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語段鑒析 傳九  治國先齊家

類別︰經部 作者︰曾參 書名︰大學

    【原文】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悌(1)者,所以事長也;慈(2)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3)心誠求之,雖不中(4),不遠矣。未有學養于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5)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7)帥(8)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9)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10)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11),而能喻(12)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雲︰“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13)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雲︰“宜兄宜弟”(14)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雲︰“其儀不忒,正是四國。”(15)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注釋】

    (1)悌(ti)︰指弟弟應該絕對服從哥哥。ゝ慈︰指父母愛子女。ゞ如保赤子︰《尚書周書康誥》原文作“若保赤子。”這是周成王告誡康叔的話,意思是保護平民百姓如母親養護嬰孩一樣。赤子,嬰孩。(4)中 (zhong),達到目標。ぁ機︰本指弩箭上的發動機關,引申指關鍵。ゞ僨(fen)︰敗,壞,。堯舜︰傳說中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兩位領袖,即堯帝和舜帝,歷來被認為是聖君的代表。(8)帥︰同“率”,率領,統帥。ゞ桀(jie)︰夏代最後一位君主。紂︰即殷紂王,商代最後一位君主。二人歷來被認為是暴君的代表。(10)諸︰”之于”的合音。(11)恕︰即恕道。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說,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要讓別人去做,這種推己及人,將心比己的品德就是儒學所倡導的恕道。(12)喻︰使別人明白。(13)”桃之夭夭……”︰引自《詩經周南;桃夭》。夭夭(yao),鮮嫩,美麗。蓁蓁(zhen),茂盛的樣子。之子,這個(之)女子(子)于歸,指女子出嫁。(14)“宜兄宜弟”︰引自《詩經小雅蓼蕭》。(15)“其儀不忒……︰”引自《詩經曹風鳩》。儀,儀表,儀容。忒(te),差錯。

    【譯文】

    之所以說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別人的人,是沒有的,所以,有修養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國家方面的教育︰對父母的孝順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對兄長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長;對子女的慈愛可以用于統治民眾。《康浩》說︰“如同愛護嬰兒一樣。”內心真誠地去追求,即使達不到目標,也不會相差太遠。要知道,沒有先學會了養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一家仁愛,一國也會興起仁愛;一家禮讓,一國也會興起禮讓;一人貪婪暴戾,一國就會犯上作亂。其聯系就是這樣緊密,這就叫做︰一句話就會壞事,一個人就能安定國家。堯舜用仁愛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隨著仁愛;桀紂用凶暴統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隨著凶暴。統治者的命令與自己的實際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會服從的。所以,品德高尚的,總是自己先做到。然後才要求別人做到;自己先不這樣做,然後才要求別人不這樣做。不采取這種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讓別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詩經》說︰“桃花鮮美,樹葉茂密,這個姑娘出嫁了、讓全家人都和睦。”讓全家人都和睦,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和睦。《詩經》說︰“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和睦。《詩經》說︰“容貌舉止莊重嚴肅,成為四方國家的表率。”只有當一個人無論是作為父親、兒子,還是兄長、弟弟時都值得人效法時,老百姓才會去效法他。這就是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讀解】

    國家,國家,僅從語詞關系來看,國和家的關系就是如此血肉相連,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制社會時代,家是一個小小的王國,家長就是它的國王;國是一個大大的家,國王就是它的家長。因此,無論是國王還是家(族)長都有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貫穿國與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理解,“治國必先齊其家”。不過,進入現代社會,情況已發生了極大變化︰一方面,國已不允許實行家長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範已成為過去,就是孝、悌觀念也日漸式微,喪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的基本條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現象也不是“無之”,而是不難見到了,比如說,一個優秀教師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當政官員的公子以身試法等等。這類事情屢見不鮮,很是令人深思。從另一方面來看,《大學》的這一章反復強調以身作則,要求“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這些思想卻並不因為社會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對“欲治其國者”的告誡,值得推薦給當政為官的人作為座右銘;也是對儒學“恕道”原則的闡發,可廣泛應用于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我們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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