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末年，吾鄉某孝廉留京過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鮮衣美食，宴游吟嘯，習以為常。凡九上公車，而家計遂落。京居多所稱貸，歲暮，索負者盈門。孝廉素矜惜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為兩僕所救而甦。時同鄉官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來素密，亦隨眾至，乃瞠無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為？救之適所以苦之矣。”眾皆怪其持論之乖。逾數月，而某太史亦白縊，群救之不甦。時家大人在京，目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為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閑雅，筆研精良，斷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大夫之恥，宦運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于此者，自李許齋方伯開其端，而王少華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之，甚之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余年之間，此事乃層見疊出，論者率渭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豈其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