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財政軍政，荊公之新法，殆盡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請括而論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荊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書言之最切。及執政，首注意于學校。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四年，以錫慶院朝集院為大學講舍，厘學生員為三等，初入學為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員百，內百二百，外舍不限員。其後內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其後諸路州府皆悉立學，而學官共五十三人。馬氏端臨謂是時大興學校，而教官只有此數者，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教者，以經為主，人專一經。至熙寧八年，以荊公所編著三經新義頒于學官焉。三經者，周官及詩、書也。
按三經新義，亦為當時及後世攻擊荊公之一大口實。史稱甦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其非在優等。荊公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其後遂頒三經新義雲。考荊公平日言論，多以一學術為正人心之本，則史所雲雲，諒非誣辭，此實荊公政術之最陋者也。蓋欲社會之進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無一不以整齊畫一為貴，而獨于學術則反是，任其並起齊茁，而信仰各從乎人之所好，則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靈，浚之而不竭矣。強束而歸于一，則是敝之也。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減。以荊公之賢，而猶蹈斯故智，悲夫！
考荊公當時，亦非于新義之外，悉禁異說，不過大學以此為教耳。夫既設學校，則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張之說。學校既為一國學術所從出，則此說遂若佔特別勢力于社會，此亦事勢所必至，無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國大學二三老輩之學說，頗為新進諸顏所抨擊。然舉國學者，大率仍誦習之，此亦無可如何也。然則是亦不足深為荊公罪矣。蓋使荊公而禁異說，則為戕賊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嘗禁之，不過提倡己之所主張而已。夫學者有其所主張之說，則必欲發揮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責任亦應爾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學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執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祿，此則學者之罪，而非倡新說者之罪也。三經新義，自元?廢黜以後，南宋學者，更抨擊不遺余力，自是數百年來承學之士羞稱之。詩書義出荊公子及其門人之手，已佚。惟周官義乃荊公所手著，本朝乾隆間修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掇拾重編，尚可得而見焉。吾嘗竊取讀之，其精要之處蓋甚多，實為吾中國經學闢一新蹊徑，自漢以迄今日，未有能過之者也。此當于第二十章別論之，今不先贅。而學者不察，隨聲附和肆為詆排，昌黎所謂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荊公未嘗禁人習王氏以外之學說，而反對荊公者，則禁人習王氏學說。然則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者，為荊公耶？為反對荊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元年，國子司業黃隱焚三經義之版，禁諸生誦習矣。大學諸生聞荊公之薨，欲設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詔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矣。欽宗靖康間，祭酒楊時奏言王安石著為邪說以涂學者耳目，請追奪王爵，使邪說淫亂不能為學者惑矣。高宗紹興六年，張浚為相，又申臨川學禁矣。由此觀之，以荊公視諸賢何如哉？當楊時之詆王學也，御史中丞王過庭劾之雲︰
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為正，所否者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甦軾為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為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為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眾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見時之不能服眾矣。
此言可為篤論。楊時何入？即程門高弟，依附蔡京以干進，而學者尊之為龜山先生從祀孔子廟庭至今未廢者也。而諸儒所以尊之者，蓋又以其排斥王學之功獨高也。當時程氏之徒，自以其學為孔子之正統，凡異己者，皆攘斥之。夫著書講學，闢他人之說以申己說，此固學者本分所當然，獨奈何欲挾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黨爭，前此不過在政見之異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錮甦氏之蜀學，繼焉荼錮王學，自是學黨之爭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終宋之世，誰生厲階，君子不能不深惡痛絕于楊時輩也。後此慶元偽學之禁，讀史者咸能斥之。夫韓冑之禁偽學則誠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誰乎？冑所為，亦請君入甕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學，雖非所願學者，然固敬仰之，豈敢妄詆！然于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異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為中國近數百年來學術之不發達，厥由程朱之徒務束縛人思想自由，實尸其咎，故今因論荊公經義而及之。
