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 知度

类别:子部 作者:吕不韦 书名:吕氏春秋

    【原文】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译文】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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