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臣之義，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國家者，則專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結理他事出竟，聞齊宋將伐魯，矯君命與二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為法，以為大夫君之貳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末盡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專，君側則不可。華元子反，君在行閑，可以取旨而行。 克聞邾人之言，亦當按師不動，請命後還。乃平國不待命，旋師不待報，皆為亂義也。叔孫豹之違命，非違命也，而春秋以違命責之，蓋君弱臣強之時，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國內知我君命之不可違，則強宗恐懼，義士生心，乃匡時矯俗之變體。若其下比邾滕，非關機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順。故罪以違命而不可辭，春秋之後，郭子儀盟回紇，公子結之義也。汲黯發粟，近在竟內，可以取旨，當與華元同責。富鄭公往來遼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孫之過。若陳湯之事，以責 克者責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晉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義備焉。此二事者，又當別論也。凡春秋之內，實與而文不與，皆事之行義而臣子自專者也。以其行義，故實與之；以其自專，故文不與。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義之當從、幾微之宜辨，苟一閑未達，未可臨大事而不奪。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趙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軍。世豈有食客三千，獨以身赴鄰人之難若匹夫匹婦計劃無措者哉？蓋爾時已伏矯詔奪軍之謀而兵符不可得、壯士不可得，是以商諸老俠客。非以俠客之言始兆此謀，亦可知已。事定之後，門下諸客更欲洗滌其跡，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奪軍之謀歸諸侯生，其實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托。溧陽女子、江上漁父，疑似之跡，尚捐軀示信，侯生身與逆謀，在人耳目之前，國法之討行且見及，先事而死，可謂知幾，未可謂徇義也。總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鄰好之急，卻暴戾之秦，尚有得于齊桓之義，故節取之。而子長好奇，欲納諾賢者之域，然戕大將以弱宗國，于理則悖矣。呂後欲王諸呂，平勃順從，議者非之。然天下事當論全局，不當處處繩以禮義，使才智之士難于措手也。大臣之義，固當守正不撓，然大臣守正而與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則權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亂之權，屬諸他人，雖事會變遷，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張華，庶幾無事以圖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為行權，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從呂後，呂後必絕滅漢宗而自取之。後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適使漢之諸王不能以生易死，漢之宗廟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暫听呂後，則諸王可以生易死，宗廟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呂氏可圖，漢室可安，平勃之權與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猶取之，況平勃實克反正者乎？厥後袁安、任隗、樂恢、何敞當竇憲之世而能制其凶惡，保護幼主，又奚取夫引領受誅、危及君國者乎？蓋此事之局，當呂後之世決難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呂後死，然後起而圖之，乃定理也。議者安得鹵莽言之？ 錯削𤩊諸侯，遂致吳楚之亂，爾時調兵遣將、策餉制械、搜間諜、執反側，搶攘紛亂，勞苦怨嘆者遍天下，皆咎始禍一人，錯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聞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既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為群言所動，亦未必發之太遽也。師丹議錢幣，初從民間所苦，後從有司所復。民間所苦者，錢代龜貝，輕齎易盡；有司所持者，行錢既久，變法多怨。此大臣虛心廣謀、舍己從人之美也，當時以為忘其前語，由此見劾，宜乎後世大臣堅持己見，不肯改易前說，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泄，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寫其草，幾事不密，不可謂無過也。陳湯之事，劉向雖引古證今，要亦論理之言，不敵開邊生事之說為切利害，但以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責，而沒前美，懈邊將之心，掣任事之肘，張設蔽賢之綱，郁結舉世之氣，雖僅不生事于邊，而國家之事恐從此益壞，故有陳湯一事，即不可無劉向一疏，然後古今之士明于輕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為無弊，豈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湯雖薄賞于當時，而沒身之後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雖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誣也。一切沮賢蔽善之徒，徒為人所唾罵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