熙寧五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教以諸家兵法，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解釋之，生員以百人為額。
熙寧六年，又于大學置律學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佔入學。同年，又詔進士諸科及選人任子，並令試斷案律令大義。又于大學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補，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為尚藥醫師以次醫職，余各以等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雲。（此事宋史失載,今據《文獻通考》。但通考不言何年設立，但雲神宗時耳。）
此荊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觀其所設施，大率注重于京師大學，而各州縣之學，規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載耶，抑當時之力，尚有所不暇給也。至其大學，以校諸今日歐美各國，雖未可雲備，然觀其有律學醫學等科，與經學並重，則是分科大學之制，實濫觴于是，其起原視英之阿士弗大學為尤古矣。使非中道廢棄，能繼續其業以至今日，則豈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曇花一現，已足為我國學術史之光矣。當荊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馬光奏言︰“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必須，何必置為一科？使為士者預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則習法徒成刻薄，為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嗚呼！溫公此論，在今日法治論大昌之時，稍有識者當知其非，無俟深辯。果如其言，則今世諸文明國，非曾治法學者不得任官，宜其無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溫公之于荊公一舉一措，無論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遺余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後世讀史者，于當時一舉一措，無論大小，而必袒溫公以抑荊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第二選舉
科舉取士，非荊公意也，其上仁宗書論其弊詳矣。乃及其執政，而猶不革之者何也？則公自言之矣。其請改科條制札子雲︰“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對偶聲病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觀之，則僅罷詩賦而試經義，不過荊公權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為安也，然當時攻之者已雲起矣。
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直史館甦軾上議，略雲︰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于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余。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樸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讀軾疏，疑焉，以問荊公。公曰︰“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決，乃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佔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此當時科舉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數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嗚呼！荊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廢絕無一遺，獨此權宜不得已之制，為荊公所欲廢而及身未能廢之者，則沿襲數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廢科舉而代以學校，善之善矣！而當學校未成，而國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則科舉固不能驟廢矣。既不能驟廢，則與其詩詩賦又不如試經義，彼善于此，又至易見者也。乃東坡之言，一則曰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不由學。再則曰詩賦雖無用，然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三則曰詩賦何負于天下，而又痛詆興學之政為徒為紛紛勞民傷財。此真所謂莠言亂政，宜荊公斥彼輩為流俗也。今科舉已廢，稍有識者皆知其說之非，不俟深辯。然猶著之者，凡以見當時反對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類此也。以上三章，荊公當時所設施者，大端備矣。自作小節亦所在多有，非關一代興亡大計，則不著也。
