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並申金器首飾之禁者，尚未知部議如何，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若並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謂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銀于夷，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若變為通金于夷，則簡便莫過于此，其勢將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開礦為生財之源者，又有以行貝為助銀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已，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為便。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而集事之易，鈔法較勝于大錢。憶余官京師時，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鐫秩，嘗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曾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議實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說，未始不“犁然有當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丑，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工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則銅悉可以鑄軍器，十曰鈔法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語雲︰“窮則變，變則通。”或變為大錢，或變為鈔法，實為今日之亟務，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強，若長守而不變，則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屆矣。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錢幣芻言》，至詳且確，謝默卿郡丞又穩括為《鈔貫說》，至簡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書具在，毋庸贅述，惟近許辛木農部又著《鈔幣論》以闢之，則不過斗妍騁巧于文字間，不得謂後起者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