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于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于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慊；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于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生之論，患在于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于論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

    昔者漢文帝時，干弋戢息，刑措不用，帑廩之間，貫朽粟陳，而家給人足周于天下。蓋三代以還，治之至盛者也。而賈誼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于是有“流涕”、“痛哭”之說，有“厝火積薪”之說，凜凜乎若危亡之憂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時，藩鎮方命于外，閹寺撓權于內，王威不行，皇綱日隳，鳴煤跚饔詿蠡導亂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為既治，又何耶？賈生之論過高，而責治為已詳；牛僧孺之論過卑，而失之于可為而不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