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 譯文】
貞觀初年，太宗對主管撰寫國史的房玄齡說︰“近來看前後漢史書上載有楊雄的《 甘泉》 、《 羽獵》 、司馬相如的《 子虛》 、《 上林》 、班固的《 兩都》 等賦，這些文章既然辭藻體裁虛浮華麗，沒有勉勵警戒人的好處，憑什麼寫在史冊上？如其有上書論述政事，文詞直率，道理中肯，對于治國有裨益的，不論我采納不采納都要記載下來。”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世隆上表請將太宗的文章編輯成文集。太宗對他說︰“我主持國事發出詔令，對人民有好處的，史書已經記上，足可以傳于後世。如果辦事不效法古代，政治腐敗危害人民，雖然有詞藻華麗的文章，終究要留給後代恥笑，這不是我需要的。不過像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隋場帝，也大有文集傳世，但是他們所作所為大多違反法度，國家都在短時間內滅亡了。大凡君主只在于道德品行，何必要從事文章的寫作呢？”太宗始終不允許。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任諫議大夫，兼任起居郎。太宗問他說︰“你近來主持起居注，記錄了哪些事？大概對皇帝來說可不可以看？我想看這些記載的原因，不過是再看看所作所為的得失，用來警惕告誡自己罷了！”褚遂良說︰“現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用來記錄皇帝的言行，好壞都記下來，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未听說皇帝要親自觀看起居注。”太宗說︰“我有不好的事，你一定記嗎？”褚遂良說︰“我听說遵守君臣道義不如忠于自己的職責，我的責任是從事記錄，為什麼不記呢？”黃門侍郎劉泊進言說︰“皇帝有過失，就像日蝕和月蝕一樣，眾人都看見。即使褚遂良不記，天下的人也都記下來了。”
貞觀十四年，太宗對房玄齡說︰“我時常觀看前代的史書，表揚好的，斥責壞的，足夠作為後來的規勸和告戒。不知道自古以來當代的國史為什麼原因不讓帝王親自看看？”房玄齡回答說︰“國史既然好壞必須寫上，是希望皇帝不作非法的事。只是怕有些記載與皇帝的意見相抵觸，所以不能讓當代皇帝親自看。”太宗說︰“我的想法與古人迥然不同。今天想親自看看國史，如有好事，固然不必論說；如有壞事，也是想作為鑒戒，使自己得到改正罷了。您可以撰寫抄錄送進來。”房玄齡等人就把國史刪簡，按年代次序編寫成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呈送給太宗。太宗看到六月四日事件，文字很多隱約不明。就對房玄齡說︰“從前周公討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亂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魯國安寧，我做的事，其大義與這些事相同，是為了安定國家、有利于百姓的緣故罷了。史官提筆記錄，何必勞煩去隱瞞？應立即刪除虛飾多余的文字，直截了當把事情寫出來。”侍中魏微上奏說︰“我听說皇帝處在極尊貴的位置上，沒有什麼顧慮懼怕，只有國史，用來懲罰壞的勉勵好的，記載不真實，後代有什麼可看呢？陛下現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詞，很合最公正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