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论诚信第十七

类别:史部 作者:吴兢(唐) 书名:贞观政要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 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謇谔之辈,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为朋党,虽忠信而可疑;谓之为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正臣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政损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盖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欲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是则毁誉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孙卿所谓“使智者谋之,与愚者论之,使修洁之士行之,与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惠?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祸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经年而弗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间伦下之,吾可以不赏之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犹能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将有所间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治,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览疏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岂不得人?”征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实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益于圣明?”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传》称‘去食存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昔项羽既入咸阳,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谁夺耶?”房玄龄对曰:“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纣狎侮五常,武王夺之;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诚如圣旨。”

    【 译文】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废弃邪债的人,太宗对他说:“我所任命的人,都认为是贤人,你知道邪俊的人是谁呢?”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邪债的人是谁。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够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人;顺从陛下的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债的人。”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的清和浊,是决定于它的水源如何。国君是国家政令的发出者,好比源头,百姓像流水一样。国君自身搞诈骗,想要臣下办事正直,就像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按常理是不可能的。我时常因为魏武帝多搞诡计诈骗,很鄙视他的人品。用这样的方法试探群臣,怎么能够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他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让最广泛的信义在全国实行,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你说的办法虽然好,但我是不能采纳的。”

    贞观十年,魏微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建立了,那么臣下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了,那么远方的人会来归正。既然如此,那么德行礼义、诚实信用,‘是国家的大纲,关系到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不能有一刻废弃它。所以孔子说:“国君使用臣下要根据礼义,臣下侍奉国君要凭借忠诚。”又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人民如果对官府不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文子说:“说话要讲信用实行,信用在说话之前就讲求了;发令要有诚意,一定要执行,诚意在发令之后仍要坚持。”那么说到做不到,说话就没有信用;发令不执行,法令就没有诚意。没有信用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品德,对臣下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即使是在世道衰乱的时候,有德有才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的。

    自从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国,万方来朝拜,国库一天天充实起来,领土天天扩展。但是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没有完全诚实信用,纵然做事有良好开端,却不见能善终的缘故。它的形成是逐渐的,不只一早一晚。过去贞观初年,听到好事惊喜赞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高兴地听取劝谏。自那以后,逐渐厌恶直言规谏;即使勉强容纳,不再像过去那样宽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渐避免触犯君王;邪俊的小人,无所顾忌地施展花言巧语。认为同心同德的人是独揽政权,认为忠诚正直的人是诽谤别人。说人家是结党营私,即使他忠实诚信也觉得可疑;说人家是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觉得没有过失。坚定刚直的人担心独揽政权的罪名,忠诚直言的人忧虑诽谤别人的过错。甚至毫无事实根据地乱加怀疑,听信谣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意见,大臣没有谁能直言规谏。迷惑自己的视听,使理想的准则闭塞,妨碍施政,损害德行,恐怕就在于这里吧?所以孔子说“邪债善辩的口才会倾覆国家”,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

    而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内心不同。君子掩饰别人的过失,赞扬别人的优点;遇到祸患不随便希望幸免,牺牲生命去成全仁义。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危害别人保全自己。如果是要危害别人,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呢?如今想要求得到国家的治理,总是把国事委托给君子:而国事处置的成功失败,即又去向小人咨询。• 他们对待君子的态度是严厉而疏远,对待小人的态度是随便而亲近。亲近小人就无话不说,疏远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达。这样就是褒贬决定于小人,刑罚施加给君子,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能不慎重吗?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叫聪明人谋划的事,却和愚蠢的人去决定它;叫品行端正的人实行的事,却和行为污秽卑鄙的人去怀疑它。想要事情成功,能够办到吗?”一般水平的人,哪里没有小聪明?但是他们没有经国济世的才能,考虑问题不能作长远打算,即使竭尽力量和忠诚,还是不能避免国家倾败。何况内心怀有奸邪私利,迎合奉承,这种人成为祸害,不正是很严重吗?树立直的木杆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竭尽精神,劳费思虑,那事情得不到结果,也已经是明白的了。

    国君能够尽到礼义,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必须决定于对外、对内都没有私心,上下互相信任。国君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任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国君,就不能侍奉国君。信任作为原则重要啦了所以上天保佑它,吉祥而没有不利。从前齐恒公问管仲说:“我想让杯子里的酒发酸,肉在砧板上发臭,会不会损害霸业啊?”管仲说:“这实在不是好品德,然而也不会损害霸业。”恒公说:“怎样就会损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而不能任用,损害霸业;任用而不能信任,损害霸业;既信任又让小人干预他,损害霸业。”晋国大夫中行氏穆伯攻打鼓国,经过一年都不能攻下,愧间伦说:“鼓城的音夫,我认识他。请不用劳累将士,鼓城就可以得手。”穆伯不答理他。左右的人说:“不费一戟,不伤一兵,鼓国就可以到手,您为什么不干?”穆伯说:“间论的为人,奸债而不仁义,如果派他去把鼓城弄到手,我能够不奖赏他吗?如果奖赏他,这就是奖赏奸债的人。奸债的人得志,这就会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义而去做奸债的事。虽然得到鼓国,又会有什么用呢?”穆伯,是诸候国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辅佐,他们还能够这样谨慎地讲信用,远远避开奸俊的人,何况身为一统天下的大国君主,继承千秋大业的圣王,却可以让崇高盛大的美德,又再将有间断的情况吗?

    如果想让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淆,必须用德行来安抚他们,拿信用来对待他们,以仁义来劝勉他们,按礼节来节制他们,然后才能喜爱好人好事而憎恨坏人坏事,严明赏罚。小人不能施展他们的奸按,君子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只用德教而不用刑罚,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局面,哪里还会远呢?如果喜爱好人好事却不能进用好人,憎恨坏人坏事却不能摒弃坏人,有罪的不受惩罚,有功的不得奖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或许不能担保,想永远赐福给子孙,更有什么希望呢!太宗看了奏章,感叹说:“如果没有遇到你,从哪里能听到这些话?”

    贞观十七年,太宗对侍臣说:“经传上说‘宁肯去掉充足的食物,也要保持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孔子说:‘人民不信任的话,国家根基就不稳。’从前项羽占领咸阳以后,已经控制天下,如果他能够推行汉朝那样的仁信、谁能夺取他的天下?”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一种也不行。能够勤恳地推行它,很有补益。殷封王轻视侮弄五常,于是周武王去讨伐他;项羽因为没有仁信,被汉高祖夺取了天下,确实都像陛下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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