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人之書，流傳曰帖，其真跡至明，猶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為帖學宜也。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故今日所傳諸帖，無論何家，無論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鉤屢翻之本，名雖羲、獻，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論。譬如子孫曾玄雖出自某人，而體貌則別。國朝之帖學， 萃于得天石庵，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流敗既甚，師帖者絕不見工。物極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蓋事勢推遷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厭舊學。冬心、板橋，參用隸筆，然失則怪，此欲變而不知變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為真書，師仿《吊比干文》，瘦勁獨絕。懷寧一老，實丁斯會，既以集篆隸之大成，其隸楷專法六朝之碑，古茂渾樸，實與汀洲分分隸之治，而啟碑法之門。開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論書法，視覃 老人，終身歐、虞，褊隘淺弱，何啻天壤邪？吾粵吳荷屋中丞，帖學名家，其書為吾粵冠。為窺其筆法，亦似得自《張黑女碑》，若懷寧則得于《崔敬邕》也。阮文達亦作舊體者，然其為南北書派論，深通比事，知帖學之大壞，碑學之當法，南北朝碑之可貴，此蓋通人達識，能審時宜，辨輕重也。惜見碑猶少，未暇發 ，猶土鼓 桴，椎輪大輅，僅能伐木開道，作之先聲而已。
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後，小學最盛，談者莫不藉金石以為考經證史之資，專門搜輯，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窮郊，或拾從耕父之鋤，或搜自官廚之石，洗濯而發其光采，摹拓以廣其流傳。若平津孫氏，侯官林氏，偃師武氏，青浦王氏，皆緝成巨帙，遍布海內。其余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圖》《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續編》《金石補編》等書，殆難悉數。故今南北諸碑，多嘉道以後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見碑，亦多《金石萃編》所未見者。出土之日，多可證矣。出碑既多，考證亦盛，于是碑學蔚為大國。 乘帖微，入纘大統，亦其宜也。
涇縣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于是此學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