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浩，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
【譯文】
古人編述前人的典籍，哪里僅僅是傳述呢！或是因為後人難以明白其對史料取舍的含義，或是因為後人難以清楚其對是非的評價。因此《尚書》中匯編典浩，孔夫子辨析其中的類別；《詩經》中編排風雅，卜商疏通其中的含義。前代哲人所著作的東西，給後來人讀，假如丟失了作者的意圖，就難以傳授。而有人毫無根據地穿鑿附會，隨意地解說著作的本源，這就違背了作者的深刻意圖，誤導了世人的視听，他所犯的謬誤，豈不也是很過分嗎？
【原文】
昔夫子之刊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陳、蔡，始作《春秋》。夫以彼幸修，傳諸治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葛而創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
【譯文】
當年孔夫子寫作魯國史，學者們都認為是有感于獲麟而作。查子思說過︰“我祖父在陳、蔡兩國之間遇到困窘，開始寫作《春秋》。”作為祖父傳給孫子，要追求真實記錄，難以失誤。這就是說，有著曲折地表示褒貶意義的《春秋》，是因為厄于陳、蔡而開始寫作，遇到西狩獲麟之事，因為感傷于麟出現得不是時候而停止寫作。儒者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為是孔夫子听說麟出現，揮袖擦淚，說“我的學說完了”，然後才動筆編寫《春秋》，追記下“五始”，確定“三叛”的名字。這難道不是因為獨自學習，不和別人探討，因而孤陋寡聞所導致的結果嗎？
【原文】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于晉會，長狄埋于魯門，葛盧之辨牛鳴，炎卜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于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
【譯文】
孫盛說《左氏春秋》寫到吳國、楚國就很簡略，荀悅《漢紀》講到句奴就簡單，是用這種方法表示對夷狄的輕賤。查春秋時期，各個國家相互交錯對峙，水陸要道關口不通，史官所記載的，很難周到詳備。而漢代則不一樣，四海一家，司馬遷可以乘驟車到各地搜集自古以來散失的各諸侯國古史，而且各州郡向朝廷上報文書檔案及統計材料，都先集中到太史那里。已經可以完備到這種程度了。何況當時的吳楚居于偏僻的南方，和中原在地理上隔著大江高山，和魯國之間，相隔尤其遙遠，左丘明所記錄的，哪能完備。而巨如果認為是蠻夷就一定要簡略，那麼如駒支參與了晉國召集的會議；長狄的頭被埋在魯國子駒門下；葛盧能夠辨識牛的鳴叫；鄭子知道以鳥名作官名的原因，這一些人都是邊遠小國的人，地位最為低下，尚且吸收他們的小事，出現的史書里，哪有像吳國和楚國這祥的君主和上等國家結盟，勢力能夠壓迫周王朝，和華夏民族爭奪統治權，威迫欺凌強大的晉國，反而能遺棄呢】還有荀悅編著史書，抄摘班固《漢書》。他在對事情的取舍中國、外國同樣看待，夷蠻、華夏均等處理，不是只對外族地區簡略，而偏偏對漢朝詳細。孫盛既然懷疑左丘明排斥吳、楚，于是也無中生有地說劉仲豫貶抑匈奴，可算是為了湊足曲子，硬要彈奏出平庸的音調來。
【原文】
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戴，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i氏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雲︰“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于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毖。”案史之于書也，有其味f則記，無其事則網。尋遷之馳鶩今佔工，卜下數千載，存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兒、齊生于秦世弓，死于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若伍子肯、大夫種、孟柯、墨翟、賈誼、屈原之徒元，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幾，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稱。又遷之紙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雲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始，此之乖刺，復何為乎？
【譯文】
即使是明月珠，也不會沒有瑕疵，即使是夜光璧，也不會沒有癱紋。所以作者著書，或許會有毛病。而後來之人不能指斥池的毛病，反而掩飾他的錯誤，于是就推演開來，硬要為作者解釋。這樣做的人也有很多啊。如葛洪說︰“司馬遷發憤著作《史記》一百三十篇，把《伯夷列傳》放在列傳的最前面，用來表明行善的人得不到回報；把項羽列入本紀，用以表明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是有德之人。”查考《史記》的編寫，是有事跡的人就記載，沒有事跡的人就空缺。司馬遷馳騁于古今，上下幾干年，春秋以前，得到遺事的，大概只有首陽山這兩個人罷了。假如是伯夷、叔齊生在秦代，死在漢代，卻往上排列在列傳的前面，或許可以說是司馬遷有那個意思。如今是考查人物的年代先後，按順序編排，這就是理所當然了，有什麼好奇怪的呢？如果定要說司馬遷是因為伯夷為善而得不到回報，把他放在列傳之首，那麼像伍子青、大夫文沙種、孟柯、墨翟、賈誼、屈原等人，有的是奉行仁義卻沒有人重視，有的是為君主盡忠卻受到殺戮，為什麼不根據他們的品行分類，編在一起，卻是篇目不同，各自為卷呢。還有，司馬遷的纜漏謬誤之處，種類很多。既然把陳勝列為世家，已經沒有根據，那麼把項羽列為本紀，又何必有什麼理由。如果說他因為遭受了腐開」，怨恨漢武帝，所以書中就違背了凡例，心里就有了偏激．那麼像重視黃、老而輕視《六經》，提升奸雄而抑降處士，這種錯誤，又是為的什麼？
