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 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嘆，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謇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听，郁于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于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太宗覽疏嘆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征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于聖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項氏以無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
【 譯文】
貞觀初年，有人上書奏請廢棄邪債的人，太宗對他說︰“我所任命的人，都認為是賢人，你知道邪俊的人是誰呢？”那人回答說︰“臣在民間，不能確切知道邪債的人是誰。請陛下假裝發怒去試驗群臣，如果能夠不畏懼陛下盛怒，直言進諫的，就是正直的人；順從陛下的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邪債的人。”太宗對封德彝說︰“流水的清和濁，是決定于它的水源如何。國君是國家政令的發出者，好比源頭，百姓像流水一樣。國君自身搞詐騙，想要臣下辦事正直，就像水源渾濁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樣，按常理是不可能的。我時常因為魏武帝多搞詭計詐騙，很鄙視他的人品。用這樣的方法試探群臣，怎麼能夠作為施行教化的辦法？”他對上書的人說；“我想讓最廣泛的信義在全國實行，不想拿欺詐的方法教導社會風俗。你說的辦法雖然好，但我是不能采納的。”
貞觀十年，魏微上疏說︰臣听說治理國家的基礎，必定依靠德行禮義；國君的保障，只在于誠實信用。誠實信用建立了，那麼臣下沒有異心；德行禮義形成了，那麼遠方的人會來歸正。既然如此，那麼德行禮義、誠實信用，‘是國家的大綱，關系到君臣父子之間的倫理關系，不能有一刻廢棄它。所以孔子說︰“國君使用臣下要根據禮義，臣下侍奉國君要憑借忠誠。”又說︰“自古以來人都有一死，人民如果對官府不信任，國家就立不住腳。”文子說︰“說話要講信用實行，信用在說話之前就講求了；發令要有誠意，一定要執行，誠意在發令之後仍要堅持。”那麼說到做不到，說話就沒有信用；發令不執行，法令就沒有誠意。沒有信用的言語，沒有誠意的法令，對國君來說就會敗壞品德，對臣下來說就會招致殺身的危險，即使是在世道衰亂的時候，有德有才的人也不會這樣做的。
自從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國，萬方來朝拜，國庫一天天充實起來，領土天天擴展。但是道德沒有更加深厚，仁義沒有更加廣博，為什麼呢？因為對待臣下的態度沒有完全誠實信用，縱然做事有良好開端，卻不見能善終的緣故。它的形成是逐漸的，不只一早一晚。過去貞觀初年，听到好事驚喜贊嘆，到貞觀八九年間，還高興地听取勸諫。自那以後，逐漸厭惡直言規諫；即使勉強容納，不再像過去那樣寬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漸避免觸犯君王；邪俊的小人，無所顧忌地施展花言巧語。認為同心同德的人是獨攬政權，認為忠誠正直的人是誹謗別人。說人家是結黨營私，即使他忠實誠信也覺得可疑；說人家是大公無私，即使他弄虛作假也覺得沒有過失。堅定剛直的人擔心獨攬政權的罪名，忠誠直言的人憂慮誹謗別人的過錯。甚至毫無事實根據地亂加懷疑，听信謠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陳述自己的意見，大臣沒有誰能直言規諫。迷惑自己的視听，使理想的準則閉塞，妨礙施政，損害德行，恐怕就在于這里吧？所以孔子說“邪債善辯的口才會傾覆國家”，大概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的。
而且君子和小人，外貌相同內心不同。君子掩飾別人的過失，贊揚別人的優點；遇到禍患不隨便希望幸免，犧牲生命去成全仁義。小人不以不仁為可恥，不畏懼不義，只要對自己有利，就危害別人保全自己。如果是要危害別人，那麼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的呢？如今想要求得到國家的治理，總是把國事委托給君子︰而國事處置的成功失敗，即又去向小人咨詢。• 他們對待君子的態度是嚴厲而疏遠，對待小人的態度是隨便而親近。親近小人就無話不說，疏遠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達。這樣就是褒貶決定于小人，刑罰施加給君子，確實是關系到國家的興亡，能不慎重嗎？這就是荀子所說的︰“叫聰明人謀劃的事，卻和愚蠢的人去決定它；叫品行端正的人實行的事，卻和行為污穢卑鄙的人去懷疑它。想要事情成功，能夠辦到嗎？”一般水平的人，哪里沒有小聰明？但是他們沒有經國濟世的才能，考慮問題不能作長遠打算，即使竭盡力量和忠誠，還是不能避免國家傾敗。何況內心懷有奸邪私利，迎合奉承，這種人成為禍害，不正是很嚴重嗎？樹立直的木桿卻懷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竭盡精神，勞費思慮，那事情得不到結果，也已經是明白的了。
國君能夠盡到禮義，臣下能夠竭盡忠誠，必須決定于對外、對內都沒有私心，上下互相信任。國君不信任臣下，就無法任用臣下；臣下不信任國君，就不能侍奉國君。信任作為原則重要啦了所以上天保佑它，吉祥而沒有不利。從前齊恆公問管仲說︰“我想讓杯子里的酒發酸，肉在砧板上發臭，會不會損害霸業啊？”管仲說︰“這實在不是好品德，然而也不會損害霸業。”恆公說︰“怎樣就會損害霸業呢？”管仲說︰“不能了解人，損害霸業；了解而不能任用，損害霸業；任用而不能信任，損害霸業；既信任又讓小人干預他，損害霸業。”晉國大夫中行氏穆伯攻打鼓國，經過一年都不能攻下，愧間倫說︰“鼓城的音夫，我認識他。請不用勞累將士，鼓城就可以得手。”穆伯不答理他。左右的人說︰“不費一戟，不傷一兵，鼓國就可以到手，您為什麼不干？”穆伯說︰“間論的為人，奸債而不仁義，如果派他去把鼓城弄到手，我能夠不獎賞他嗎？如果獎賞他，這就是獎賞奸債的人。奸債的人得志，這就會使晉國的士人舍棄仁義而去做奸債的事。雖然得到鼓國，又會有什麼用呢？”穆伯，是諸候國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輔佐，他們還能夠這樣謹慎地講信用，遠遠避開奸俊的人，何況身為一統天下的大國君主，繼承千秋大業的聖王，卻可以讓崇高盛大的美德，又再將有間斷的情況嗎？
如果想讓君子小人是非不混淆，必須用德行來安撫他們，拿信用來對待他們，以仁義來勸勉他們，按禮節來節制他們，然後才能喜愛好人好事而憎恨壞人壞事，嚴明賞罰。小人不能施展他們的奸按，君子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只用德教而不用刑罰，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局面，哪里還會遠呢？如果喜愛好人好事卻不能進用好人，憎恨壞人壞事卻不能摒棄壞人，有罪的不受懲罰，有功的不得獎賞，那麼國家危亡的日子，或許不能擔保，想永遠賜福給子孫，更有什麼希望呢！太宗看了奏章，感嘆說︰“如果沒有遇到你，從哪里能听到這些話？”
貞觀十七年，太宗對侍臣說︰“經傳上說‘寧肯去掉充足的食物，也要保持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孔子說︰‘人民不信任的話，國家根基就不穩。’從前項羽佔領咸陽以後，已經控制天下，如果他能夠推行漢朝那樣的仁信、誰能奪取他的天下？”房玄齡回答說︰“仁、義、禮、智、信，稱為‘五常’，廢棄一種也不行。能夠勤懇地推行它，很有補益。殷封王輕視侮弄五常，于是周武王去討伐他；項羽因為沒有仁信，被漢高祖奪取了天下，確實都像陛下說的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