（考異七）世傳荊公當國，設宮觀祠錄之官以處異己者，萬口相傳，莫知其所自來。王漁洋池北偶談乃更確指為熙寧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且引邱文莊世史正綱以為證，而御批通鑒輯覽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據者果又為何書，但考諸宋史職官志雲︰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增置焉。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然則此制不創于荊公甚明。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領宮觀者不可悉數，即以見于臨川集者論之，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除會靈觀使，在慶歷八年。賈文元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在嘉?二年。凡此皆遠在熙寧以前者也。熙寧初朝廷議廢宮觀使副都監，荊公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據此則荊公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听官志殆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瓊山漁洋之徒，于祠祿所由來載于諸書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與語史事哉！因論荊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譯文】
教育及選舉
民政、財政、軍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這些了。此外還有一兩點，在這里概括說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時所最重視的，他在《上仁宗書》中說的最迫切。他執政後，首先注意的就是學校。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學生員。四年，把錫慶院、朝集院作為太學的講舍，把生員分為三等︰才入學的為外舍，外舍升為內舍，內舍升為上舍。上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數。後來內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那一年，設置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五路學，讓陸佃等人為各路學官。之後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學校，學官共五十三人。馬端臨說這時大興學校，而教官只有這些人，是因為重視學官，不肯輕易授予隨便設置的緣故。
他們所教的，以經為主，每人專治一經。到熙寧八年，將王安石所編著的《三經新義》頒布于學校。“三經”，指《周官》和《詩》、《書》。
按《三經新義》，也是當時和後世攻擊王安石的一大口實。史稱甦嘉在太學，顏復曾策問王莽後周變法的事，甦嘉極力論說它的錯誤，得了優等。王安石發怒，于是逐走這些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事。選學官，不是執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後就頒布《三經新義》等說法。考察王安石平時的言論，大多將學術作為正人心的根本，那麼史書上所說的，估計不是誣辭。這確實是王安石政術中最丑陋的事了。要想保持社會的進化，首先要保證思想的自由，因此現代討論政治，沒有不以整齊劃一為寶貴，而只有學術不是這樣，任憑它一起成長，信仰也根據人自己的所好，那樣道理就越辯越明了。人的心靈，疏通而不會枯竭。強行束縛歸于統一，就會產生弊病。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而中國學術史上，光耀頓時減少，憑王安石的賢能，而仍舊走那條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當時，也並不是在新義之外，全都禁止異說，只不過是在大學以此為教育罷了。既然設立了學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們的主張。學校既然是一國學術的源頭，那它的學說就會在社會中佔有特別的地位。這也是事實必然，是無法避免的。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國大學二三老輩的學說，很是被新上來的賢才所抨擊，而全國的學習者，大都仍然學習他們，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而這也不足成為王安石的罪過。王安石禁止異說，就算是損害了思想自由，然而王安石並沒有禁止，只不過是提倡自己所主張的罷了。學者有自己所主張的學說，必定會想讓它發揚光大而行于天下，這不僅不悖常理，也是責任使他這樣，王安石有什麼過失呢？如果學者不求自立，而只是揣摩執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這就是學者的罪過，而不是倡導新說人的罪過了。《三經新義》自從元 年間（公元1086年~1093年）廢除以後，南宋學者對它的抨擊更加不遺余力，從此數百年來做學問的人差不多都這樣。《詩書義》出自王安石的兒子王 和他門人的手，已經失傳。只有《周官義》是王安石親手所寫，本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拾取重編，還可以看到。我曾私下讀過，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實在是為我國經學開闢的一條新蹊徑，從漢代到今天，沒有能超過他的。這將在第二十章 另外論述，這里不再贅述。而學者們不細看，隨聲附和恣意詆毀，不正像韓愈所說的“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嗎？王安石並沒有禁止人學習王氏以外的學說，而反對王安石的人，禁止人們學習王安石的學說，那麼束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是王安石呢，還是反對王安石的人呢？這又是不能不說清楚的。哲宗元 元年，國子司業黃隱燒毀《三經義》的版，禁止學生們誦習。大學的學生們听說王安石死了，想設齋祭奠，也被禁止。二年，下詔禁止科舉用王氏經義學說。欽宗靖康年間（公元1126年），祭酒楊時上奏說王安石著的邪說污染了學習者的耳目，請求追奪王安石的爵名，使淫亂邪說不再迷惑學習者。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張浚為丞相，又申請禁止王安石的學說。由此看來，以王安石對比來看這些賢人，該是怎樣的呢？在楊時詆毀王安石的學說時，御史中丞王過在朝廷上彈劾他說︰
《五經》含義精微，各家看法不同，把自己認為正確的當做正宗，所否定的當做邪說，這是一種偏見，嚴重失誤。不久前指斥甦軾為邪說，因而加以非常嚴格的禁止；現在這一禁令已經放寬，允許采用其中的長處，確實是通達的見解。而祭酒楊時矯枉過正，又詆毀王氏之學是邪說，這又是不對的。學生習慣于使用王氏學說，听到楊時的建議，群起指責他，楊時退避不敢出門，學生這才散去。這足以看出楊時的說法是不能服眾的。
