众人来毁坏天地间有用的材料啊。宋代这样做，即使不想南迁，怎么能做到呢？！
综观王安石的军政，大体上还是合理的，与当今各国的军政很相近；而他想变募兵为民兵，更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现在的中国仍然不能施行，而不这样施行是断然不能图强的。而他的保甲法，全仿照古制，不只是使人人为兵就罢了，而又使人人时刻都为兵。人人为兵，这是合理的，人人时刻为兵，这在古代的小国可能还可行，而不能在秦之后的泱泱大国施行。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战争当做国家的第一大事，而经济不过是为战争供应物资的。等到世界一天天文明，就将经济当做国家第一大事，而战争不过是保护经济的工具。人人无时不为兵，虽然说是农闲的时候讲武，而妨碍生产也是不少的。法令不是很完善，这是一点。再说古代的小国，如果都不当兵，就不能抵御敌人。后世天下一家，百姓的数目从数千万增加到数万万，让人人无时不为兵，那么国家本来就用不到这么多的兵，况且搜罗整个国家的财物，也不能给它提供费用。法令不很完善，这是第二点。唐代的府兵之所以要变为 骑，虽说是执政无术，也是形势的必然。然而王安石这人人皆兵主义，就最终不能施行吗？回答是：“又不是这样。”现在世界各国区分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这种方法是正确的， 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家卫国的义务，然而服役于这个义务，或一年，或二年、三年，过了这个时间，就分散去务农，没有什么大事，就不征调他们。这在各国已经是成熟的法令，即使将来有圣人，也是无法改变的了。问：“凭王安石的常识，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呢？”回答：“王安石可能已经看到了。”问：“既然见到了，为什么不施行呢？”回答：“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王安石执政时，国家本来就已经有募兵百余万，就是这各国的常备兵。按王安石的计划，本来是想把他们都废了用民兵代替。然而中唐以来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弊端，改变是不可以太急促的，因此就逐渐改变；一方面减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补它所裁掉的数额，于是就有称为上番的，上番的民兵，就是常备兵中的义务兵。而退番的民兵，就是预备兵、后备兵中的义务兵，谁说王安石看不到这一点呢？假使没有反对党的阻挠，王安石能更长久在丞相的位置上，那么怎知现代各国能行的军制，我国不能在千年前开创而成为世界的模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