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則憑李雯；揚子雲之草《玄》也忿，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于莊周，範嘩則參蹤于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譯文】
著述之人相互仿效，自佔以來就是如此。所以列御寇闡述理論，根據的是老子；揚子雲寫作《太玄》，完全學習孔子。符朗的《符子》路子與莊周相同；範嘩序論追隨仿效賈誼。何況史臣所記錄的言詞浩博，如果不向前代賢哲學習，怎麼能遺留給後世的人呢？
【原文】
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于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垂相。而淮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賣。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雲“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承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大概摹擬的體例，其方法有二種︰一叫貌同而心異；二叫貌異而心同。
為什麼這麼說呢？古代各諸侯國任命官員，卿與大夫有區別。如果在國史中記載，卿也稱作大夫，這是《春秋》的體例。當秦朝有了天下，地域比殷朝、周朝還要廣闊，諸侯變成了帝王，稱宰輔為垂相。而誰周撰寫《古史考》，想要排斥貶抑司馬遷《史記》，學習摹仿孔子的《春秋》。書中寫李斯被棄市，說是“秦殺其大夫李斯”。用諸侯國的大夫稱呼天子的承相，以此來摹擬《春秋》，就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于魯國，直雲“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雲“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在春秋時代，諸侯國很多，《春秋》每寫到別的國家，都寫出它的國號來，至于魯國，直接稱“我”就行了。至于像晉朝君臨天一「，海內大同，君主沒有了主客的區別，臣僚沒有了這一國和那一國的不同。而干寶編撰《晉紀》，說到天子下葬，必定要說“葬我某皇帝”。當時並沒有其他皇帝，哪來的“我”呢。這樣地摹擬《春秋》，這也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雲︰“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雲︰“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狄人滅亡了邢、齊二國，國君死亡，都城的人民遭到屠殺。齊桓公行使霸主的職權，讓滅亡了的得到復興，使斷絕了的繼承下去。《左傳》說︰“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是說上上下下安寧如常，不失舊日的典章規範。像孫皓暴虐無道，吳國人民不聊生，晉軍討伐吳國，吳國人都盼望早點來。而干寶《晉紀》說︰“吳國滅了之後，江南忘亡。”難道江南人在晉朝的清明政治下，就像在歸命侯孫皓統治時一樣嗎？這樣來摹擬《左傳》，‘又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注︰音征。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得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雲“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春秋時的各諸侯國，都用夏正（音征）。魯國因為遵行周天子禮樂，所以只有他們使用周朝歷法。至于像《春秋》中寫“元年春王正月”，年是魯國君主的紀年，月則是周王朝的紀月（考《竹書紀年》，才開始清楚這個含義，而自古解說《春秋》的人，都胡亂加以解釋）。如曹氏的魏國、司馬氏的晉朝，身為帝王，不是作為諸侯護衛天子而遵行天子的歷法的。而孫盛的《魏氏春秋》、《晉陽秋》二書，只要寫到一年之首，必定說“某年春帝正月”，既然年代已經編入帝紀，而在月上又列上帝字，這樣來摹擬《春秋扒又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雲︰“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日︰“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五始”所起頭的，就是《春秋經》；三《傳》並起，各自解釋經的含義。如《公羊傳》屢屢說︰“為什麼寫呢？為了記某件事。”這是先引《經》里的話，接著是解釋的詞語，文勢使其如此，並不是史書的體例。像吳均的《齊春秋》，每寫到災變，也說︰“為什麼寫呢？為了記錄異常之事。”事情沒有別的議論，話是自己說的，卻自問自答，難道是敘事所應該有的道理嗎？這樣來摹擬《公羊傳》，又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且《史》、《漢》每于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于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佔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菜《周書》于《伊婁穆傳》首雲“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雲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復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譯文】
而且《史記》、《漢書》都在列傳的開始寫人物的姓名和字，到了傳中有稱呼人物的字的地方，就不再交待這是字，因為在傳的開頭已經交待。如《漢書•李陵傳》說隴西任立政到匈奴去召回李陵，“李陵稱呼立政的字說（顏師古注說︰稱呼他的字）:‘少公，回去容易啊！"，前面沒有交待任立政的字，這里就說“字立政曰少公”的原因，是省略掉的文字從這里可以知道。至于令狐德菜的《周書》，在《伊婁穆傳》開頭說︰“伊婁穆字奴干。”後面說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上面寫了他的字，下面又說“字”，難道是敘事要簡易，文字去重復嗎？這樣來摹擬《漢書》，又是叫做“貌同而心異”。
【原文】
昔《家語》有雲︰“蒼悟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則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悟之讓，姓孔字仲尼者軟蕊？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翁，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于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譯文】
過去《孔子家語》中說︰“蒼悟人娶妻很美，把她讓給自己的哥哥。雖然讓，但是不符合讓的原則。”又揚雄《法言》中說︰“有讀書人姓孔，字仲尼，文字是是那些文字，而本質卻不是。”如前面的這些人，摹擬古代的作品，大概就是蒼悟讓妻、姓孔字仲尼之類吧？所以古人說︰時代不同了情況也就不同，情況不同設施也要不同。定要用上古帝王的原則來要求今天的人民，這就是為什麼韓非子要撰著一篇《五蠢》，敘述宋人有“守株待兔”的故事的原因了。世上的著述之人，一心追求新奇，喜歡編排古人的文字，敘述今天的事情，自高自大地認為是《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只能顯示出他的無知無識。