此言可以說是確切的評論。楊時是什麼人呢？是程頤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進，而學者尊稱他為“龜山先生”，在孔廟中成為從祀至今沒有被廢。儒者們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學說中功績最高。當時程頤的門徒，自認為他們的學問是孔子的正統，凡與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們著書立說，排斥別人的學說而宣傳自己的學說，學者的本分就是這樣，而為什麼要挾持皇帝的力量來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黨爭，在這之前不過是政見的不同罷了。等到程氏的門徒們得志，就開始禁錮甦氏的蜀學，然後禁錮王安石的學說，從此開始學黨的爭論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問是誰造成的這禍端，君子們不能不對楊時這些人深惡痛絕。後來慶元年間（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偽學，讀史的人都能排斥。韓� 薪 毖 肥凳譴砦蟺模 歡 芟氳僥鞘甲髻剛呤撬 穡亢 械乃 魎 膊還 喬刖 胛桶樟恕Ｎ葉雜誄討斕難 擔 淥擋輝稈В 歡 簿囪觶 趺錘矣諭 于 咳歡 雜謚罹 擁耐 宰鶇螅 懦庖旒海 塹 桓腋膠停 ⑶胰餃 倌昀粗泄 醯牟環 錚 際怯沙討 廡┤思 κ 克枷氳淖雜啥 芮Ａ 越裉煲蛭 鬯低醢彩 木 宥 岬剿 br />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取文武官員懂軍事的為教授，教授諸家的兵法，編撰歷代用兵的成敗、前世忠義的節操，對足以成為典範的加以解釋，生員名額為百人。
熙寧六年，又在大學設置律學教授四人。凡是官吏學人，都能自己估量著入學。同年，又下詔進士各科以及選官員子孫入官，都要加試斷案、律令、大義。
又在大學設置醫學教授，以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以及在外的良醫來做，學生常進行春試，錄取名額為三百人。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職、補職，和其他各學的方法一樣。選用時，最高的是尚藥醫師，其次是醫職，其他都根據等級補官，為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等（此事《宋史》沒有記載，今根據《文獻通考》，但《通考》沒有說是哪一年設立，只是說神宗時罷了）。
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觀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師大學，而各州縣的學校，規模好像沒有形成，不知道是史書上沒有記載，還是限于當時的力量無暇顧及。至于大學，和今天歐美各國相比較，雖不能說完備，然而看他有律學、醫學等科，與經學並重，分科大學的制度可能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它的起源比英國的阿士弗大學還要古老。假如不是中途廢止，能繼續它的事業並延續到今天，難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嗎？然而即使是這樣的曇花一現，已經足為我國學術史的光榮了。在王安石最初設置法科時，司馬光上奏說︰“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須掌握的，何必設置為一科，讓做士的人預習。禮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為士果然能知曉道義，自然會與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曉道義，學習了法律也只能成為刻薄的人，為政哪里會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風俗敦厚了。”唉！司馬光這種說法，在今天法制論盛行的時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見識的人都會明白他的錯誤，如果真如他所說，那麼今天的這些文明國，不曾研究法學的不能擔任官職，那他們應該沒有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了。我一直不理解司馬光對于王安石每項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反對，並不遺余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後世讀史的人，對于當時的所有措施，無論大小，而必定袒護司馬光而貶低王安石，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選舉
科舉取士，並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在他給仁宗的上書中論科舉弊端很詳細，等到他執政，卻仍然不改革，這是為什麼呢？王安石自己說過原因，在他的《請改科條制札子》中說︰“現在想根據古代的制度來改革它的弊端，只是擔心沒有下手之處，應當先去除對偶聲病這樣的文章 ，使學習的人能專心研究經義，等朝廷興建了學校，講求三代教育選舉的方法，施行于天下。”由此看來，只是不考詩賦而考經義，不過是王安石的權宜之策，並不是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了，可當時攻擊他的人已經很多了。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議改變貢舉法，去除詩賦、明經等科的考試，以經義、論策考試進士，直史甦軾上議，其中說︰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辦法，在于求其實際。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實之政，那麼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嘗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即使沿用現在的辦法，我以為人才還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沒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實，即使在公卿和侍從之臣中也會常常憂慮沒有人才，何況學校和科舉呢？即使恢復古代的制度，我以為還是不夠。至于時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隨時廢興的不同，假使三代聖人重生在今天，他們選舉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徑，何必非要從學校中選出呢？慶歷年間（公元1041年~1048年）開始設學校，人們以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僅存空名。