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之上，親有常恩，賢有常任。親者自親，不必侵賢之職；賢自為賢，不必賴親之寵。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 季同登三事，五叔無官，是其義也。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事展親。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權，是以童昏並進，驕奢累積，沈溺放恣之欲，晏安 毒之病，往往極其所至，而家國俱害，適足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貫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錄之，親親之義也。親親則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後，不以小忿廢懿親。親親也，不以私恩貽民患；仁民也，不以愛親殘其民，不以愛民妨其親。誠信之中自生經制，享崇高之奉，無治民之責。立法善後，無過于此。漢初藩國之制，天子獨為置丞相，其王國之官自內史以下，皆得自除。諸王又于許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屬，所雲內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稅者也。御史諸官，皆其自置，則法令刑闢選舉之權悉不領于天子，是以謂之外重。吳楚之後，一切奪之，山海之利亦不使專，而後合于古，非過刻也。甸師之制，所不可廢。惟景王殺佞夫，誠為不友，又在父服之內，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遺體，故君子深惡之，以為失子行也。鄭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穎達持論甚平。漢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笞服其臣，使證其君。故中山有聞樂之泣，君子傷之。六朝則假以重權，權重而禽 。秦隋則御以嚴威，威積而草 。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禍遂得末減，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隱衷惟以防胡為亟。又即位未幾，即有奸臣之誅，故其心又以防奸為亟。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蓋以外𥕜元孽，內御奸邪也。此其為心，原與眾建諸侯以固盤石之義不同，故一覽葉伯臣疏，即以離間致罪，蓋大拂其指而疑為宰輔游說，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後，為宗社計長久亦當上體高皇之意，徐參賈生等謀國之說。要以權歸朝廷，統一大宗，雖以漸圖之，不為失時。夫賈生取譬髖髀斧斤，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但以賈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禮讓之風。 錯則鹵莽急遽，無仁恩和義，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兩宮間矣。當建文君即位，未及 年改元，數月之間即殺一王、廢二王，能勿亟乎？不知當時謀國諸臣操斧斤以割髖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賈生之意，視 錯為更遽，謂之何哉？謂諸君子為失計固不可，謂得處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國家，免生民于湯火，弭忠貞之誅夷，亦未可許也。大抵後人學問彷佛古人，未審義理之實，不諳緩急之際居多，往往以此誤國而身名殉之。故精義之學，尤處事 也。賈生為文帝謀，所以彈壓諸侯，了如指掌，以後事觀之，無不符合。蓋生之計，欲文帝王其兩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為一國，自淮以北至河為一國，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輔翼太子。此二國者，橫經中土，三吳、三齊皆在其外，長安之勢益固，此勝算也。文帝但從淮北之計，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陽，徙淮陽王武居之，謂之梁王。未嘗從其淮以南為一國之計，亦未徒代王參于淮土，是從誼計者半，未從者半也。蓋文帝處心積慮，不忍絕淮南厲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從誼計。數年之後卒王之，誼復極陳其禍，當時亦不省也。觀後日吳楚反時，止一梁王抗其鋒，而江北之王未聞與梁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親，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國手足相救，其抗御吳楚更易為力，且形勢既壯，未必不先折其謀，不敢合從西向矣。然後知賈生計果善也。至于藩王自處，亦良有法。河間獻王以禮樂為學，史家稱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遂為古今賢王之首稱。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憲頗峻，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詞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耽。其匿跡若此。此三王者，禍何由至乎？範氏引晏子幅利之說而美明帝節諸子歲租，亦救敗保終之篤論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與畔逆相距懸絕，而為賓客所誤，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樂浮華遠篤實也。夫浮華則志奢，奢則不孫，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祿之法，苦無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內受祿天子，五世以外親盡則祿亦盡，听其自為生計，但存厥屬，籍以免婚嫁之瀆、族類之夷，加以復除身家稍別黎庶爾，此外亦無可如何也。若賈誼之書亦曰，地盡而止，未聞更益以地以待生齒之繁。且漢劉輔、唐李石，未聞養以宗祿也。可類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