【原文】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棲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譯文】
而有見識的人就不是這樣，為什麼呢？他們的摹擬，不是像畫圖中的寫真、像熔鑄中的象物這樣的相似。他們所相似的，是取道德學術上的一致，經義名理上的相同，如此而已。也就像孔夫子地位低下，只是一個普通人，到處奔波而不被接納，卻能師法堯、舜、文、武，加以陳說。又何必身居帝王之位，位處君主之尊，然後才說是和帝王同類呢！
【原文】
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肇，彌益其丑。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雲︰“彭生乘公，公亮于車。”如干寶《晉紀》敘憨帝段于平陽，而雲︰“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左丘明編撰《左傳》，是記敘事情是最好的。自晉代以後，仰慕摹擬它的人很多，類似于東施效肇，更增加其丑陋。但要找偶爾摹擬得好的，也有可以說一說的。
君父被殺害，是作臣子的所引為恥辱的事，原則上應當略說，不忍心直說。所以《左傳》敘述桓公在齊國遇害，只說︰“彭生幫助公登車，公死在車中。”如干寶《晉紀》記敘晉憨帝死于平陽，只說︰“晉人見到這種情況大多哭起來，賊君害怕，帝崩。”這樣地摹擬《左傳》，就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于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助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僕，于是始與韻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一件事可能一時沒有寫完，就先提起事情的開始，後面再寫出它的結束，前後相配合，分開記同一件事。如《左傳》成公七年，鄭國俘虜了楚國鐘儀獻給晉國；到成公九年，晉國釋放鐘儀回楚以求與楚和解，就屬于這類情況。到裴子野的《宋略》敘述索虜兵臨江邊，太子劉韻叫武士推倒徐湛之、江湛．徐、江因此與劉劫有矛盾。三年後，就有了徐、江被劉韻所殺的事。這祥地摹擬《左傳》，又是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徉；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雲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廠r。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凡是列舉姓名，很少同時列出字來。假如前後交叉使用，讀者自然明白。如《左傳》前面稱羊斟，就在下面稱叔樣；前面稱子產，後面出現就稱國僑。就屬于這類情況。到了裴子野《宋略》也是如此。怎麼見得？它前面寫桓玄，下面就稱敬道；後面敘述殷鐵，就在前面先稱景仁。這樣摹擬《左傳》，又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雲︰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在《左傳》與《論語》中，有時記述人物問答，假如不是有很多詞句，只是互相回答對方的話而已，就連續地寫出對話，去掉“對曰”、“問曰”之類的敘述詞。如裴子野《宋略》中說︰李孝伯問張暢︰“你姓什麼？”答︰“姓張。”“張長史嗎？”這樣地摹擬《左傳》、《論語》，又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于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俊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倍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有些有道君子，他們的功業不寫出’來，而出現在人物對話中，附帶表明他的長處。如楚武王想要討伐隨國，熊率且比說︰“季梁在，我們得不到好處︰”到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听說慕容俊死了，說︰“中原可以謀劃得到了。”桓溫說︰“慕容格在，正是很值得憂慮的時候！”這樣摹擬《左傳》，又叫做“貌異而心同”。
【原文】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蜷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韻《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佔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即將敘述某件事，必定先埋下伏筆，前後相互彌補，不用回過頭來倒敘的方法。如《左傳》記敘叔輒听說有日蝕而哭泣，昭子說︰“子叔大概要死了吧？”秋七月，叔輒死。到王韻《齊志》記敘張伯德夢見山上掛絲，佔卜的人說︰“大概要做幽州長官了吧？”秋七月，張伯德被拜為幽州刺史。這樣來摹擬《左傳》，又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于郊，先濟者賞，而雲︰“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助《齊志》述高季式破敵于韓陵，追奔逐北，而雲“夜半方歸，架血滿袖。”夫不言奮架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架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譯文】
文字雖然缺省簡略，道理卻很明顯，這是《左傳》的文體。如敘述晉軍在鄴地打了敗仗，宣布先渡河的有賞，說是“上軍、下軍爭著上船，船中的斷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來”。不說要上船的人搶著用手攀住船舷，先上船的人用刀砍斷他們的手指，而是只說“船中的手指可以用手捧起來”，讀者自然就像能看到當時的情況一樣。到王韻《齊志》記述高季式在韓陵打敗敵軍，追趕逃敵，說是“半夜才回營，架上的鮮血染滿了衣袖”。不說他奮架深入敵陣，刺殺敵人很多，而是只說“架上的鮮血染滿衣袖”，讀者也就知道這一層含義了。這樣地摹擬《左傳》，又叫做“貌異而心同”了
【原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于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雲︰“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網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譯文】
一般來說，魏以前的作者，大多仿效《三史》；晉代以後，則喜歡學習《五經》。史書文字淺顯而容易摹擬，經文含義深刻而難以摹擬，既然難易有所不同，所以摹擬的得失也不一樣。貌異而心同的，是上等的摹擬；貌同而心異的，就是下等的摹擬。但是人們都喜歡貌同而心異的，不喜歡貌異而心同的，為什麼呢？原來鑒賞見識不高明，嗜好喜愛多怪癖，喜歡那些像是史書的史書，而憎惡真正的史書，這就是子張所嘲笑魯侯的，有葉公好龍的比喻。袁山松說︰“著史書的難處有五︰繁雜而不整齊，一難；庸俗而不典雅，二難；不作真實記錄，三難；賞罰不中肯縈；四難；文采不足，質樸有余，五難。”擬古不能得當，這是最難的，為什麼獨缺了這一條？可嘆啊！自從司馬遷以來，似乎大家都沒有看到這一點。後來的明達之士，應該引以為鑒啊！
