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A040]人之職，[A040]即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後代廠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恆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承鈞國用日削，五台山僧繼容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余兩，真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余兩，神宗元豐初元，冶銀二十一萬余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為稅。明洪武間，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 南（此下疑脫一“有”字）大理銀冶，萬歷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余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大都鑒于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開礦，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奏英德縣銅坑煉出銀，該縣洪 祭礦出銀過多，請封閉，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煌煌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雲︰“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系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未始無益。”
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