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疏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界豺虎可也。
【譯文】
人類開始有了在社會關系中的行為準則，就有了被稱作家和稱作國的概念。父親像父親，兒子像兒子，君像君，臣像臣，親疏關系分辨清楚了，等級次序就有了區別。兒子要為父親隱瞞過失，品德正直也就包含其中了，這是《論語》所遵循的道理；不記自己國君的大錯，書寫歷史，內外有別，這是《春秋》所遵照的原則。自此以後，大家都遵照這個老規矩。史官遇到涉及自己的國君和父親的地方，在言詞上一定多加隱瞞回避，雖然在堅持正直的原則方面有所不足，但卻保存了名分禮教。至于有些人舞弄文墨，遮蓋過失，掩飾錯誤，如虞預對王隱低毀欺辱，沈休文向裴子野認錯而消除矛盾，對史實的取舍出于主觀的猜測之說，懲罰和褒獎全由自己的筆頭執行，這是作者的丑惡行為，為人們所共同憎恨。也有常常是事情出于憑空，言詞多屬虛無︰或是虛假地寫別人的好處，借以作為給人的私人恩惠；或是誣陷地寫別少拍勺壞處，用以報復對人的個人仇恨。如王沈《魏錄》濫述貶滴甄後的詔文，陸機《晉史》夸大抵御諸葛亮時所打的勝仗，班固接受賄賂才作記載，陳壽向人借米才肯立傳，這又是記載歷史的奸賊，撰著史書的凶人了，即使把他們放在大庭廣眾中示眾，把他們扔給豺虎吃了也不算過分。
【原文】
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杰。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談言媚主，用雪伯、叔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後枚刊，而炎柞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雲︰“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于株歸，群烏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凳，故加茲謗議者也。
【譯文】
然而歪曲史實的史書，歷代都有。假如是大家都知道的，這里就不提了。有一些是前人所沒有發現，後人所不知道的，今天略微增加一些不同的說法，以表示首先發現。查《後漢書•更始傳》中說他懦弱，開始即位的時候，面南而立，接受群臣朝見，羞愧流汗，以手刮座位，不敢抬頭看。劉聖公作為一個身份賤微時就能交結俠客報仇，避難于綠林，被稱為豪杰的人，怎麼可能到了貴為帝王的時候，卻反而成了這樣呢？這大概是作者歪曲史實以迎合當時的當權者，突出光武帝的美好形象；用奉承的話來討好君主，以洗雪伯升、文叔兄弟對他的怨恨吧。況且東漢的歷史記載，出自于東觀，有的是漢明帝所定，有的是馬皇後作了刪削。而漢代國運長久，史料未作修改，于是使後來別的朝代追撰．後漢史時，所傳的就是虛假的記載了。陳壽《三國志•劉後主傳》說︰蜀國沒有史官的職務，所以不知道有關禍福徽兆的事。查史書有“黃氣出現于株歸”、“成群的烏鴉墜落到江中’，、“成都說有大星出現”、“益州說沒有宰相之氣”，如果沒有設置史官，這些事怎麼能寫進書里？大概就是由于父親受過晃刑的侮辱，所以才加上這樣誹謗性的議論。
【原文】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書以元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于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于蠻貂之邦。夫以敵國相仇，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于史邪？
【譯文】
古時候諸侯並肩爭雄，勝負不定。而史官記載時，對別國的值得稱道的事情必定記載，對自己國家的壞處並不隱諱。到了近古，听不到有這樣完全出以公心的人了。國家必定是說自己的好，別人的不好。而魏收因為元氏出于邊遠之地，受到華夏各族的輕蔑，于是就對元魏自我標榜抬高身價，把它比做姬姓的周朝、劉姓的漢朝。對南朝想方設法排斥貶低，把它說成是蠻夷之地。如果國家互相敵對，交戰結仇，記載在聲討的檄文中，可以用來誣蔑對方，而編列在史籍之中，就不能亂說一氣。假如不能深刻理解這一點，怎麼能談論歷史呢？
【原文】
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知倉領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嘆，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劫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憊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丑正，盜憎主人之甚乎！
【譯文】
那些史書中隱諱的筆法，誣蔑的記載，數量雖然不多，但要說起它們要承擔的罪責，那麼過失就不算少了。而魏收的《魏書》中夾雜的不能當真的話，大概要超過一半，確實是所知道的倉領以來的史書中少有的。而李伯藥《北齊書》卻稱它為“實錄”,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李伯藥的亡父生前沒有顯達的時候，魏收給他取字“公輔”，字由魏收所取，事與顧元嘆相似。既然要有恩德就報答，所以就用憑空加以贊美來作為報答。但如果要說他們無所偏袒，則正如說“昭公知禮”，我是不信的。古語說︰“指明敵人是奸賊，才可以征服他。”像王韻那樣的直言而不受屈服，可以和古人相提並論，可是魏收立論偏激，說他有愧有正直的原則。不指明對方的罪狀，就輕易加以誅戮，這就是所謂的“兵起無名，難為制勝”了。探究這種議論的起因，大概是因為王君愁寫書沒有隱諱，得罪了當時的人；或者是有人借助史臣之手，報復私人所受的恥辱。要不然，怎麼把正直說成丑惡，如同強盜憎恨主人，到了這種程度呢？
【原文】
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粟，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刃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譯文】
霜雪交加之時，才顯出青松的貞操；國家動亂危亡之際，才能考驗出忠臣的氣節。如漢末的董承、耿紀，晉初的諸葛誕、毋丘儉；南齊興起時有劉秉、袁粟，北周將亡時，則有王謙、尉遲迥。這些都是不惜破家，以身殉國，視死如歸的人。可是歷代的史書，都稱他們為叛逆，將用什麼來激勵和發揚名分禮教，以鼓勵忠心事奉君主的人呢？古代史書的記事，讓賊臣逆子恐懼；今天史書的記事，使忠臣義士羞愧，如果南史、董狐有靈，必定在九泉之下切齒憤恨！
【原文】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嘆，豈獨于今哉！
【譯文】
從梁、陳以後，隋、周以前的各朝史都是貞觀年間眾人所修撰，近古的事情容易了解，情況的真偽可以探求。至于像朝廷的顯貴大臣，其父親、祖父必定有傳，而考察其中的事跡，都是子孫所為。如果在民間察訪，向老人詢問，事情就和史書所記不同，史書中有很多言實不符之處。過去前秦有人沒死，驗證了符生所受的種種誣陷；蜀國有老人還在，才知道諸葛亮所受的很多冤枉。這是自古以來人們所嘆息的，哪里只是今天才有的？
【原文】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癢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愧于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譯文】
史書的功用，在于記載功過，表揚美好，憎恨丑惡，得失在于一旦，榮辱關系千年。假如違背了著史的這個原則，還能做到公正嗎？但是自古以來只听說因為秉筆直書的被殺，沒听說因為歪曲史事的獲罪。所以隱侯沈約的《宋書》多不真實，梁武帝蕭衍知道了而並不責怪；伯起魏收的《魏書》雖不公正，齊宣帝高洋看過了而並不譴責。因此使史臣能夠愛憎全由自己，褒貶隨心所欲，明里不怕公認的法規，暗里心里不感到慚愧，要做到實錄，不是很困難嗎？唉，這也是治理國家的君主所應當懲戒革除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