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江甦巡撫朱國治疏劾逋糧紳士，前二筆所紀昆山葉文敏公、無錫秦太史松齡，皆同時降黜者也。時修撰徐元文坐族人欠糧，亦左遷鑾儀衛經歷。是案三吳士大夫削天官、春官之籍者，多至萬余人，後起用不及什一二。雍正十年，山東撫臣奏紳士欠糧成習，法應褫，世宗以問部臣。部臣曰︰“法如此，不褫無以警眾。”時桐城張文和公以大學士綜吏部、刑部事，上復問及公。公頓首曰︰“紳士抗糧，固當褫，第山東頻年荒歉，情可原，乞聖恩寬限一年，倘來歲不完，繩以法未晚。”上惻然曰︰“爾言是。”遂有寬限三年之旨。公一言而東人免褫奪者，大小官吏及舉貢生監凡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或問朱公守法、張公原情，二者孰是。康祺謬謂，皆是也。先王之道，因時而張弛；名臣之治，隨地為寬嚴。山東夙非財賦之地，江甦不由水旱之災。康熙初政，租稅每絀于多逋；雍正中年，綱紀無憂其不肅。二事同罪異罰，是蓋兩朝聖人大中至正之權衡，非臣下所能意為厚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