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事多遺漏，如薛道衡死，煬帝曰︰“復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及李密牛角掛《漢書》並侍直仗下，煬帝斥為黑色小兒之類，列傳中皆不書，似覺疏略。不如此皆事又叢碎無關系者，不過《世說》及詩話中佳料，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入唐為民部尚書，何稠入唐為將作匠，陳茂入唐為梁州總管，此宜俟他日編作唐臣。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世，遂為立傳于《隋書》，更見當時公論在人，毫無忌諱。虞世南在貞觀時寵遇甚優，而其兄《世基傳》內直書罪惡，不能稍掩，尤見史筆之嚴也。惟房彥謙在隋世本無事跡可紀，而特載其與張衡書數千百言，敘為佳傳，未免以其子玄齡時方為相，且總知諸史，故稍存瞻徇耳。張衡與晉王廣謀篡，文帝臨危時，廣使衡侍疾，俄而帝崩。此何等事，而《衡傳》不載，僅于《宣華夫人傳》內附見之，則亦未為直筆。至于韋孝寬雖立功于周，然隋高祖攝政時，尉遲迥懷異圖，孝寬奉命馳往察變，得其反狀，乃亟西還，每至驛輒驅傳馬而去，復謂繹吏曰︰“蜀公（即尉遲迥）將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騎來追，每驛無馬，有盛饌，遂追不及，而孝寬得回，使高祖嚴為備，則孝寬之盡心于高祖可知，是《隋史》宜為立傳，而竟不書，豈以《周書》內已有傳，故不復復出耶？然其子韋壽方立傳于《隋書》，則孝寬有功于隋之處，何妨于《壽傳》內敘入，乃《壽傳》既不敘入，又于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李密歸唐，封邢國公，以其隋末嘗臣于越王侗，故亦立傳于《隋書》。然密入唐旋復被誅之事，何以又不書？此不可解。伊婁謙一生事跡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道事跡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北史》︰源師以孟夏龍見當雩，高阿那肱聞之，以為真龍出，驚起問龍所在。師曰︰“此龍星見，非別有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隋書》則述阿都肱語曰︰“何乃干知星宿？”此語殊不及《北史》之明爽。《通鑒》︰來護兒奉命由海道征高麗，猝聞楊玄感反，回兵擊之。諸將以非詔旨為疑，護兒曰︰“高麗之事小，玄感之患大，如以違命見責，我自任之。”遂回，破玄感。《隋書》但雲玄感作逆，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此語似不如《通鑒》之有生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