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為天下者，未嘗為苟且之說、速成之計，以求治于朝夕也；強力奮發以為之，至誠無息以持之。其初雖若迂闊而難就、澶漫而難立，而其終必將有所觀。
漢唐以來，號為善治之君者，漢一文帝，唐一太宗。（切）﹝竊﹞觀文帝即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矯偽告訐之風，尚未知教。賈誼上“太息”“痛哭”之書，勸之紛更，文帝則體吾之恭儉，舒遲以待之，寬厚以撫之，而未暇于紛更也。末年海內富庶，興于禮義，黎民醇厚，幾致刑措者，則文帝有以緩之也。太宗即位之初，關中旱蝗，戶口未盡復，太亂之後難治，盜賊未息。封倫進刑名、雜伯之說，以求近效。太宗則行吾之仁義，持之不變，為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終于斗米三錢，行不齎糧，夜戶不閉，歲斷死罪二十九，則太宗有以緩之也。蓋恭儉仁義乃其為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
若夫武帝則不然。不施仁義，而切切于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銳也，公孫弘進“期年尚遲”之說以誘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內虛耗，悔無可及，而唐虞之治益遠。玄宗則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急于致太平。其責治何太早也！李石進日久月長之說以堅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開元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難。吁！朝為賈而夕冀巨萬之獲，耕者未卒歲而乃求倉箱之積。為治不能遲之以歲月，而乃惑于苟且之說、速成之計。吾固知武帝、玄宗之治戛戛乎其無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