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低。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銼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嘖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譯文】
人的認識有暢通，有滯塞，人的神智有昏饋，有清醒，對同一件事物的低毀贊譽因此而不同，喜愛憎恨因此而有異。三王受到誹謗，遇到魯仲連得以澄清；五霸大有名望，踫上孔夫子而受到低毀。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標準，而鑒別卻沒有一定的認識，要使評價審核得能夠恰如其分，大概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吧。何況作為文獻的史傳，精深廣博，假如學者不能探究其中的隱微之處，獲取其中深遠的含義，如何能夠辨析它們的利害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惡是非？
【原文】
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
【譯文】
看《左傳》其書，是《春秋》三《傳》中最好的，而在漢、魏兩代，竟然不列入官方教學內容。儒學學者都輕視《左傳》一家，而竭力推崇《公羊》、《谷梁》二傳。以左丘明身為魯國史官，在孔子手中接受《春秋經》，論時世，他和孔子處于同一個時代；論才德，他和孔子同樣認為某些品德可恥。而另外兩家，師從孔子的弟子，跟隨顯貴的門人，才識本不相同，年代又相互懸隔，怎麼能拿那得自傳說的二《傳》，和這親受傳授的《左傳》相比呢！再說二《傳》道理有所偏頗，言詞多有鄙俗，和《左傳》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知，《墨守》、《膏育》，是迂腐儒生的虛妄之作；“賣餅家”、“太官廚”，確實是有識之士的高明評價啊。
【原文】
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俠備，紀事詳贍，觀者臀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敘三干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雲︰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厄，遂匿空而出；宣尼既姐，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後。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氦，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囊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浚發午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譯文】
到了《史記》、《漢書》相繼出現，前後相接。王充著書，已經以班固《漢書》為好，司馬遷《史記》為差；張輔立論，又以《史記》為優，《漢書》為劣（王充說班彪文義透徹完備，記事詳細而豐富，讀者把他列第一，把太史公列第二。張輔《名士優劣論》說，人們討論司馬遷、班固的才學優劣，多以班固為高，我認為錯了。司馬遷敘述三千年事，五十萬字；班固記二百年事，八十萬字。煩省無法匹敵，班固不如司馬遷是一定的了）。然而這兩種書，雖然互有長短，有關它們得失的評價遞相出現，但是它們大抵上風格相同，可以作為一類。張晏說︰“司馬遷死後，亡佚了《龜策列傳》、《日者列傳》，褚先生補上了所缺佚的篇章，言詞鄙俗粗陋，不是司馬遷的本意。”查司馬遷所撰寫的《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說虞舜被困，就說他藏身于井壁空穴中，穿孔而出；孔子死後，門人就推奉有若為師。這些記載的鄙俗，又超過了褚先生的補作，怎麼能只是指責褚先生，而完全推崇司馬遷呢。劉軌思討論漢代史書，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批評他本紀中不列入少帝，反而卻編入了高後。考少帝劉弘並不是劉氏的後代，而是別人所生，私下養在漢家宮里。當時國無君主，呂氏行使皇帝權力，所以借她行使權力的歲月，用來編年。而呂後的言行事跡，自有《外戚傳》詳述。好比周成王尚未成年，史書把周公攝政作為編年；周厲王流亡在氦，歷法以共和作為紀日，而周公、召公，又各有《世家》記事。班固仿照過去的慣例，非常合適恰當。難道說雖然是頗費匠心創造出來的東西，反而要受到目光拙劣的人的譏笑嗎？
【原文】
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略雲︰“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斡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縛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低訶，知其妄施彈射矣。
【譯文】
劉祥撰寫《宋書•序錄》，－一評說各家晉史，概括地說是︰“何法盛的《晉中興書》蕪雜而缺少氣質；王隱的《晉書》、徐廣的《晉紀》，沉淪而缺乏華采。”史書的敘事，應當明辨而不浮華，質樸而不埋俗，它的文辭正直，它的事情確實，只要這樣也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像孔文舉的文章那樣含有特異的氣質，和劉公干的文章一樣有一股飄逸之氣，像揚子雲的文章那樣內含美質，像司馬相如的辭賦那樣文采飛揚，這是擺弄聚合華美的詞藻，雕刻描繪漂亮的文章，要想稱為實錄，難道可能嗎？以此來低毀指責史書，可見是無的放矢亂加批評了。
【原文】
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逾五百，其書隱沒，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于周日，《莊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稽、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段而不朽，揚名于後世者乎！
【譯文】
人的被廢黝和興起，是時機造成的；人的困窘和顯貴，是命運造成的。而史書也正是如此。《尚書》佔文，為《六經》之首；《春秋左傳》，為三《傳》之主口而從秦代直到晉代，五百多年，這兩種書都被埋沒，不在世間流行。經過梅嘖將古文《尚書》寫本進獻朝廷，杜預為《左傳》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然後被推重一時，千百年享有大名。至于老子《道德經》寫作于周代，莊周《莊子》成書于楚國，遇到漢文帝、漢景帝才開始流傳，踫上稽康、阮籍才受到珍貴，像這一類的，不勝記載！所以說“廢棄還是興起，決定于時機；困窘還是顯貴，決定于命運。”假使當時沒有識寶的人，世上缺乏知音的人，就像《論衡》沒有遇到蔡伯嘈，《太玄》不是踫到張平子，一定會煙消火滅，湮沒無聞，哪還談得上死而不朽，揚名後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