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人曰︰“周次立邑候（以勛）宰丹徒時，江浙大旱，所辦荒政最好。地處四沖，大吏過境者絡繹，供帳飲食率用六簋，不設海味，所費不過二金。當時州縣謁督撫，不送門包者，惟次立與陳曼生（鴻壽）兩人，雖索亦不應。嘉慶甲戌（1814），余挈家進京，過鎮江，次立亦以六簋餉余，曰︰“毋嫌其薄，數年來自督撫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謝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報客寓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椅上，一手猶執煙筒，目楮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初到此，向在某官處為長，隨以事逐出，雲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煙，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雲不知。驗其身，實系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冊羅列主人陰事多款。余念此冊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冊中多款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為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不泯而為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余年，余官吳門，聞人言次立為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