【原文】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工，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後，幽逼主上，罪百田常汪，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扮。劉主地居漢宗賈，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忿︰譬以侯泊，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通。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枚承，；蜀乃潛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雲孔︰二陛下邁蹤古聖玲，蕩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詞，而無所革也碑”。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
【譯文】
隋朝內史李德林寫文章，說陳壽是蜀人，他撰寫《三國志》，偏袒蜀國而貶低魏國。這種說法被載入國史，作為讓後人信從的話。考曹公開創帝王的事業，殺害皇後，囚禁君主，犯下的罪過百倍于田常，造成的禍害千倍于王莽；魏文帝曹工作戰沒有武略，治國喜好奢侈，殘酷殺害忠良，疏遠忌恨同抱。而陳壽的評語都是模稜兩可，不加褒貶。蜀先主劉備門第是漢室宗族，順應了道義而興起，無論順利還是險阻，都不屈不撓，從頭至尾都沒有毛病好挑。和帝王相比，可比夏少康、漢光武這樣的中興之君；和諸侯相比，可比秦繆公、楚莊王這樣的一代霸主。而陳壽的評語壓抑他的長處，專攻他的短處。如此說來，是把被司馬氏的晉朝所繼承的魏作為有正統地位的國家，把蜀作為受中原正朝的嫉恨的冒名的偽政權。所以他要千方百計地稱美曹魏，無中生有地非難劉蜀。那里會背離曹氏而偏向劉氏，疏遠魏國而親和蜀國呢（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中說︰“陛下繼承古代聖人的業績，心胸坦蕩無所顧忌，所以即使書中有誹謗的言論，我也放任它們而不作修改）？陳壽沒有那樣的文字，李德林卻有這樣的說法，不是憑空虛構的錯誤論調嗎？
【原文】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工，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鶯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同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賓；賈後無道，《女史》由其獻哉。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皿。
【譯文】
習鑿齒撰寫《漢晉春秋》，以曹魏政權為偽政權，這是確定了道路之正邪，道理之順逆。而檀道鶯卻說他寫書時正是東晉桓氏執政的時候，所以撰寫此書，想要杜絕恆溫不忠心事晉的念頭，防止他凱覷帝位，爭奪天下。一一考察古代的飽學之士寫文章婉言諷諫其主上的有很多。如齊王同不檢點德行，陸機因此作《豪士賦）)；賈後荒淫無道，張華因此獻《女史敲》。這些都是短篇小文，可以輕易寫成。哪有改變了三國的地位，改變了正統的歸屬，編成一部要干百年流傳的史書，卻借助它暫且提供議論，以勸誡當時人呢。這豈不是費力卻沒有功效，廣博卻並不重要，與班彪的《王命論》又有什麼區別呢？以情理來推究，不應當是這樣。
【原文】
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雞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雲︰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于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迅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界，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件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鶯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艾，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系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縴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元，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膺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
【譯文】
自從西晉政局大亂，五胡建國稱帝。崔鴻收集各偽政權的史書，聚成《春秋》，它所編列的只有十六家。魏收說︰崔鴻的先輩世代在江南為官，所以他的書中不編入司馬氏的晉和劉氏的南宋、蕭氏的南齊的史書，又怕有識之士責難，不敢公布于世。考當時中原沒有統一的君主，天下大亂，那遙遠的南方政權，成為正統王朝。就是讓孔子再世，南史重生，終究也還是不能有別的說法，與此不同。怎麼能把偽國史都不加記錄的，反而怪罪崔彥鶯呢？而且如果認為崔氏祖先在南朝為官，因此而偏擔南朝，那麼他的祖先首先遷居廣固，委身于慕容氏，為什麼記載慕容氏的南燕政權，卻與眾胡族並列，愛憎的道理哪有這樣的？再看崔鴻書的原則，都是以普為主，也就像班固《漢書》中記載吳廣、項羽．必定以漢朝年號紀年；陳壽《三國志》記述孫吳、劉蜀，都以曹魏為主。他哪里只是遺漏南朝的史事，不取南朝的史書而已川自只不過是魏收自己撰寫魏史，把南朝政權列為《島夷傳》，不希望中原所著的史書推崇江南，所以就借著批評崔書，來消除自己的羞愧。再說東晉、宋、齊的史書，考察所記載的數量，達將近三百篇，而偽政權的史籍，僅滿百卷。如果讓魏收來糾正崔鴻的“失誤”，南、北史書混編，這樣就有四分之三是江南的事。不僅肥瘦不等，多寡不均，更兼以東南的國史，都要紀、傳有所區分。這又體例不純，難以編排了。魏收的矯情虛妄，能說盡嗎！
【原文】
于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頤；或一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捐，成其佳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譯文】
于是考證各家的不同說法，參驗作者的本意，有的出自自己的想法，空有探究之名芝有的不切實際地加以指責或贊揚，特為表示自己的不同。而流俗的遷腐儒生，後起的膚淺學者，學習他們的偏激，受其影響而造成錯誤，自以為見到了別人所未見到的，听到了別人所未听到的，把這些異說掛在嘴上，作為談話資料。只有明智的人不會被迷惑，無所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