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洪武十八年，恩詔應天五府州為興王之地，民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于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蠰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並于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征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升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于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于官產，而官則少；在優免人戶，利于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減價出蠰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並于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于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于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于數省矣。
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已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于是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概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于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于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于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並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征，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干沒。萬歷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余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概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