現在陛下一定要尋求有道德品行有學問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業績，就要改變今世的禮儀，變革今世的習俗。又得征發民夫來營建房舍，聚斂民財來供養游學之人，設學校安排教師；把不服教育的，貶斥到遠方，白白造成紛擾，這與慶歷之時有什麼不同呢？至于科舉，有的說鄉舉應該重德行而輕文章 ，有的說專取策論而取消詩賦；有的想要采用唐朝舊例，參考聲望而取消封彌；有的要改變帖經、墨義而考試大義，這幾項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來改正不正之風，以好惡作為習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設科舉建立名目來選取這樣的人才，就是教導天下的人共同弄虛作假。在上者以孝取人，就會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廬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會用殘破車子、騎病弱馬匹、穿劣質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無所不至。就文章 來說，則策論是有用的，詩賦是無益的；就政事來說，那麼詩賦、策論都沒有用處。然而從立國以來從未廢棄過的原因，在于認為設定法規選拔人才，從來都是這樣。近世文章 寫得華麗的，沒有人比得上楊億。如果楊億還在，他就是忠誠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曉經典研習古制，沒有人比得上孫復、石介，如果他們還在，就是迂闊荒誕的人了。從唐朝到現在，憑詩賦成為名臣的，不可勝數，對天下有什麼壞影響，而一定要廢止呢？
皇上讀了甦軾的上書，很是疑惑，問王安石，王安石說︰“如果說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為仕進沒有其他途徑，其中不可能沒有賢能的人。如果說科舉法規已經完善，那是還沒有啊。現在是少壯之時，正應當講求天下正理，卻閉門學作詩賦，等到入仕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這是科舉敗壞人才，完全不如古代。”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經及諸科進士，去除詩賦，各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種經典，兼學《論語》、《孟子》，每試四場，第一場大經，第二場兼經、大義共十道。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策三道，禮部考試就再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這是當時科舉的大概情況。而且這種情況沿襲數百年而到現在了。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麼多，都被廢除，沒有一個留下來的，只有這權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廢除而最終沒有廢除的，卻沿襲數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將科舉全部廢除而用學校代替，這是最好的事了，而當時學校沒有建成，而國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選拔人才。因此科舉是不能迅速廢除的，既然不能馬上廢除，那麼與其試詩賦，就不如試經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很容易看得出的。甦東坡所說的，一是說三代聖人再生于今天，他們選舉賢能也不會由學校出；二是說詩賦雖然無用，然而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三是說詩賦有什麼對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詆毀興學的政策只是勞民傷財，這真是所謂的莠言亂政，王安石斥責他們這些人是流俗是恰當的。現在科舉已經廢除，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他說法的錯誤，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寫在這里，是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反對新法的人，他們的說法沒有根據，所說都不成理，大概和這些類似。
以上三章 ，王安石當時施行的措施大體齊備，其余的小節還有許多，不關乎一代興亡大計，就不再寫了。
（考異七）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祠祿這樣的官來安置異己者，萬口相傳，不知這種說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王漁洋《池北偶談》更確定地指出那是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設，不是祖宗原來有的，並且引用邱文莊《世史正綱》作為證據，而御批《通鑒輯覽》也沿襲這種說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據的是什麼書？但考證《宋史•職官志》中說，祠祿這一官職，是用來讓賢者養老的，開始人數很少，熙寧以後增加了。又說︰“在京的宮觀一職，舊制是宰相執政充當，前任宰相留在京師的，多授以宮觀以表示優待和禮遇。”然而這種制度並不是王安石所創立的，這是很明確的。宋史諸傳中，前大臣罷政後被授宮觀這一職餃的不可勝數，就見于《臨川集》中的來說，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被授以會靈觀使，在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賈文元以檢校太師任景靈宮使，在嘉 二年（公元1057年），這些都遠在熙寧以前。熙寧初年朝廷議論廢除宮觀使副都監，王安石說︰“宮觀置使提舉都監，確實是冗散，但現在所設置，都是兼職，有特別安置的，朝廷禮當尊寵，不能以職事來要求。廢與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議冗費，那麼宮觀之類，自然有可議的，就不只是置使提取都監是可裁減的了。”根據這些來看，則王安石當國，怎麼會有增加員數的事？《職官志》大概也是根據誹謗者的話采用的。而瓊山、漁洋這些人，對寫在書上的祠祿來歷全看不到，怎麼和他們來論說歷史？因為論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辯詞在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